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创业早期吃盒饭的情形
(一)
第一次见张朝阳好象是1997年，那时候人们离互联网还很远。有多远呢?瀛海威在白颐路的路牌广告说：前方向北1500米。
一天上午，原来的副刊部主任赵红找到我说：“东辉，中午有饭局吗?”我说没有。她说那我找人请咱们吃吧。
那时候我编头版，平时还真没什么人请吃饭。但那时报社还在十九中，食堂的饭菜比一般的馆子都香，所以倒没出去吃饭的瘾。当下看在赵红的面子上，也就痛快答应了。
我和赵红打了一辆一块二的夏利，来到南礼士路长安商场对面的一座办公大楼。在一间不断有人穿来穿去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一身西装、大腿上架着一台笔记本的张朝阳。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好象没站起来过，那台笔记本也没离开过他的大腿。
当时的采访细节现在想不起来了，谈的内容是关于张朝阳的老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当时这位老人家正在北京签名售书，书名叫《数字化生存》。尼葛洛庞帝还是搜狐天使资金的投资者，这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
采访后张朝阳递给我一张名片——北京爱特信公司总经理。时至中午，张没有请我们吃饭的意思，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出了办公大楼，我和一脸歉疚的赵红径直走进了马路对个的麦当劳，我请了她。
后来知道张朝阳当时刚刚回国创业，传说他第一次拜会当时的网络“大姐大”张树新并和她在一家小馆子里共进晚餐，晚餐后张朝阳提出AA制付帐，张树新看了看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说还是我请吧。
那次采访后张朝阳的名字和他的那张名片便都被遗忘在我的名片盒里，两年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声名雀起，但我一直没想起来当初采访的那个枯瘦的青年就叫张朝阳。直到三年后我再次采访张朝阳，看着他总觉得面熟，回去后翻出三年前的那张名片，才把他们对上号。
张朝阳与他的老师、搜狐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帝
(二)
2001年9月，搜狐在纳斯达克的股票已呈跌势，而此时，张朝阳做了一项搜狐历史上最受争议的决定——收购另一门户大网ChinaRen。一天傍晚，即搜狐公布兼并ChinaRen的前一天，张把我约到了他的办公室。
当时张朝阳的办公室已经从东长安街光华长安的五层搬到15层，落地窗正对着海关大楼。因为大楼呈拱门形，所以人们都说海关大楼对面的光华长安风水好。张朝阳的办公室极宽阔，靠窗的位置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拥挤而零乱。我曾指着他的办公桌问他为什么不解雇自己的秘书，他说不怪秘书，东西归置好了他总找不到。
那天傍晚张刚下飞机，神情疲倦，瘫坐在沙发里。我至今记得夕阳的一抹余晖落在窗前，让这次采访的基调多了些无奈的伤感。采访还在进行时，他突然说饿了，他指了指我说你也没吃饭吧，就让秘书叫了两份麦当劳。
那次采访我主要质疑两个亏损的门户加在一起不就是更大的亏损?张朝阳则试图让我把关注点放在技术和用户上，而非财务。
2000年岁末的IT精英聚会上，张朝阳与后来的“博客之父”方兴东共议“冬天危机”
(三)
两个月后(2001年11月)，搜狐新管理层宴请北京的IT记者吃饭，那次饭后搜狐进行了它历史上第一次大裁员，15%的员工被请出公司。
那顿饭是在一家北京郊区的小涮肉馆里吃的，因为馆子太小，张朝阳让店主把所有的桌子拼在一起，然后二十多人围坐一圈涮起羊肉。张朝阳在吃饭时喜欢喝点啤酒，但在工作日里决不沾酒。当时从ChinaRen过来的三兄弟(创业那些坑注：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都已成为搜狐的副总裁，把持搜狐的行政、营销、技术大权。饭桌上大家玩起了当时在网络界非常流行的“杀人游戏”。张朝阳总是主导大家去杀错误的“凶手”，而真正的凶手原ChinaRen总裁陈一舟却不动声色地杀死所有的“好人”。游戏中张朝阳的固执憨直与陈一舟的机敏镇定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有记者分析说，不谙国情的张朝阳斗不过ChinaRen三兄弟。
而半年后，三兄弟先后离开搜狐，而张朝阳仍牢牢掌握搜狐大权。
2002年坐火车出差的张朝阳，当时的媒体上很少见到他如此朴实的照片
(四)
2002年1月1日，纳斯达克崩盘，中国网络股也随之跌入谷底。
这一年的春天，光华长安的员工们经常可以看到张朝阳两手插兜、吹着口哨、步履轻盈地走过光华长安的停车场。是时，搜狐的股票跌至50美分以下，赢利进程一筹莫展，如果其股票不能在三个月内回升到一美元以上，则面临摘牌危险。因营运困难，以王志东(新浪创始人)、王峻涛(老榕，电商网站8848的创始人)为代表的互联网创业者在那段时间的前后纷纷被资本方驱逐，下一个被资本驱逐的人是谁?人们盯上了张朝阳。
这时我奉报社差使要做一期张朝阳的《与老板对话》。采访并不顺利，张几乎不大说话，总是坐在那里看我说，等到我也没的说的时候，我们就都闷坐着。
天色已晚，张朝阳终于开口说我请你吃饭吧。
我们一起来到光华长安二楼的潮好味，我说这儿你熟你点菜吧。张朝阳点了两道菜，其中一道是清炒白菜。他说他最喜欢这道菜，而且特意嘱咐服务员不要放味精。我想把采访继续下去，但张埋头吃饭不大理会我的问题。吃完饭我打电话给搜狐的市场部经理王秀娟，告诉她采访失败了。
几天后我被安排第二次采访，张朝阳说办公室里太闷，于是我们去了光华长安对个的星巴克。我们坐在街边露天的座位上，张朝阳玩着手里的咖啡杯对我采访的问题给了一些含混的、官样的答案。我知道这样的采访内容毫无发表价值。我急了，说我们的报纸是要卖的，你的回答我们的读者没办法感兴趣。
他抬眼问你们的读者对什么感兴趣?我说他们想看你现在面对压力的真实想法。张朝阳愤怒了，他说我没有压力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有压力?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是压力：
1999年的时候公司的钱快花光了，再没有新的投资公司就要关门。我游说许多家风险投资可是没有结果，后来我又累又急，病倒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每天还得给投资商们打电话劝说他们，还要装做很有激情。我不知道钱什么时候能要到，也不知道公司能坚持到哪一天。
现在呢?就算我们被摘牌了，我还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多的业务，我还有几千万的用户，我手里还有几千万美金的现金。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采访就这么进行了下去。
一周后张给我电话，说他看了那期的《与老板对话》，还不错。
2016年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张朝阳依然是互联网圈的大佬之一
(五)
那次采访的一个月后搜狐股票回升到一美元以上，没有被摘牌。
又过了一年搜狐公司实现赢利。
2003年的春天搜狐股票翻涨80倍，光华长安的办公楼里挤满了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
那一年的冬天，在香港湾仔R66旋转餐厅，张朝阳宴请媒体。对着远处的楼群和海面，张一直很兴奋。
印象里，这是他请的最后一顿饭。
作者：于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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