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罗拉像女人一样强
那是双刚健有力的手。那双手能够轻松抓起40公斤的重物。由于常年摩擦，掌心长出了厚茧，不止如此，从指尖到虎口，手掌的每一寸肌肤，都有硬塑料般的触感。一只拇指外翻，无法弯曲，那归咎于一场工伤事故。如果忽略这一点，在搬运工人群体中，那是一双平凡无奇的手。
不同之处，在于那双手的主人。一个年轻的女人。
网友们叫她“港版罗拉”。从20岁起，她就是一名运输工了。直至一年前，她在香港半山区工作时被路人拍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病毒式的传播。视频中，她下身热裤，上身是电影《古墓丽影》女主角罗拉的那种单色小背心，拖着满满一叉车高出她一头、重达一吨的货物。
“港版罗拉”已经变成一个香港传奇，一个寓意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都市寓言。香港年轻女性追逐物质、刁蛮娇弱的刻板印象，已经凿进了很多人的意识，而她的存在，是一个明确的反抗信号，她每天都在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劳动，并不断战胜她所在的行业对于女性的轻视。
如今，“罗拉”已经30岁了。她身高接近一米七，有着运动员一般的紧致身材，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高。她的面孔轮廓深邃，瞳孔呈浅褐色——她的搭档阿辉第一次见她时还以为她是外国人，那大概是因为她继承了母亲来自台湾日月潭的高山族血统。岁月对她是仁慈的——这也是有时候引起怀疑的地方，她的脸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
作为一名运输工，她出众的外貌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些人在这故事里得到了激励，一些人看到了生活的残酷，还有一些人为过多的欢呼声感到不安，认为这是男权审美下的胜利。
事实上，真名为朱芊佩的她，对于外界的反应迟钝且被动。她表示完全不在乎外界的想法。因为怕手机运转变慢，她只安装了有限几个软件，不知道什么是直播。她很少使用社交网络，家里甚至没有wifi。即便在走红之后，她一次也没有搜索过自己的名字。“是个奇怪的人吧。”
香港人管朱芊佩的工作叫“跟车”。她的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去新蒲岗的仓库清点并搬货上车。货物以粮油为主，一般是8板货，七八吨重，满满一卡车，送去九龙和港岛20至30个不同地点。一周6天，除了周一稍轻松，可以5点前下班，其他日子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
香港打工族欢迎台风天，因为公司依法例要放假。但对于朱芊佩来说，这意味着混乱。虽然当天停工，但该送的货还是要送到，接下来的那一天，甚至第二天，都要干到深夜，直至第三天才恢复正常。
这个明热过以往，香港酷热警告已经持续了15天，破了历史纪录。“汗流到像瀑布一样，连袜子都湿了。”她说。一天下来喝掉六七瓶水，可能只去一两次厕所，全化做汗了。她以前穿过男式工装短裤，但由于下蹲容易开裂，她选择穿热裤，也更凉快。但无论多热，脚上必须是安全鞋，重物砸到脚板的几率很高。有一次，朱芊佩的脚就被尾板和一板货夹住，怎么也不能动弹，还是亏一个路过的印度人按下侧门的开关救了她。
她会带上两三件背心，汗透了就换。时间就是金钱，不需要找更衣场所，她开发出一种方法，把第二件套上，从里面把头一件脱下。饭都是买到车上再解决。总是那几样，茶餐厅的干炒牛河或者麦当劳，有时是一袋烧腩肉，手抓分掉。送货点一个接一个，货车车头就像一个插座，每当坐上去，就是给身体重新充电的时间，下车就要干活。
后车厢除了两辆叉车，还有四五辆大小不同的手推车。在货车开不进去的狭窄路段，以及楼宇内部，这些工具将派上用场。很多大厦的车库要收几十元的入场费一这需要自己付。有时为了省钱，他们把车停在附近，纯靠手搬。这种情况往往只能靠朱芊佩一个人了，搭档要守在车上，以防警察抄牌。一张罚单320港币（明起涨至400元），他们很小心了，但一个月还是难免被罚上两三次。
