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整个深圳和改革开放有关，准确的说，它是深圳发展的平行世界。
黄红红在深圳生活了 31 年。初来时 1987 年，是深圳特区成立的第 8 年，蛇口工业区出现的第 9 年。同一年，华为成立。在这之后 3 年，深圳交易所成立。她炒过股——1991 年，炒过房——1991、1994、2003 年，她的丈夫是华为第 54 号员工。
按她儿子潘泽兴的说法，“我们家应该发达的”。
历史叙述通常宏大，它乐于总结某一代人是红利享受者，某一代人拥有得天独厚的机会……但落到具体的个人，每一个节点好像都有一个平行世界在等着他。
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潘泽兴觉得有点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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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红本来在四海路 20 号的金竹园排队。队伍不长，但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这里和工厂离得近，黄红红担心同事路过，一眼认出她，判定她想发财想疯了。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女士在深圳蛇口工业区一家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她喜欢钱，但也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方说旁人的眼光。就在两年前，她在深发展银行门口因此错失良机。她花了 200 多块——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在股票和一条裙子之间，选择了后者。
不过那时候确实没几个人知道股票是什么。即便在经济特区深圳，情况也一样。深发展、深万科几只老股刚刚发售，深圳证券交易所在 1990 年 12 月刚开始试营业。在蛇口培训中心的财务管理课上，前来授课的老师谈到了“股票”，工人们事后记起来，但当时都不觉得兴奋。
在 1991 年 11 月蛇口工业区里的这场股票认购上，股票依旧是个新鲜玩意儿。工厂里很少有人打算认购。黄红红尽管是一名蠢蠢欲动的排队者，但她对股票所知甚少，她甚至怀疑，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一笔不义之财。她因此心情复杂。
黄红红决定尽快离开金竹园。招商大厦附近有另一只队伍，她在那里站了没多久，就用 5 张身份证领到了5 张表格，有两张最后幸运地中签了“深中华”，代号 000017。一张中签表意味着认购 2000 股，一股的首发定价是 3.75 元。她向家里要了一笔不小的钱。
在这笔新潮的投资过后没多久，深圳的股票交易市场在 1992 年被突然涌入的大批购买者击垮，人们形容为一场“股灾”。8 月 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宣布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 500 万张，凭身份证认购，中签率 10%。8 月 10 日发售前，全市 300 个发售点人满为患。在一些发售点，不到半小时宣布售罄，不满者砸烧了警车。
1992 年“股灾”，摄影/张新民
黄红红没有加入这场滞后的抢购运动。她中签的深中华在 1992 年 3 月 31 日上市，当天开盘价每股 11 元，此后持续上涨，在 5 月 6 日突破了 21 元。一场属于早鸟的、轻松漂亮的胜仗。
2
