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人都避而不谈，对黑暗里的人其实是一种纵容
杨蓉很宅。第一次见面约定的采访地点是她家小区门口的咖啡厅，但杨蓉难得出门，都不知道那家店已经倒闭了，提前出来“踩点”才看到玻璃门上挂着锁。不在剧组的日子，只要没有朋友邀约，她可以连续半个月都不出门，最远只是晚饭后到楼下的花园去遛狗。最近她迷上了在家种辣椒，拍照记录每一棵嫩芽破土的过程。
观众记住的杨蓉大多是《少年天子》里惹人冷爱的佟妃或者《少年包青天3》里机灵的小风筝。十几年过去，杨蓉从没间断拍戏，但除了作品，她鲜有新闻，也不常出席商业活动，没工作时甚至不会主动和团队联系。大多数时候她独自生活，客厅和餐厅打通，不算小的空间里只放了一个餐桌，一个西厨操作台，一架钢琴和一个精致的小沙发。生活过得规律又健康：八九点起床，锻炼一个半小时，吃午饭，看看手上的剧本或者喜欢的书和电影，吃完晚饭下楼遛狗，回来做一些心灵禅修的自我梳理练习，就准备睡觉了。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女演员的日常作息，简单到显得对事业没有什么进取心。
直到一场意外让她的私人生活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11月，北京一家幼儿园疑似虐待儿童的新闻被爆出。从功利的公关角度来说，明星一般不会选择就社会新闻发表看法，章子怡以人母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追问真相已经被赞为勇敢，转发她的微博成了又安全又妥帖的选择。
事情逐渐发酵的当晚，杨蓉一夜没睡，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4岁时被妈妈同事的儿子猥亵的经历。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出来，发在微博上。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一次有内地女明星愿意坦承自己曾经被性侵。这也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剖白自己的私生活。
她绝不是那种乐于引起外界关注的女演员。现阶段的杨蓉能演女一号，但大多是精致的小制作，媒体写她的专访，最爱用的标题是“戏好人不红”，在百度搜索她的名字，第一条结果是“杨蓉为什么一直没红起来呢”，周围人都显得比她更着急。
杨蓉知道这条微博发出去一定会引发一些争议，但没想到是直接“炸了”，一条接着一条讲述类似遭遇的评论涌进来，原来有这么多女性都经历过差不多的事，她形容那种感觉“太震撼了”。
当时包括《人物》杂志在内的很多媒体都联系杨蓉希望采访她，但都被拒绝了’她只通过经纪人对外表示，“想说的都在微博里说过了，谢谢大家关心”，从此没再公开谈论过这件事。
她再一次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和同龄的演员比，出道很早的杨蓉身上有从1990年代走过来的“老派艺人”的一面。比如她几乎没有私生活绯闻，从不曝光自己的感情。团队曾经想为杨蓉接一个视频节目，但因为需要到她家里去拍，被杨蓉坚决拒绝：“Noway”。
虽然今年才36岁，但杨蓉已经出道足足20年了。她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谢晋这样的大导演合作，不到16岁被特招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大一接拍电视剧已经是女一号。
一路以来的顺利，让杨蓉身上从没有一定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的焦虑感。大学时赵宝刚导演到学校为《像雾像雨又像风》选女主角，副导演通知她和师姐罗海琼去试镜。杨蓉一看表已经晚上9点半了，要出门就得重新化妆选衣服，12点前也许都回不到宿舍，想到第二天6点还要早起出晨功，就回话说要不然明天吧。第二天傍晚下了课她才赶过去，剧组已经和罗海琼签了约。赵宝刚看她条件不错，给她一张名片，嘱咐杨蓉如果到北京可以和他联系，也许有机会合作。那张名片杨蓉一直留着，但从没有拨过上面印着的电话号码。
因为年龄比身边的同学都小3岁左右，再加上脸上总挂着甜笑，杨蓉上学时受到周围人很多照顾，也许正因为这样，她单纯的心性得以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她也不擅长给自己的事业做规划，没有经纪人，接戏常常凭着个人喜好，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几年演遍了各种“善良大方温柔典雅”的角色。
谈起她曾经的发展，于正用“懒散”概括，一年只拍最多两部戏，也从不给自己做宣传。他们曾经是上戏表演系的同班同学，和杨蓉的顺风顺水不一样，于正毕业以后跟随香港导演李慧民学习写剧本，过了几年没钱吃饭寄人篱下的生活，渴望着成功。
他们俩的合作开始于一次巧合。当时于正正在筹备古装喜剧《欢喜婆婆俏媳妇》，原本定好的女二号在开机前来不了了’他想来想去想到了老同学杨蓉。那是一个嫁了八次还没嫁掉，需要扮丑的角色，出于帮忙的性质，杨蓉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于正看她对角色不挑不拣愿意牺牲形象，尽管外形不是最合适，但筹备《宫》系列第二部的时候，又找她演大反派。
冲着第一部全民轰动级别的人气，杨蓉接了’但内心既不愿意当坏人，又不愿意给别人做陪衬，演得心不甘情不愿。于正看出她的抗拒，去找她谈话，不留情面地问：“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有红，你不觉得你应该从自己身上去找找原因吗？”
从那以后，杨蓉签约了于正的工作室（后更名为欢娱影视），开始一部接着一部演坏女人，在表演上给自己找突破。但生活中，她依然还是原来温柔随和的样子。欢娱影视参与投资和制作的古装IP剧《凤囚凰》原本定了杨蓉演女一号，却在临开机前被质疑她人气不够，换了别的演员。经受这样的尴尬，杨蓉一声没吭，一直在媒体面前表达对公司和老板的理解。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于正也一再强调杨蓉“特别好合作，没什么毛病，比较佛系，不争不抢的”。
