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的农民工
2010年3月，《中国人大》刊登了一篇名为《不能愧对农民工》的署名文章，作者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乾元。
李常委在文章中总结，农民工群体诞生于80年代中叶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早先他们还是进厂不离乡，就地就业，后来则开始进城，富裕于城市的二三产业。到了2008年，其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亿多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着力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和经济发展。”
农民工兄弟如此热火朝天地进城，问题当然也是存在的，比如无法获得和工人相同的社会保障、无法获得户籍、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严重等等。
在当年的这篇文章里，李常委忧心忡忡地呼吁全社会关爱农民工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收获与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相匹配。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以为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农民工生存问题，把这碗十年前的冷饭再炒一遍。毕竟充满优越地、煽情地俯视弱势群体，一贯是中文互联网上博取关注的好题材，吸睛指数仅次于渲染中产焦虑。
本质上说，这种俯视是对中产身份的一种肯定，让看官在阅读中收获“自己很有同情心”的错觉，从而达到颅内高潮。
但其实农民工兄弟如今已经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不堪一击了，根本也用不上城里人那种廉价的同情心。且不说他们收入往往高于苦哈哈的低端白领，他们甚至还有足够的自由在北上广和老家之间转移，远远比嘴上说着要回家，身体却老实地不挪一步的白领潇洒得多。
这个趋势在李常委发表那篇文章的当年就出现了。
2010年春节之后，广东清远就出现了明显的用工缺口，达到了2.8万人，而其总用工缺口也不过才18万。清远本是比较边缘化的珠三角城市，按照农民工往往会在临近的城市先务工熟悉城市生活的规律，这样的城市本不应该出现用工荒。农民工节后不愿意再进工厂，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都赚够了回家结婚养老的钱——钱哪有赚够的一天呢？何况不管什么年代，总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离攒够钱还差得远。农民工的远离，实在是因为务工已经无利可图。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很多制造业相对于农村生产的收入差正在被拉平，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显得无利可图，时代正在引导这个行业退出主流经济舞台。
是的，21世纪了。工业，正在不可挽回地农业化。
被抛弃的农田
这个想法一直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然也不可能刚工科毕业就彻底远离了工业。虽然现在在工业圈还有不少同学、老师、朋友，但今天谁也没法把我劝回那个行业了，甚至说多了还会有些过敏症状。
豆腐乳同志的情况也差不多，硕士毕业以后，他入行看了一眼，便飞也似地退出了。
不过促使我们认真谈论这个选题的契机，则是今年两会的一则消息。工信部苗圩部长在部长见面会上说，此前讨论的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是1％还是2％的问题，结果总理拍板，直接降了3%，来为实体企业减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与之相关的交通、建筑行业则降了一个百分点。
乍一看，这是对于工业从业人员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减了税，企业负担减轻，能更好地走出债务危机、养活更多员工、扩大产能，步入良性循环。也难免当天消息一出，从原材料生产到高端精密制造的各类股票一路飙红。
但仔细想想，上一个被国家强力减税的行业是谁呢？
是农业。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结束了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让中国农民彻底得到了解脱。
这对于从事农耕的职业农民来说当然是一种保护，但对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帮助似乎并不大。从05年彻底免税之后，农民工仍然在大量涌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而非因免税而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我老家在浙北某农村，一位长辈种了半辈子地，却反而在免税政策实行之后放水淹了自家剩下的那点水稻田，随便种了一批莲藕，到了夏天懒懒散散地收获一些。他自己到镇上的钢厂里找了一份工作，三班倒，一个月休两天，工资不过3000。
在你看来也许这样做工并不好，但他也觉得这比种地好得多。
说到这里，免税背后的另一重考量就出来了：在城市二三产业高速发展、生产力溢价爆棚的同时，农业生产实在是无利可图。农业税减免惠民是一方面，税务系统花了大量征税成本却收不上来什么钱是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
减税之后还有更多后续利好，比如2018年颁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了11类补贴，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畜牧水产发展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等等，在政策层面对农民越来越友善。
但还是挡不住农民工进城，没有人回到乡下愿意做职业农民。
被流放的工业
凡事总有反例，比如在美国、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的地方，农业仍然可以赚到钱。
正如我们在《美国让人吃得好》里所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大豆、玉米、坚果、牛肉、猪肉、小麦、棉花更是大宗中的大宗，顺手还完成了全世界粮食援助的一半。从中受惠的除了中东、拉美、非洲各地以外，也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和我们中国，可以说是一位世界农夫。
如果说美国对外贸易有什么顺差的话，那打底的出口品十有八九是农产品。
但即使收入这么好，美国从事农业的职业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仍然不是对劳动力有吸引力的产业。而且支撑着这小部分人撬动世界粮食市场的，是极高的工业化水平。另外大片大片的平原农地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收入溢价，常常是千亩良田养活一家人。
和中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职业农民相比，开着拖拉机、收割机、滑翔机的美国农民倒不如说是大地主和工人的复合体，有钱是自然的。不仅有钱，还很有闲。
传统农业在这样的国家，边缘化其实更加严重，夸张点说是被消灭了的。
