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诞浅薄如水
高频词，“都行”。
大多时候，这是一种结束追问、隐藏人生态度的技巧。但对这个艺名“李诞”，出生于1989年，长着喜感的圆脸蛋和眯缝眼的脱口秀演员来说，“都行”本身就是一种人生态度。
谈他刚工作时的心态，“我那会儿真就是很随性，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成为什么人，我就是干啥都行。”谈从前他不愿像其他段子手在微博发广告，到现在无所谓的态度，“我就慢慢觉得人啊，说你想这些干吗呢，都行。”谈内心里是不是期待被人称为作家，“都行”。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是，“还行”。李诞的话语体系里很少出现那些最高级表意的语汇。不需要卓越，不需要满溢状态，不需要“太棒了”，“还行”就足够了。由素人变成明星的感觉“还行”，自己脱口秀的实力“还行”，对小说的创作欲望“还行”，文字功底“还行”。
“我觉得你写人物稿还行啊。这不会给我写出去吧。”当他表达了一个批判性观点后，他对记者说。
锋芒只是偶现，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人”。“都行，我的价值观就是都可以，都行，真的，都行，都可以，咋都行。”他说。
给2012年开播的东方卫视《今晚80后脱口秀》做了几年幕后写手，李诞才第一次登台，那还是制片人叶烽为了丰富节目形态，把他“踹上去的”。细节记不清了—或许他根本只是懒得调动记忆—他就是冲着钱去。“我就记得那次给了我800块钱，这我记得很清楚。”
之前抗拒表演的原因，一是对脱口秀（本文专指stand-upcomedy，而不是访谈类的talk show）缺少热爱，二是对舞台存在敬畏感。这两个障碍很快就跨过去了，去美国转了一圈，拜访各大脱口秀节目，发现“这个行业可能就这样，业余的开始说，说着说着就自己成了主持人”。不热爱也没关系，钱挣到了，能让观众笑，成就感就来了。“我是一个虚荣的人，我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他说，“你可以拿它当药、强心剂。”
但是等一等，作为现象级综艺《吐槽大会》中的常驻卡司、以美式喜剧为核心生产力的内容公司笑果文化的联合创始人，李诞竟然对脱口秀没有热爱？
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而此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场脱口秀录制，准备去吃夜宵。《人物》记者准备的所有脱口秀技术话题都落空了，他没有深入讨论的欲望，匆匆带过，“我很少总结我的创作方法论啊、理念啊。”其他演员总挂在嘴上的脱口秀术语“前提”，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基本不看自己节目上的表演，“其实你应该常看，才能知道自己差在哪儿，进步在哪儿。”
大概感觉强调过多，他突兀地补了一句。“我也不讨厌脱口秀，你明白吧。”那只是个工作，他不想因此被贴上标签。
接近他的人是可以轻易达成共识的。“他涉猎非常广。再一个就是，他太轻松地就把脱口秀做到非常好，他的天赋太高了。”笑果文化的首席编剧程璐说。公司内部有个说法，李诞好好活着就是KPI，不可能有他完成不了的任务。
全公司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快了。吐槽国足那期，因为头尾相衔的紧密日程，他的准备时间被大大压缩—这对于他来说已经趋于常态，头天晚上才看话题，次日一早赶飞机，记下几个要点，段子就基本成型了。录制前的读稿会上，其他编剧的稿子大段删减修改是常事，他80%以上的文本能保留。他的表演非常松弛，有一种大大咧咧啥也不在乎的感觉，即便有时准备不足需要带手卡，内心紧张，表现在外也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
Roast是一种特殊的脱口秀节目形式，美国喜剧中心频道一年才搞一次，但它的中国学徒笑果文化将其变成了周周上演的季播节目《吐槽大会》。一切都是做戏，每个嘉宾扮演不同的火力点，遵守事先写下的脚本，互相调侃糗事，假装讨厌彼此。脱口秀内涵丰富，不止于抛笑话，可以附带生活观察、谈观点、讲个人经历—笑果文化制作的另一款节目《脱口秀大会》更接近于这些形式，《吐槽大会》采用一种最浅白的呈现方式，具有更纯粹的娱乐属性。西方脱口秀讲究冒犯精神，但在中国语境下，《吐槽大会》这种经过安排、彼此妥协的冒犯，在某种角度看恰恰是最安全的“冒犯”。
李诞正是因为在《吐槽大会》里的表现而蹿红的。他的名字频频登上微博热搜，观众喜欢他—他又好笑又深具亲和力，明星也喜欢他—网上到处传播着明星与他的同框拍摄。受众主要限于上海地区的《今晚80后脱口秀》，从未能给李诞带来如此广泛的知名度，他的粉丝早就反超了节目主持人王自健。但那个节目无疑对他是重要的，频繁登台为他日后的表演打下了底子，还让他与制片人叶烽建立了信任，两个人在2015年与另几位伙伴共同成立笑果文化。公司大部分员工是脱口秀演员。