现在是下午1点，今天货量格外大，进度已经有所耽误。朱芊佩跳下车，趁搭档停靠车位的间隙，用不到3分钟时间吃掉了一碗打包的炒粉——这本来是早饭，她忘了吃，现在变成了午饭。这座大厦的免费停车时间是45分钟，她和阿辉各自开动送货。她同时抓住两辆手推车，搭梯前往不同楼层的餐厅后厨。在那段时间里，香港的气温冲上了35度。当他们再次回到被太阳烤得发烫的街上，还是由于超时8分钟，交了30元停车费。
她很受欢迎，很多后厨的员工看到她就对她笑。“我们请她吃东西。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给她吃嘛。炸鸡啊、汤圆之类的。”一个自称叫“国产拉登”的年轻厨工说。他对她充满好奇，总喜欢和她搭话。
“国产拉登”告诉《人物》，有时他们以为朱芊佩走了，出门一看，其实没有。人在哪呢？他指向垃圾堆，“在这里收拾有用的。”一个年级较大的女服务员打断他：“你怎么爆料人家这些事。”
“你不明白，这些才叫真实。”“国产拉登”对她说。
朱芊佩承认，她兼职做废纸箱回收。有些夜晚，她还会去建筑工地帮朋友忙，清扫并运走建筑废料。她还在室内装修队打过电钻和电炮，“因为我觉得好有兴趣，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挑战。”说这些话时，她非常坦然。她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运输业是个中年男人占大多数的行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投身其中。“顶了一段时间就不来了。今天上班，明天失踪。”朱芊佩说。在每年有一半时间都是炎热夏季的香港，这些男人喜欢光着膀子，不少人有纹身。朱芊佩的搭档阿辉也是如此——他既是朱芊佩的老板，也是她的司机。30岁的他染着一头金发，右臂有一片纹身，给人感觉是个很凶悍的家伙。变线时后面的车不肯让道，阿辉看了他一眼，那人就让开了。
“欺软怕硬。”朱芊佩笑起来。
实际上，阿辉是个内心充满童趣的人。他很活泼，会有一些惊人之语（他指着前面摩托车手的安全帽说像一个狗头铡），也会旁若无人地突然大声唱“我们不一样”。朱芊佩也喜欢这类“蛮土的歌”。大壮、六哲、刘嘉亮、刀郎、凤凰传奇，她一连说出了一串一般香港人大概不会听说的歌手名字。以前，她听Tupac、艾米娜姆、蕾哈娜的说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入流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很多人以为阿辉和朱芊佩是情侣。其实不是。阿辉在搬货时认识了时任百佳超市外包落货员的朱芊佩，看她干活完全不输男人，便在一年多前自己运输车队缺人时向她发出招募。一开始没有其他司机愿意和女人搭档，他便自己带她。阿辉身为文员的太太直至现在还反对，但阿辉没有炒掉她的任何理由。事实证明，她非常好用。一辆货车标准配置是一个司机，两个跟车。香港的所有价格都在涨，阿辉为省下成本，提出如果跟车减至一人，工资可以涨2000块。其实算起来，增加的劳动与薪水不成比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朱芊佩是唯一接受了这个条件的人。
用朱芊佩自己的话说，钱不是吸引她的唯一原因。从前的那个老板发工资不准是，而阿辉发的是现金，从不拖欠。安全感对她非常重要。
以前做超市外包落货员时，老板考虑到她是女人，不敢给她太多活，她的日薪比其他人少100元。但后来，她的工作强度追上了男人们。现在，她在这个十几人的车队中，是最昂贵的跟车，月薪19000元（在香港，这个月薪高于一般文员、保安，略低于初阶警察），她一个人顶两个用，没有人不服。
在这个群体中，她慢慢为自己赢得一个外号：朱豪杰。最初可能只是一种戏谑，但后来，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她比所有人吃苦耐劳。阿辉注意到，她搬面粉时，整袋贴抱在身上，几趟下来就灰头土脸，很多男人都嫌这种搬法把身体搞得太脏。下雨天，她把塑料布盖到货物上，任身体淋湿，不披雨衣，嫌它碍事又闷热。她几乎不请假。阿辉的货车空调坏了，怕耽误干活，一周没修，她没有怨言。
有一段时期，阿辉承包货仓，请朱芊佩帮忙，她没多问就答应了。每晚需要清货到一两点，次日照常上班。但这还不是最难的部允货仓电梯因为渗水坏了一个月，他们需要每天将货物搬上七楼。尽管是付费的，愿意干这个活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3人。朱芊佩是其中一个。