黄红红是 1987 年来蛇口的，和多数远道而来的流水线工人一样，她在出发前混淆了蛇口和深圳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在 1980 年设立，它的范围很小，只包括现在的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在它的的周围，原来同属于宝安县的地方不属于特区，多数时候，它们被称为深圳的“关外”。而在左下角，蛇口工业区更早成立，它最早引入了外资、合资工厂，并开始有规模地在广东省、也在全国招收流水线工人。不过在 1987 年前后，这种混淆已经变得不要紧。随着工厂的搬迁和增多，整个深圳都差不多成了一个工业气质浓厚的城市。只不过有些工厂可能只是民房里租下的几层。
在蛇口，招聘常常有很强的计划性，一个乡镇为一家工厂长期输送工人，直到乡镇上所剩的劳动力赶不上工厂的扩张。1997 年的广东省平远县就是如此，县里已无法满足日本三洋公司在蛇口工厂的招工人数。
黄红红 16 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水口。水口是个小镇，在广东省的东北角，离深圳不到 400 公里。几年前这里办了一所职业高中，黄红红是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本来为她安排了在大型棉纺厂流水线工作的差事。棉纺厂在县城兴宁，从兴宁到水口也有 29 公里。
1987 年正月初九来水口镇上招工的工厂叫西南电子，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老板是个四川人。后来更名为神威电子，成为一家中国、美国、日本的合资公司。工厂设在蛇口工业区，主要生产电路板。IBM 是它的重要客户之一，在 80 年代这家美国公司的代工厂遍地。其它客户还包括日本的几大相机公司，佳能、理光。
工厂为黄红红提供了暂住证和边防证——这可以让她在整个深圳自由穿行。这是一种特权。1990 年，深圳常住人口 69 万，暂住人口 133 万，但特区里的人只有 4 万多。从 1982 年开始，特区内、外被铁丝网隔开，并设有关卡，被称为“二线关”(区别于香港和深圳的关卡“一线关”)，到关内就需要边防证。后来黄红红离开了工厂，搬到关外，这种自由穿行也变得极为困难。以至于关于 1997 年香港回归，她的全部记忆来自于丈夫和儿子的相片。“他们(在关内)拍了很多照，我(在关外)没有边防证”。
在蛇口，路面干净，没有灰尘，工厂干净，电子配件的流水线也比棉纺厂的流水线清爽。工厂的自动玻璃门干净，父亲来找她时，被玻璃门撞了下。不过流水线作业有时气氛紧张，在 1986 年，女工还因为没有时间上厕所和工厂起了纠纷。
工人们住在八人间的宿舍里，几排宿舍楼组成了“四海小区”。“四海”取五湖四海之意。傍晚，它会接纳从一个方向来的骑单车的人流。尽管蛇口的夜晚有类似香港兰桂坊的酒吧群，但那基本是属于随着外资企业派来的“鬼佬”的。大多数人在宿舍里、或者马路上百无聊赖，他们也不会热衷议事厅模样的沙龙，不会因为新鲜自由的气氛而兴奋，四海小区的露天剧场是最常去的地方。
黄红红的心气较他们要高些。比起露天剧场，她更喜欢要买票的电影院。有时候她会去花果山买菜，花果山是蛇口里的别墅带，那里的菜品更丰富些。她报名了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的六门课，课程全部是关于财务的，每周二、四、六晚上课，两年拿到文凭。黄红红是在课上第一次听说“股票”的，会计那时候是不错的差事，但最终她没有再用上过这些财务知识。
在四海，黄红红搬过好几次宿舍，工厂总在不停地招人，也不停有人走，离开工厂去深圳的别处做小买卖，或者干脆回到乡镇去。但蛇口留给黄红红的印象始终很不错。“蛇口是最漂亮的”。这里的地产商后来打出了“人类最宜居的地方”的广告词，可谁都知道，这指的是少数人居住的别墅带，那里倒确实蓝天白云，椰林树影。
蛇口在 1980 年代就尝试了住房的货币化改革，除了低价租用福利房之外，还可以贷款购买。在 1987 年，蛇口玫瑰园一间 66 平米房子的总价在 13000 元，单价不到 200 元(蛇口现在的房价在每平米 10 万元上下)，不过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依然需要几年的时间还清贷款。