越是接触眼前的杨蓉，越是难以想象，她会有勇气选择站出来聊“那件事”。但写出来，或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终结。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她此后对媒体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新闻热点再轰动，一周也退烧了。这条微博一直静静在那儿，慢慢在时间线下沉，被更新鲜的动态取代，但这并不影响评论一天天继续增长，半年过去，已经累积超过了16万。它已经成了一个树洞，很多留言开头的第一句都是“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
半年后，终于答应采访邀约的杨蓉对这件事依然不太愿意谈论过多，“我不擅长做一个女权斗士或者人道主义专家，很难去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这件事。”她说自己发那条微博并不是以女明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当所有人都避而不谈的话，对黑暗里的人其实是一种纵容。”
个人空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想要自由地生活，想干嘛就可以干嘛，所以我很享受我自己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像他们（工作人员）平时都见不到我。
年前他们说要来我家做节目，Noway！我确实是艺人，也愿意把30多年的生活经验去和大家分享，但具体到我每天吃什么、做什么、睡在什么样的床上，就不必了吧。
我也知道这样的性格不利于所谓的“走红”，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从小的家庭包括我开始学表演的时候的环境都有关系，其实都是比较传统的。在我的概念当中，演员的工作就是去把那个角色演好就OK了。我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演员有经纪人都是会被骂的，你必须亲自去和制片人、导演见面聊角色。我大三的时候和郭晓东拍了一个戏叫《西街女》，导演张进战老师以前一直跟着陈凯歌做执行导演。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和我说，杨蓉你记好了啊，你什么时候有经纪人，什么时候就不要和我联系了。
所以我刚拍戏的差不多前10年都是没有经纪人的，接戏非常被动，都是合作过的班底才会来找我，连片酬都是自己谈，要去签合同之前，问问我的同学们你现在大概多少钱啊，我才知道大概我应该要多少。
我记得刚拍完《少年天子》和《少年包青天3》的时候，那个香港的制片人就跟我说，杨蓉你要做宣传，我觉得嗯？我要做这些？他说对呀，还会给我讲一些他知道的别人在做的方法，我还很天真，觉得好像这个我不需要啊。
直到现在很多粉丝还会留言说他们觉得《少年天子》那部戏是经典，问我现在为什么看不到那样的戏了。
它的创作环境是无法复制的，当年就是一群刚刚毕业的年轻戏剧人，住在顺义一个很偏远的四合院里，编剧刘恒老师也住那儿。有人做饭，每天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下来，10个人一桌，边吃边聊的都是你昨天那场戏怎么回事，我怎么演能更好。它不能出不了好戏。
那个戏一共40集，我们拍了整整半年。放到现在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一个剧组AB组同时开工，40集的戏必须要两个月60天就得拍完。我曾经拍过一个港台的戏，同时开了ABCD四-个组，一个组收工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了，我跟王学兵两个人没有睡觉的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洗洗澡重新上妆，再去下一个组拍。最长连拍了三天，拍到最后人已经木了，导演说话你会觉得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一个声音，然后要反应一下他说什么？哦，他是这个意思。
现在想想以前的观念有点可笑，但我这个人有点被动，后来大家早已经都变了，我还没有意识到。刚好在那个时候，我拍几个戏都没有很好的结果，甚至其中有两部都是大女主的戏，到今天都没有播出，你才会意识到数据也是有用的。
这时候我接到了于正的电话。我们是上戏表演系的同班同学，以前合作过一部《欢喜婆婆》，他说希望跟我有第二次合作。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宫1》当时的那个轰动程度，从自私的角度说，我确实需要一个让我能够被更多人看到的戏。但看完剧本我就崩溃了，我想说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演那样一个角色？
那是大反派，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总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什么都要占有，见不得别人好，总要害这个害那个，坦白说那个角色我确实没有找到信念感。甚至后来拍的那两个月我的心情都很糟糕，我不想去演坏人，也不想去衬托别人。
在剧组，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过自己的纠结，但和我演对手戏的王琳姐她们都能感受到我那个状态。王琳姐很有经验，她就劝我，说演反派挺爽的，你演女一号一定要很端庄很优雅那样的，但是反派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最过瘾。
我的内心没有达到那个力量，可是导演说杨蓉你不够坏，你的眼神不够，我就必须得去找一些外部的技巧把我的内心填充进去，靠比较外放的套路去演完了。这个戏播的时候，包括直到现在，我没有去好好看过一遍。我妈跟我转述了一个我表姐的看法。她说蓉蓉我怎么看你都是好人，你那个坏一看就是演出来的。
她其实是想安慰我，告诉我她知道我不是坏人，但是我听了就知道是我没演好。演完这个角色，我心里的包袱就被冲破了，世界观整个被打开了，后来将近有两年的时间，自己主动演了好多反派。
到拍《云中歌》的时候，有一场戏是我和包贝尔的对手戏，他的角色要很凶地来质问我。他很在意那场戏，准备了很久，调动自己的情绪准备爆发。我完全没有准备。现场有一杯茶，演的时候我拿起茶来闻了一下，轻声地说，“好香的茶呀，昌邑王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我完全不跟着他走，也不需要大喊大叫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气场已经慢慢就出来了。
