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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4岁，我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初一暑假，我从一个广东小山区，跑到顺德的一个制衣业发达的小镇，想找一份暑假工。
那是2008年，正值金融危机，很多小厂都倒闭了，十天过去了我还没找到工作。当时户籍制度还没放开，城市管理条例依然严格，走在街上随时有被警察查暂住证的可能，而我没有暂住证。
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同样在找工作的女孩。她告诉我，她刚辞职的那个制衣厂在招暑假工，我便请她带我去。
工厂有点远。我的工作是在制衣厂里剪线头，按件计工资。在我去之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在做，她很友善，给我了一些指导。但是我有些不安，总觉得抢了她的工作。
中午回去吃饭，但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是我是第一次走出家门，不会看红绿灯，不认识那些纵横交错的路，也不会坐公交车。
我像木头一样站在路边，不敢问路，也不敢在同一个位置站太久，怕有心人发现我迷路，会对我不利。我等啊等，终于鼓足勇气向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女生问路，但万万没想到，这些女生冷漠地把脸转开了。
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才从厂里摸回我住的地方，我害怕这段我不熟悉的路，因此没有再去。
不久后，家里花生该拔了，我就回家了。第一份工作结束了。
2
第二份工作是在初二的暑假。我姐夫的姐姐和丈夫在毗邻广西的一个镇上开了个宵夜档，他们缺帮手，于是叫我过去。
那是一份日夜颠倒且完全没有私人时间的工作。
我住在老板家，包吃包住。这使我的工作既包括饭店的工作，又包括家政。只要醒着，就在上班。
只有老板看没有生意了，才会决定收工，一般是到早上三点到五点。五六点收拾妥当才能睡觉，中午11点到12点起床。
饭店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老板掌厨，老板娘负责管煲仔粥、蒸味、卤味和煎炸，还要带刚出生的女儿，所以一应打杂、下手皆是我的工作。
每天中午一起来，我就开始洗所有的碗筷、盘子、煲、桶、罐、茶杯、茶壶……手要在油腻腻的巨型洗碗盆里浸泡一两个小时。
洗完后，开始择菜、削皮，去梗和黄叶，每一种都有几篮，还要剥蒜头、削姜，每天的分量都是家里半年的分量。然后，我开始往十来个茶壶里放茶叶，在十来个纸巾筒里装好餐巾纸;然后剁菜馅儿，包十几笼饺子，做十几板芋丝糕……
到了晚上8点，十来张桌子，几十张椅子，我需要把它们搬出去，摆正。全部摆开就开市了。之后就是无休无止地奔跑，点菜、送碗、送杯、送酒、送菜……腿上的肉都被裤子磨破了。
到凌晨四五点收工时，我已经累得不愿开口说话。但当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时，我又舍不得睡觉。总是会挣扎着看一会旧杂志或是写写日记。很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意识模糊了，字歪了，句子写成了别的意思，因为实在太困了。
我的小房间在二楼面街的地方，木板窗户。早上六七点，街上就会喧闹起来，我仅有的几个小时睡眠，不时会被打断。长期的熬夜工作、睡眠不足，不到半个月，我的头发开始大把脱落，每天我梳完头，都能从地板捡起一把头发。那时我15岁，很害怕变成秃子。
那时我15岁，很害怕变成秃子。
工作辛苦，还会不时遭受来自客人的为难和调戏。
有一次点菜，客人见我拿本子记菜单，他火了，“你这是在给犯人录口供!叫你老板来，你今晚就等着哭吧!”