尽管这项改革在当时、甚至多年后一直被奉为经典，但在黄红红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在蛇口成为有产者。成为有产者的另有其人。
这并不妨碍她对蛇口的评价。大约十年后，黄红红去广州呆了两年，她完全不喜欢那里，称其为“全是人”的老城市。每次从深圳出发，到达广州火车站，她就感到厌烦。在深圳，她去东门老城区最热闹的商场里买衣服，“也乱七八糟的”。
“蛇口是最漂亮的，深圳市里面也觉得不漂亮，更别提关外。”
3
2018 年，黄红红 47 岁，住在“关外”。
尽管今年年初国务院同意撤销“二线关”，希望整个深圳“统一规划建设”，“二线关”的关口从 2015 年开始撤除，边防证也在 2008 年停止办理，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话语上的快速修饰。深圳人明白“关内”和“关外”的差别。
当然，在所有的“关外”地区里，龙华是最好的。
黄红红住在龙华牛地铺一栋六层楼房的三层。楼房和楼房之间的距离很窄，可以握手，所以常常有人称它们为“握手房”。在村民拼命盖楼的开始那些年，这些新冒起来的住宅群被称为“新村”，现在则叫“城中村”。在激进的城市化后，深圳已经是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城市。这些“村子”虽然在城市里，但显然有些突兀了。政府正欢迎地产商对它们进行改造和重建，这时不时就会引发类似万科和富士康员工的纠纷。
黄红红，她的丈夫，和他们不到 2 岁的儿子在 1995 年 4 月 1 日搬进这里。“有时候，人就是会对搬家的日期记得很清楚。”
她的儿子潘泽兴如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影视工作者，拍广告，也拍纪录片。他对深圳有颇多看法，但大多不是正面的。他认为这座城市里的人通常都很势利，只认效率和钱，节奏快却缺乏远大目标。不过这些批评并不新鲜，在他的母亲初到深圳时，就已经流行。他站在梅林路和中康路的十字路口，过去梅林关的的关口就在不远处。从龙华到深圳市里主要经由这个关口。“我那时候听他们说，到深圳去，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不是住在深圳吗?”
好的一面是，花很少的钱也能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城中村给初到深圳的人们提供了每月不到一千元就能住上一个单间的可能。没错，他们很少有像黄红红们初到蛇口时的优越感了，但考虑到过去是六人、八人挤在四十多平的宿舍里，城中村也不差。黄红红把三层的一半租了出去，每个月 600 元。
这些租户一天的开始大概和潘泽兴一样，搭地铁上班，但因为通往关外的地铁线路太少了，有时候需要等三个爆满的班次，才能勉强挤上车厢。地铁还只是疏散了部分关外的早班人流。一位出租司机说，他早上绝对不会往龙华开，那太愚蠢了，只有一种可能，从 7 点堵到 10 点。
除此之外，潘泽兴对父母的奋斗史也有看法。“我们家不应该如此平凡”，“应该发达”。这个出生在深圳的年轻人在商场的一家披萨店里掏出了他的身份证，上面写着南油大厦 A 区 16 栋。这是华为尚未成规模时的办公地址。
在他出生时，这个家庭的面前摆着一条少数幸运儿才能遇见的大道。
黄红红在 1991 年随第二家任职的工厂搬出了蛇口，新工厂在南山区。她认识了附近一位擅长修理交换机的先生，他是华为的第 54 号员工。后来他们结婚生子。黄红红在 1993 年怀孕后辞去了工作，在辞职前，她是工厂里的中层管理者。考虑到在华为工作“相当于家里有两个公务员”，还有分红和期权，她选择不去理会自己事业中断的不甘心。
华为每壮大一点，就会有一次公司搬迁。黄红红开始举家跟着华为搬迁。华为在南油时，黄红红住在向南村的一个出租房里。这里属于如今发展最快的南山区，地产商恒大、卓越、万科过去几年都在向南村签下了旧城改造项目。
1994 年，华为搬到了西乡。和蛇口一样，此时深圳市也推行了商品化住房。在西乡，有七八万一间的公寓房，但黄红红没有购买的想法，她认为公寓太小。和在蛇口时一样——她好像也不是这些房产新政的目标民众，她没有足够多的积蓄。黄红红花 550 元在臣田工业区租了间 60 平米的房子。房子是农民自己盖的，还算大。房子外没什么东西。黄红红需要背着出生不久的小孩，走一段荒凉的泥巴路，才能买到菜，或者赶到一家小型证券交易所的门口。