这个她从事10年的行业，结缘于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示。20岁的一天，在报纸密密麻麻的招聘版，她看到了“物流步兵”几个字。这个工作特指依靠步行，用手推车穿梭在固定街区的送货员。她感到这个工作可以到处跑，很自由，而且很容易。她打去电话，老板吃了一惊：“是女生啊。”面试那天，老板又吃了一惊。“哇，你那么年轻。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你不会后悔的。”她说。
中五毕业（相当于高中学历）之后，她做过几份工作，先是去表姐夫开的小公司做文员，然后是酒店前堂接待、保安，室内泳池救生员。那些经历都不愉快。文员对着电脑，她午后总犯困。前堂接待要算账，她算得慢，被领班当着所有人面用脏话侮辱，第二天她就不去了。救生员总是无事可做，太闷了。她不喜欢被关在同一个地方。
伏笔早已埋下。在她还是酒店服务员的时候，她做过兼职清洁工，除了扫街，还要冲洗巴士。她承认，除了为多赚一点钱，也是想挑战自己，试试能吃多少苦。那是她从事体力劳动的开始，也是她可以做到毫不顾忌他人看法的开始。工作地在西环殓房附近，从晚上干到半夜。她是唯一的女孩，剩下全是五六十岁的老伯，气氛怪怪的。干了一阵子，她就没干了。
当她进入运输业后，她一直在这里，只不过在细分工种之间跳动。她做过3年水果批发市场送货员——那个工作总能吃到各式新鲜水果;超市外包落货员，平均每天卸二三十板货，要搬上楼梯，“我们那时候就几个人，一个人扔给一个人，就这样在楼梯三个位置抛，很好玩。”现在粮油杂货跟车，是所有搬运中最粗重、工时也最长的一类，以前同行里偶尔还能见到女性，这里是完全绝迹的。
再见，高跟鞋——她已经五六年没穿过了，再见，美甲——留指甲不利干活;再见，与闺蜜的下午茶——她没有太多闲暇，甚至周日也经常帮人顶班。选择这个工作意味着你需要放弃很多。10年来她没有旅游。但她越来越享受工作的快乐，尤其这两年，“客人也不会怎么为难你，这老板对你挺好的，然后就心里面踏实了。”
这些年，她的体重没有变化，但肌肉线条越来越硬朗。尤其搬运粮油后，她的肩肌愈发明显，肱二头肌变得像个网球。完全不认识她的人会认为她是个拳击教练。“没什么厉害的，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她说。
据她自己说，从小到大，她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喜欢冷气，除非热到睡不着，她喜欢电风扇。相比冬天，她更愿意在夏天干活，有那种汗透的畅快感。当她还是个文员时，每天下班都会去健身房，除了有氧运动，还练哑铃。后来，她再也不需要健身房了。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害羞，我宁愿面对货物或者东西，也不想面对人。”朱芊佩说，“面对货，我不用随时留意自己表情啊，不用怕说错话。”
所以，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不是不喜欢，是害怕。”她回答说。所以，健身教练这个看起来有一定相似性的选项也被早早排除掉了。“我是宁愿少说话、多做事。”
她讨厌香港的办公室文化，讨厌复杂职场的是是非非，“假装跟你特别要好，可是转过身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了。”她没有详细地展开，但她表示，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她感受过伤害。
当她置身于运输工的群体之中，她感受到自在。“很多都是看起来好像很凶，但是其实蛮好的。”确有蛮不讲理的人，但她总能感到良善，“这次我给你一瓶水，下次你送我几个水果。”事实上，她也对其他人不断释出善意。在《人物》记者的随访中，总能看到她去搭同行一把手，多扶住门一会儿让对方通行、推货上斜坡时帮出一把力、不嫌麻烦地收起手推车以腾出电梯里的空间。她有些害羞，却总是微笑。她的性格得到了成长。她自如地和人打招呼，但也没有太多压力，“交往不会太深入。”在人际关系上，她感到自己再没有被伤害过。