但是反派也有演烦的时候，演了两年，各种坏的类型都演过了，我觉得暂时来讲是突破不了了，就需要一些新的能量，会去刻意选一些比较好的角色，像《情定三生》就演了一个“从画中走出来的女人”。
那几年大家总说我演不了女主角，公司就帮我算是量身定制了《美人为馅》，从那以后演了挺多现代戏，包括马上要播的《沙海》，但问题在于我发现这两年我又一直在演很活泼很二的角色，总是二加二加二再加二以后，就会又变成一种模式，所以接下来可能又会想要变一变。
记者总是爱问我演女主角也不够红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杨蓉的一种鼓励和褒奖吧。但红的定义是什么？每个人都不同。我从15岁拍第一部戏到今天，见到了身边太多朋友一夜爆红，但是演员这个行业的压力是无形的，红不了，你会痛苦，红了你想要更红，也痛苦，如愿站在金字塔顶端，你会害怕自己有一天就不那么红了，怕被后来的人代替，还是痛苦。当你看清了很多事隋以后，就会放下很多。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流量、人气，成了很多事情决定性的因素。
你问我《凤囚凰》被换角的事，其实最后官宣的结果，我是在微博和大家同一时间知道的。发布大概两个多小时后，于老板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蓉蓉我们见面聊聊吧。我说我现在不想聊，过段时间再说吧，他说好。我很生气，不是因为曾经允诺我的角色换了别人，而是他居然事先都没有跟我说一声就直接对外公布了，我是不是他的艺人？我是不是他的朋友？
其实我早就做了不演的准备，但是以这种方式得知这个结果，确实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大概一周以后，我和于老板见了一面，那是一次终身难忘的谈话。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谈了什么，我只能说两个认识快20年的朋友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
写那篇关于性侵的文章，是我唯一一次在微博上比较深入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
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视频，是关于幼儿园孩子的。我一个晚上没睡着，想起了我自己4岁的一段经历。
妈妈同事的儿子，一个被我叫做叔叔的人，说带我去自己家里玩一会儿，让我躺在屋里唯一的一张木质单人床上，说要玩个游戏，让我分开双腿，然后自己爬上去……
要不要把它写出来？我犹豫了很久，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毕竟我算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又是一件听起来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出来，就不会有人知道。
其实当年我也和自己的父母说了，我父亲气得发抖，说要拿刀去砍他。我妈妈问我，他脱你衣服了吗？我摇摇头，后来这件事就再没人提起了，他们只是把我更加严格地看护起来，我知道这就是出于“不光彩”的考虑。那时候我很小，无力去对抗什么，但是现在长大了，我有能力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放下它。当所有人都避而不谈的话，对某些人其实是一种放纵，是一种纵容。
真正决定以后，写出来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事情最终我没有去跟爸妈商量，但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肯定要对工作人员有个交代。我和他们说我要发这么一个东西，我的经纪人很快就回复了，说好。他是男性，事后他才和我说，他当时以为我写的是一个从别处听来的故事，压根没有去想这是发生在谁身上的。
发之前我想到那篇文章会有很多评论，但没想到效果是直接“炸了”。有很多媒体通过经纪人来找我采访，我都推了。因为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要再说什么了。我不擅长做一个女权斗士或者人道主义专家，很难去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这件事。
我发那篇微博更多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而不是一个演员或者怎么样。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去告诉大家，其实你刻意去回避，就永远无法真正放下。我4岁时所有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但那件事发生的瞬间，甚至是那天空气的味道、温度，那时我的焦虑和恐惧，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发了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事情吧，你去面对它比你去逃避它可能更有意义。你说出来了，反而就放下了。
我爸爸不上网，妈妈偶尔会看微博，过了这么久，我相信她一定看过了那篇文章，但她至今没有和我聊过这件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太敢直接和我说什么，都是隐去这件事，给我打电话说“抱抱狗狗”。我也一直有收到很多朋友的微信，有人说蓉蓉你好勇敢，有人给我讲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最震撼的是，我亲眼看着讲述自己遭遇的评论一条一条涌进来，尤其是很多人会说这是她第一次有勇气说出来。直到今天，那条微博还不断有新的留言，甚至有的评论140个字放不下’要用截图的方式发上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数量不小的事情。我相信我说出来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去为了未来不要再有人受这样子伤害而努力。每一个在我微博下留言去讲自己故事的人都是一个勇敢者，我很尊敬她们。
作者：闫坤沐
来源：《人物》2018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