到了 1995 年，黄红红听说华为要搬去坂田。因为不想再搬家，她就近买了第一套房子，也是她现在住的房子，在龙华还算热闹的牛头铺。坂田在深圳的中北部，是龙岗区下辖的一个街道。不过一些研究深圳区域经济的人认为，坂田更像龙华的一部分。
这套房子耗费十万元，但也是农民自己盖的。在 1992 年那场官方推行的大规模农村城市化运动前后，人们开始趁着政府将土地归还，拼命盖房，这股热潮持续了十多年。黄红红也有类似的打算：买个地皮，建房子，拿租金。“那是我自己的内心，怕工作不够稳定，怕失业了，就有个保障。”但这些看起来规划得不那么体面的房子通常也需要八九十万的造价。
黄红红寄希望于在华为工作的先生——她在华为附近置业就透露了这一点。但希望很快落空。因为无法忍受华为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严苛的绩效考核，先生在 1997 年底从华为辞职。黄红红基本断了攒钱造房子的念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她认为在深圳的生活不会再有起色了，她没有吃饭的心思。
先生在离职前的月薪在五六千元人民币，同时有季度奖。先生 1993 年曾被外派去上海，依照工作时长和外派经历，还有不等的分红和股份。但先生离开了华为。
办完辞职手续后，他的工资卡上多了十几万，股份一次性被兑现。这意味着黄红红一家和这家日后壮大到难以想象的公司不再有关。2017 年，华为的营业收入为 785.1 亿美元，在《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排在第 83 名。
1998 年，他们去广州待了一段时间，修理一款即将被淘汰的华为交换机。2000 年生意萧条，回到深圳。
华为直到 2000 年才搬到了传闻中的坂田。坂田建成了 24.1 万平方米的华为基地。黄红红在 2002 年路过这块基地，“那当然是很漂亮的”。她知道华为还自己开了一条路，这条路直通坂田基地。
华为坂田基地，图片来自华为官网
“最亏的就是华为。”黄红红在今年 6 月总结说，“我们正好是在华为腾飞的时候就出来了，如果不出来，不知道多少个亿了，那我们一年分红都分多少辆宝马。想起来都疯了。”
黄红红两位在蛇口工厂的朋友在 1991 年加入华为，一直没有离开。不过两人在去年都罹患癌症去世了。黄红红带着犹豫的口吻说起这事，她拿不准这其中的因果必然。但压力是一定的，在富士康员工 2010 年成群跳楼之前，华为员工的非正常死亡更出名。
4
在关外，黄红红有过非常糟糕的经历。她回到家，发现房门大开，茶几上摆着一把匕首。又有一次，她在路上被人打晕，头部缝了几针。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圳的关外都不安全。一位住在华侨城的台商说，他们来深圳后，不敢去周边，就待在华侨城。最早的安保公司就出现在深圳。
因此在 2003 年，为要不要搬到关内，黄红红失眠了几晚。
自从搬出蛇口，她每次搬家都离深圳的市中心更远了。她还经历了几次不明智的买卖，包括处理了 1992 年上涨了 6 倍的 2000 股股票——她折价卖给了一位亲戚，换来了龙华沙湾附近一个铺头，回头她可以再以每月 800 元的价格租给亲戚。这是她工资的两倍。“赚了很多钱”。
铺头在一个农贸市场里，二楼卖衣服，一楼卖猪肉，在当时这样的市场很普遍，但没多久就露出即将被淘汰的迹象。《深圳市商业网点规划(2006—2010)》显示，农贸市场已经被列为市级、次市级商业区禁止发展的零售业态。“对现有农贸市场(肉菜市场)要进行升级改造，特区内原则上不再新增农贸市场。”
2000 年，黄红红开始经营一家邮政代办所。她花了 9 万元疏通关系，拿到一家工业区里的门店。工业区里有一座 23 层高的公寓，住着差不多 10000 名工人。在手机尚未普及时，黄红红在门店安装了 8 台电话，这些工人还是排队在打。她一次进 1000 张电话卡。发放工资时，一天里有超过 200 个人汇款。最多的时候，黄红红请了四个员工。