她的圈子里全是男性，但也有例外，她认识了一个搭建筑竹棚的女人——她丈夫曾是朱芊佩的同行。搭棚更具挑战，需要攀上高空。她也试过一次，从7楼窗口爬到5楼，“想想都后怕”。那女人嗓门很大，有点刁蛮，但也很讲义气。朱芊佩把她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她觉得这女人比她厉害，敢从5.5米高的货车直接爬上广告牌。有一次，她站在上面还大声和她丈夫吵架。“你们两个给我小声一点，下来再吵了。”朱芊佩对着上面喊。
今年过年，那女人的丈夫意外身故。她只剩下自己了，但她没有被打垮。不久，那女人又开工了。朱芊佩想到她时，总感到很难过。
会觉得那女人比她更坚强吗？她思考了一会儿，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不一样的。她有父母，她有亲戚在香港，她父母和亲戚都很疼她的。”
她出生在香港，家里有一套房，还有一辆吉普车。她记得家人带她去日本、美国、加拿大旅游。那些事情已经距离她那么遥远了，她还记得。
但从小学开始，记忆就不那么美好了。二年级，她随家人去了台湾，初一下学期，全家去了厦门。她性格本来就偏内向，作为一个口音不同的外来者，“女孩没什么话跟我说，人家也不喜欢跟我玩的样子。”她觉得两个地方都没有真正接纳她。她很不开心，内心反复纠缠过，但后来，她想通了，她并没有做错。她不再强求什么，用一种沉默但倔强的方式应对，整个少年时代，她没有任何女生好友。倒是有些男生会给她打电话问作业，“但是都被我爸骂跑了。”父亲一贯严厉，担心她早恋。
那时她有点胖，被叫做“猪小妹”，有个男孩很喜欢捉弄她，拿粉笔擦砸到她脸上，拍她的头，抽掉她的椅子。有一天她忍不住了’用上了父亲教给她的搏击术，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两脚。再没有人欺负她了。她自己跑步，自己操练，慢慢地，人瘦了下来。她的体能愈发强健，能用拳头撑在地上做20个一组的俯卧撑，跑步拿全校第一，但她依然很没有自信。她承认，直到现在，这种自卑仍然困扰着她。“老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实际上在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有种莫名其妙的害怕。”
她伤害过自己，拿刀和玻璃划胸口、割大腿、割腕。看着血流出来，“很傻的”，她想。她认为那时候自己真是太叛逆了。
中学时，父亲生意失败破产了，失去了香港的房和车。她与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激烈争吵最严重时，两人会互殴。中三那年，她决定离开厦门。选择香港而非台湾，是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伤害过她，这里封存了她快乐的过往。联系好姑妈，她自己搭巴士来了。几年后，表哥从国外回来，她就搬出姑妈家。那年她19岁，真正独立生活。那是最艰难的时候吗？不，“是最难的时候的开始。”她说。
她进入一段感情。一开始都很好，男人是个送鸡蛋的跟车。但很快一切都变了，那男人沉迷赌博，偷偷用光了她攒下的所有的钱。她受不了，用一种决断方式解决了这一切。拖着一个手提箱，她从那个家逃跑了。
她身上没有钱，又不愿向家人要。那时她21岁，正在为水果批发市场送货，面临无家可归，那个老板允许她睡货车后车厢的沙发。她在里面住了半年，由冬至夏，直至把钱攒到能够交得起租房的第一笔按金。洗澡在水果批发市场里，没有热水，冬天也只能咬牙洗冷水。到了夏天，后车厢里闷得要命，她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很多事情她宁愿自己扛下来。事实上，她运输工的工作，直到3年前父母才知道。
这段故事，在先前的采访中，她从没有讲述过。即便此刻，《人物》记者也没有期待她能讲出来。这是一段隐私，一个本可以放置于内心自己解决的难题。然而，她讲了出来。讲着那段充满着疼痛与忍耐的故事，她的脸上始终浮现着笑容。很难讲清，究竟是什么令她微笑。
那时候会觉得人生凄凉吗？“挺过来就不凄凉了。性格的话我是算坚强的，打不死的。”她说，“我要坚持下去，我不可以倒下来，因为我要靠自己。”
然后，就到了那场事故了。
那是一个失误。取货时，她一脚踏在尾板，一脚站在车内。司机没打招呼就降下尾板，她失去平衡，手推车飞到半空，先砸中她的头，然后砸在她戴着手套的左手拇指上。她从地上爬起来，还想继续拉。司机跑来看她，吓得连声说：“你你你，你在流血。”她看到血从手套里渗出来，滴落一地。