曾有一次，几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几杯酒下肚后，就拉着我的手问多少钱一晚，嘴巴吐着污浊的酒气。我吓得要命，老板和老板娘赶紧来解围。
其实老板自己，才是个真正的色狼。有一次趁着老板娘不在，他给我看手机，上面正放着一个视频，一群社会青年强暴一个女学生。他看着我哈哈大笑，我才知道他是故意的。有一次他甚至一手拍在我的屁股上，我气得当场就要走人。
从此我再不敢单独跟老板相处，他似乎也忌惮我向老板娘告状，收敛了很多。
工作的劳累和委屈，加重了我的思家之苦。我极度思念我的家人，我的故乡，我的狗，还有曾经恨得牙根痒痒的泼妇邻居。每天睡醒，在眼皮都没来得及睁开的时候，那种让人窒息的痛苦就汹涌而至，它使我的每一个呼吸都在痛。
这个地方离家太远，我不能说走就走。更主要的是，老板是我姐夫的姐夫，我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我把日历上的日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划掉刚过去的一天，这意味着我离归期又近了一步。
这份工作我做了1个月零19天，总共650块。我没日没夜的劳动，价值13块一天。
我把这些痛苦都写在了日记里，如今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一次也没有看过。我不敢看。
3
第三份工作是在初三的暑假。我去了广东增城，进了我姐姐工作的一家私人制衣厂，规模不大，只有一两百人。我的工作是用电动缝纫机缝一条线，封住裤袋底端，略有难度的是缝到末端需要回两三针，不太好把握。
工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是个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的女孩子，干起活来有一股蛮劲儿。还有好几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都是辍学出来的。
这个暑假本该愉快而轻松的，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我和姐姐住在宿舍楼，住的是大房间，叫夫妻房。里面真正的夫妻只有一对，是江西的，因他们做的工作是轧三线，于是大家就叫他们“三线”。房子非常大，放了6个双层的铁架床，东一个西一个，各自用床帘围住，相当于一个私人空间。
三线夫妇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人挺和善。我经常下班了还回留在车间摆弄电车，那三针的回车，我总是做不好。男三线常来跟我说话，不时指导一下。
有一天晚上，我熬夜跟朋友发短信聊天，到夜里两点时，我仰头瞥了一眼床头后方，没想到那里竟站着一个男人，还裸着身体。我心里大吃一惊，假装没看见，低头继续看手机。过了一会儿，等我确认他离开后，就赶紧抱着枕头跑到我姐的床上去睡。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也是下意识地睁开眼，竟然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地上，用手掀着床帘在看我。我被吓坏了，第一反应就是放声大哭。
我的哭声惊醒了姐姐，还有我们房里的其他人。
第二天的中午，其他人还没上班，我在车间，男三线过来，很严肃地问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我三十多岁了，要不是命不好，也是考上了高中的人。你怎么能诬赖我，我不是那种人……”他说了许多话，我听得脑子嗡嗡的。
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逃避这样的责问，明明受了委屈和惊吓却反被恶人先告状。那时我16岁，依然是一个没有经验应对外人的山里女孩。
男三线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连责问都算不得凶。但女三线是那种泼辣的女强人。她来了，接着男三线的话开始骂：你他妈的臭不要脸的，你说我老公偷窥你，你怎么不去死……
我捂着嗡嗡作响的脑袋，哭得差点昏厥，那么不堪入耳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能说出口的。
这时候该来上班的人也来了，她骂得人人都听见了，但没人来劝架。最后主管被惊动，他赶来把这场骂战压了下去。
我以为到此可以结束了，然而不是，中午回到宿舍，这场战争才真正爆发。
那个无法描述的中午。我年少没有经验，我姐是个善良温和的人，连吵架都不会。三线夫妻骂来骂去其实已经没有目的性了，只是在骂。内容的核心是我诬赖男三线，败坏他的名声。
我被骂得嚎啕大哭，不停地喊，“大哥大姐，求你们别骂了，我承认是我错了，是我看错说错了，我愿意跪下认错……”他们不愿意，还在骂。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一次也不敢想起。
当天，我就搬去了别的宿舍。