攒了一些钱后，黄红红在 2003 年有了又一次搬到关内的机会。
“是选择龙华，还是到市里面去?在龙华买，一个平米 3100 左右，市里没有那么好的户型，一平米五千块都不到。这边买大一点，那边就买小一点。龙华四房，市里三房。”
她是坐着中介的摩托车去看房的，位于龙华的这片住宅区刚刚落成，叫“ 365 花园”，小区入口处有喷泉，但周围还很荒凉。不过门口就有一个公交站，只要下车走进住花园，就无需担心治安危险。
“花园”在深圳有特别的含义。1987 年华侨城地产开发第一个商品住宅区东方花园盛大面世，在当时被誉为“深圳最好的别墅区”。此后，各式“花园”喷涌而出。没有谁不想住进花园里，它几乎是在深圳安定下来、过上不错生活的必需品。
黄红红想明白了这一点，她交了 300 元定金，确认了房子可以解决潘泽兴就近上学的问题，在第三个晚上终于没有失眠。之后的几年，她因为邮政代办所生意不错，常常夜里回家。潘泽兴就等在花园入口的喷泉旁。不过黄红红一直还想盖房子，“在偏一点的地方，龙华，只要你有钱，一下子就建十几层楼，不用干也好多房租”，“出租拿租金，平时住在花园里”。
潘泽兴朋友的父母里有成功的盖房者，这位深二代说，比起收房租，他们现在更盼望拆迁，并一夜获得千万甚至上亿的身价。他一位朋友的母亲，1992 年来深圳的女士说，在投资葡萄园亏损五六百万后，“目前就等着城中村拆迁。拆迁可能可以赔个四百多平方以上”。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在 2010 年，深圳岗厦与大冲两个城中村因旧城改造拆迁，几十位房东一夜暴富。
和他的母亲一样，潘泽兴认为，大部分在深圳的成功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地产大亨”。他使用了一个李嘉诚才衬得上的词汇。
而他们家可能连真正的有产者都称不上了。365 花园在上涨到 158 万元时，黄红红的先生坚持要将它卖掉，他始终不理解黄红红对置业的热情。现在那套房子的价格在 600 万左右。
他们搬回了龙华牛地铺的握手房里。这是一间小产权房，无法用于申请贷款，无法以钱生钱。“没有金融属性”，黄红红仿佛置身事外地评价说。
搬迁在这座城市里也一直没停过。黄红红的代办所所在的工业区从去年开始拆除，这没什么好委屈的。邮政代办所的生意因为基础设施愈发便利，早就不行了。在整个深圳市，只剩不到 200 家邮政代办所，它们大多只勉强维持着不那么快速的快递服务。
工业区拆除后将在原地建一座 60 层高的商业中心。这里属于福田，深圳的市中心，它不再负责增加深圳的工业气质。工厂则搬去东莞的虎门镇和惠州的惠阳。东莞和惠州在过去几年已经接纳了大量从深圳搬离的工厂。
依然有大量的人涌入深圳，常住人口的增长幅度比 1980 年代更高。尽管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深圳人口在 1253 万，但一些研究者指出，这里居住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了 2300 万。有人说，深圳容纳 4000 万人没问题。
随处可见建造中的高楼。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从罗湖转移到福田，又正从福田转到南山。驾车经由无比宽敞的滨海大道从福田区开往南山区，仿佛行驶在一个未来主义的游戏场景中。
黄红红有十多年没有再来过南山区。现在，这里是腾讯总部的所在地。腾讯新的总部大厦就在滨海大道上，两座塔楼由三座位于不同高度的天桥连接。“上次我和潘泽兴来这里，怎么这么牛逼。我说，之前我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也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怀你的时候，我都在这里。”
她好像与有荣焉，又好像是平行世界里来的一位游客。
文/孙今泾 来源：好奇心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