她没想到事隋的严重性，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还在笑。
指骨碎了，打了钢钉，又缝了7针，她没当回事，住院一天就出院了。好在那时候，她刚刚结束了睡后车厢的日子，找到住处。
两星期后，她去复诊，照X光时发现拇指歪掉了。医生建议，把骨头打断，重新打钢钉。她拒绝了。总共休养了一个月，她又上班了。
现在，朱芊佩看着她那根歪掉的无法弯曲的拇指，笑了。她不怪那个司机，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没站稳。老板赔了她一个月的工资。她没有争取什么，说多少就是多少。她很感谢那个老板，她总提这一点，正是他为她提供了后车厢睡觉。
阿辉打断了她，对《人物》记者说：“其实她以前老板很幸运了，请到她啊。这个叫永久伤残啊，要赔好多钱啊。”
朱芊佩沉默了一下，轻声说：“我也不想跟伤残扯上任何关系。”
“事实上是嘛。”阿辉说。
在她走红后这一年，有人会在路上认出她，但她依然是个运输工。不断有人告诉她，她在浪费她的外在条件，她并不这样看。她知道她的青春不多了，但她也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事业还没有一点成绩，还没有积蓄。”没错，事业，她用的是这个词。接下来，她准备考驾照，如果成为货车司机，起薪可以升至21000元。
另一方面，朱芊佩不希望自己被看成一个男人。她特地向《人物》记者指出，即便是工作时，她也并没有穿得男性化。她喜欢裙子——虽然很少有机会穿。每天出门前，她都会画眉，有时候还画眼线。因为拖太久而迟到，她被阿辉骂哭过。她承认工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化妆品上。
阿辉说，他见识到朱芊佩女性的一面，是她的选择困难症。工作时她都随便穿，但到了公司组织春茗或者组织出游，她会花很长的时间，反复试衣。“这也是不够自信的表现。”她说。已经有两次，因为迟迟没有出门，她错过了集体活动。“都到晚上9点了，好多人都喝大了，她还没有来。”
问她是否幸福。她没有马上给出答案，“对我来说，幸福的定义是两个人啊。”她说没有人追求她，她还在等待，但她并不强求，“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也没关系，就尽量把生命活得精彩一点。”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坚强。”她目视前方，对《人物》记者说，“很多时候我也很软弱。”她说，那个搭棚女人的丈夫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有时闲下来脑子放空，她也会哭出来。
至少现在，她最多表达的感受是满足。她和父亲的关系得到了修复。没有戏剧转折，是自然而然的，隔得远了，争吵就少了。父亲在厦门打散工，她曾尝试说服父亲搬回香港，但老人感到香港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个月前，父母来香港探望她，小她10岁的妹妹也来了。妹妹在福建读大学，她们会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网络对她的关注，为她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商业机会。她抽出一个上午去拍企业宣传照，“第一次拍摄还蛮头晕的，因为一直闪一直闪”，下午又去搬运了。她愿意抓住能够改变生活的一线机会，但她也说，“可能都是过眼云烟，可能几个月之后又恢复平淡了。”谁也不能担保以后会怎样，但至少，那过去的10年劳力付出是真的，清晰的肌肉线条是真的，伤病是真的。此时此刻是真的。那是经过无数的磨练才抵达的此时此刻。
下一个送货点到了。朱芊佩跳下车，货不多，_人就能搞定。而此时，阿辉已经跑到马路的另一边，他发现路边栽种着一棵芒果树。这是运输的乐趣吧，在路上他们见过猴子、野猪，还见过一整株的菠萝——那菠萝尝一口酸得要命。芒果还很青涩，阿辉放弃了采摘。很快，他们回到车上，往下一个路口开去。
货车疾驰，罗拉快跑，阿辉唱起“我们不一样”。生活如此艰难，生活没什么难的。道路还长，夏天还长，不要着急，芒果树就在那里，只要经过就能看见。总有一天，芒果会熟的。
作者：谢梦遥
来源：《人物》201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