我不知道接下来全厂的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只要我一出现，便是闲言碎语。毕竟，在三线夫妇的口中，我才是那个污秽不堪的人。
我本以为这件事会让厂里的人对我敬而远之，然而没想到的是，以前不打交道的工友，这时反倒来找我玩了。到我暑假结束的时候，一整个车间的人，全变成了聊得来的朋友。
这份工作我不记得具体做了多少天，最后工资是760元。我回去上学了，而我的未成年工友们仍在那里工作。
4
第四份工作是高一的暑假，2011年，我17岁。
我去了广东中山。去得晚了，跑了很多厂，都不再要暑假工。我便想着铤而走险，混到普工里去应聘。
工厂招工，是有一个月的试用期的。劳动法规定劳工在试用期间辞职，只需要提前3天提出辞职申请就可，工厂不得扣住工人。我便想利用试用期，先做20多天，然后提出辞职，既不浪费暑假，也不耽误回学校。
但这只是劳动法的规定，对有的工厂来说，许多法规都是摆设。我只是在碰运气。
我去了一家做手机的工厂，和一批成年人一块通过了面试。我被分到辅材部，做的事情多而杂，比如使用锥子一样的工具，把覆盖在裁了形状的强力双面胶上的皮刮掉，又或者给成本8元却售价388元的耳机包装。
工厂离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困得起不来。但是如果一天不上班，当天的工资就会被扣完，还要罚款。所以，我还是会挣扎着走到卫生间，用冷水把自己泼醒，再半跑着赶去上班。
中午，工厂门口摆满了小吃摊，分量非常足，两块钱就可以买到满满一盒炒河粉，还可以加各种蔬菜、酱料。我和工友们算着一天挣的工资，吃着这样的午饭，感到非常满足。只有当大卡车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灰尘的时候，才会想到已经不知吃下了多少灰尘。
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时，长长的道路空无一人，我就会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远离这种生活。
很快到了8月中旬，我开始慌了，因为该回去上学了。而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辞职，尤其是听工友说过，这间厂根本辞不了职，无论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
如果不能顺利辞职，那这个月的工资就没法拿到。一个月辛苦挣来的钱，每一分都能拧出汗水，没有人舍得放弃。因此许多人，即便早就不愿意做了，也走不成。一个月一个月地拖着，有的甚至拖了一年多。
我胆小又怯懦，不敢提辞职，害怕真的辞不到。那几天，我天天上网查劳动法，白天工作，晚上11点回到住处，洗漱完，开始收集劳动法的相关条例，以及类似的案例。每天查到凌晨3点，才带着不安睡去。
我终于下定决心跟组长要了辞职表，认真填好后，并附上一句话：劳动法第多少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不同意，我将诉诸法律。
表格交上去后，组长马上安排不好的工作给我，接着主管找我谈话。她是个不到30岁的女人，每天在车间玩电脑游戏、照镜子。我跟她讲劳动法，她很惊讶，让我找经理。
经理先是好声好气地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只说工作不适应，经理反驳了我，继而又劝我。总之就是不能辞职。
公司里有人事部、法律顾问部、员工权益维护部，不过这些部门的上班时间跟我一样，我上班他们也上班，我下班他们也下班，而我不能一刻都离开工作岗位，这意味着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找权益部。
有一天我被调到别的部门，我跟那个部门的组长请了一小会儿的假去了。权益部的女职员20出头的样子，满口答应，我半信半疑地走了。结果石沉大海。
后来我再次去请假，组长不准了。
这个工厂里的员工像被绑住了一样，无法离开，只能一天一天地耗着。
一天中午，我打通了劳动局的投诉电话。电话很久才有人接起，听我说明后，他告诉我下午再打来。
当天下午，我又去找经理，经理怒了，破口大骂。我吓得打了110，当着经理的面报的警。
警察很快来了，接警的女警回电话让我下楼，经理也下去了，厂里的负责人出来了好几个。
我情绪激动，抽抽噎噎的，厂里的负责人一边假模假样地安抚我，一边跟警察说这是误会，会妥善处理。其中一个负责人当着警察的面保证他会处理，并告诉我他的职位、办公室以及姓名。
我按约好的时间去找，然而他并不在。
我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经理。我告诉他我还是个高中生，要回去上学，家庭贫困，非常需要这笔钱。
最后他批了我的辞职书。辞职书就在他的桌面上，混在许许多多的辞职书里。
当拿到1600多块的工资时，我已经无喜无悲了。其实我没有穷到没有那笔钱就上不起学或者吃不上饭，我要它，只是因为那是我的血汗钱。
我最终拿到工资离开了，而许许多多交了辞职书的工友们，还被绑在那里，他们的辞职书在经理办公室摞得高高的，已落满了灰尘。
作者：余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