这就是现代社会农业的真相——一个因收益底下而被边缘化了的产业。而传统制造业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几年前我去过一家国内知名的钢铁厂了解情况，接待人是一位老工程师。他是和厂一起成长起来的老人，照理说应该在企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很好的收入。不过一旦聊起来，老爷子就满脸惆怅，说厂里的主力营收是投资部门，那里的40个年轻人才是支撑整个厂盈利的核心。
当时我还很年轻，甚至对钢铁行业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赶紧询问工业业务的情况。
结果回答是一吨普通钢的毛利只有1角钱，特种钢的利润率要高一些，但也没有贡献太多收入。这就要说到特种钢本身的一些问题了：特种钢在冶炼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需求要加入种类和比例不同的杂质元素，这使得这些钢的适用性不广，报废之后的回收也很成问题。客户下单时慎之又慎，钢厂也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生产多余配件，以免成本失控。
钢材的利润率这么低，和小钢厂的崛起有关系。低技术附加值的粗钢谁树个炉子都能炼，形成了充分甚至过量的竞争。
那一年这家钢企的产钢量是3500万吨，也就是说钢铁带来的利润不会超过400万元。而这座厂当时总占地60多平方公里（9万亩），员工数超过13万（其官网上获得的数据）。如果从农民的视角来看，一亩地才赚了44块钱，而每个人的年出产更低，才30块钱。
致富经里早有介绍，东北一农民萝卜种得好一亩地能年赚6000块钱，比钢厂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更熟悉的化工行业更是如此。这个行业的某500强巨头，至今大宗业务仍然是聚乙烯等低端原材料，但只有参与应用范围较小的精细化工产品研发生产的人，才有晋升空间。被丢到聚乙烯车间，基本等于古代官员流放到海南岛。
实在是因为这些原材料级别的工业产品对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利用太不充分了。
谁还想务工
原材料行业如此，加工、代工业又如何呢？
在《城市化一波又一波，何处是故乡？》中我们提到，在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男多女少是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女工的减少，和东莞的服装、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有关。厂仔做的是模具、通讯、机械等有一定附加值，却需要强体力的制造，能比厂妹们多折腾几年。
其实也没几年好折腾的了，因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已经上线了制造机器人，比厂仔力气大，还听话，更不会工伤讨薪，好用得很。
这么说来，农民工离开加工业是因为科技进步，以及万恶的资本家要压缩成本咯？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深想一步就会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从工业角度看，技术开发一般超前生产需求10年~20年，之所以没有被启用，是因为它也需要成本。当企业主觉得不需要启用新技术也能够盈利时，出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考虑，他们会抵制新技术。
江户时代的日本，因为萝卜从新大陆传入，增加了山地的食物供给，触发了人口爆炸，西方人甚至记录了技术倒退的现象。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宁可限制半自动的风力水车，而是用人踩的方法取水。耕牛也少了，多的是几个农民拉着犁耕地。
这是人之常情，能用廉价工人解决的问题，谁想用新技术去解决呢？
所以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实际企业家对劳动力短缺的一种反馈。你可以说这要“感谢”人口红利消退，但鉴于厂妹和厂仔是自己离开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制造业的收入不让他们满意。
再来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前女友的父亲是中部某省的制造业企业主，他厂里最熟练的技工月收入也就是3000元，而在当地的小饭馆里端盘子的姑娘也能赚到2500元左右。一样地赚钱，要练到那位老师傅的手法至少要15年的积累，而那个姑娘可能是昨天才刚刚进城的。
这并非是因为老板黑心，压榨技工。他的产品需要大量的人力加工，并且有独特的节能设计附加值，但出厂时只能按照每吨一两百的价格出售，实在是抠不出利润分给工人。这不是减税3%能解决的问题。
服务业的附属品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发达国家，就是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提倡警惕“空心化”，却始终不能让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奥巴马增加补助不管用，特朗普闭关锁国也不管用，不赚钱的行业大家会用脚投票远离它，越是生活水平高的地方越是如此。
德国和日本船小掉头快，为制造业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向精密化、信息化发展，保持了自己工业强国的地位。但这样的工业品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它们离开了传统的大工厂式制造，向定制化、个性化服务的方向在发展，最末端的消费者在新的消费主义训规下很愿意为这样的产品掏钱。
这被称作消费主义的“后福特时代”，也就是制造企业迎合消费群体进行小规模、短周期的生产，配合广告商和销售商作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满足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人化的、原创的”需求。仔细想想你手边所能看到的所有的工业品，大到液晶电视、号称能除甲醛的空调，小到设计师联名口红、Zippo打火机，每一样都是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产物。
你去购买它，很多时候并非因为真正懂得它的原理、配方，更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是根据广告的宣传用它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品味。
这样的工业品，由于其销量来自后端的宣传，事实上创造它的生产流程就不能留住足够的利益，而必须将收入的大头分配给设计、营销、销售环节。它早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品了，而沦为了服务业的附属工具，真正的工业流程被彻底边缘化了。
这里正好顺便说一个我的选股技巧：
当一家工业企业对未来的展望是提供产业链整合、全套解决方案、做好客户服务之类的口号时，它就值得关注；相反当它关注的重点是扩大产能、提供更多产品时，就要警惕了。因为服务而非产能，才是工业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方法。
话说回工业本身。
农民工不傻，如果在工业系统中赚不到足够多的钱，则必然会离开，跳过第二产业到更大的城市里从事服务业。
所以这两年你很明显能感受到，提关心农民工的人少了，提农村进城的服务人员的报道却越来越多。今年年初，被走访关爱的进城人员是小吃店老板和快递员，他们是典型的服务业者，而非工业从业者。如果还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看到农民的工业痕迹的话，也只能在《啥是佩奇》这个短片的电焊爷爷身上看到了。
而他一旦成为了镜头记录的对象，为全国白领带来阵阵感动，本质上也成了服务业者。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