于是问题又绕回来了，置身于这个群体之中—他们每天的话题都围绕脱口秀展开，李诞怎么能不爱脱口秀呢？
其他脱口秀演员极为看重的开放麦（通常设在酒吧，免费为观众表演以反复打磨段子），他基本不去。他没有办过专场—在美国这往往需要长达数年的段子积累，有无专场经历被视为一个演员是否成熟的标准。他的成长像是人为提速，经爆款节目的催化，大量粉丝就来了。一切需要过程，大部分粉丝对脱口秀的理解可能非常有限—怼人和搞笑绝不是这门艺术的全部。
他倒是常开音频直播—通常在深宵，和网友连麦，故意去接一些烂梗，以提升自己在综艺节目的即时反应。“他说的话特别不着三不着两，也没有梗，但我怎么接呢，直播里全是这样的人。”
他现在就想做一个能站在吴宗宪身边接话的角色。不需要成为综艺之王—没那么大抱负，像副咖赵正平、沈玉琳之类的艺人就可以了。那感觉就像“上课的时候接下茬儿”，“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因为我天天就那样，我说话就那样，我也不用努力，也不用练习”。
TonyChou从2012年接触脱口秀，算中国最早的一批演员，曾担任《恶毒梁欢秀》的副咖—那是一档有着强观点的节目。他对李诞以“脱口秀艺人”自称不能认同。“脱口秀的特征是公共表达而不是艺术表现，媒体属性大于艺术属性，我不认为脱口秀表演者应该叫艺人。”
在李诞看来，脱口秀的力量太小了，“远远没有那么厉害，讲个段子就过去了”。他对那些追求深度的脱口秀并无兴趣，“我说得难听点，觉得也没说出个啥来，好像要引发我思考似的，就是你自己在那儿说了一些根本没有人关心的事情。”
他也反对“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种说法，“喜剧就是喜剧，悲剧是实现它的一种方式吧，就能让这个喜剧更有冲击力，更有共鸣感，一切都是方法。”同样地，“有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是实现好笑的一种途径”。他指出喜剧人的内心痛苦比一般人多，那是因为天生敏锐，但同时他感受的快乐也要多得多。
夜越来越深了。“其实你看咱俩从头聊到现在，你要明白一个事儿”，李诞拍了一下记者的大腿，“脱口秀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表达欲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喜欢写小说，也写了很多年，但成就了他人生首个巅峰的，不是小说。
他摇摇晃晃地起身离开—他处于戒酒期，没有喝酒，那只是他惯常的走路姿势—在昏暗的路灯中留下一个高瘦的模糊背影。
在那次采访结束后，李诞给《人物》记者发来信息：“我对你还是挺信任的，我的回答里会影响公司利益的还是麻烦千万不要写啊。你能答应我，我说话就不用保留了。”
在谈及自己的虚荣、想挣钱以及对脱口秀的不热爱，李诞有着惊人的坦诚，但他绝不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受访者。对于某些领域，他选择绕行。他一次也没有提及“尺度”这个词。
相对于其他综艺形式，以表达为主的脱口秀更容易踩到高压线。《今晚80后脱口秀》里曾有过一些颇为大胆的美式风格段子—比如假想某位大人物如何收快递，在坊间引起好评，但也带来了非议。作为制片人的叶烽被数度批评，还在台里的全体大会上念过检讨。几次转型后，《今晚80后脱口秀》在去年结束了播映。这些经历没有让叶烽放弃脱口秀这个阵地，但让他变得越来越谨慎了。
李诞比叶烽更谨慎。叶烽仍然愿意做一些尝试，比如豫章书院事件后，笑果文化制作的节目《冒犯家族》中谈到该事，表演者的脑袋上会出现一个瞄准器的红点—其实线下脱口秀现场早有人玩过这个梗了。李诞没有参与《冒犯家族》。在其他同事看来，以李诞的标准，他绝对不可能通过那个方案。那一段还是播了，并未惹来麻烦。
好友王建国记得，李诞还没成名时，两个人喜欢在线下表演漫才，会说些不能播的。但现在他们自觉远离了这些。“我其实还好，老李这边实在是不能有什么差错，现在他艺人的活儿太多了，所以你不能扽着他干一些那么危险的事儿。”王建国说。
李诞小心对待那些可能招致风险的事项。香港书展对他发出演讲邀请（他的好友蒋方舟去过，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他本能地觉得敏感，推掉了。新浪微博提请大V在春节联欢晚会播映前后注意言论——那几乎是段子手们固定的吐槽狂欢时段，他遵守了。去日本玩，照片都不敢发，“微博的舆论环境太差”，怕被人说精日。
程璐印象深刻，李诞在公司内部做分享，让所有编剧去读王朔的《我看大众文化》。“刚做这一行的人，大家骨子里面有很多挺清高的东西，”程璐理解李诞的意思是，“既然来做节目了，你做的是一个产品，是一个娱乐消费品，要放下你的清高，那些艺术家的东西。”第一季《吐槽大会》，李诞名气有限，去和嘉宾沟通时，对方不理解这种全新综艺模式，有时会说些很难听的话。他都忍住，尽量周旋，反而是他手下有的编剧没压住气。也有过对方认为不好笑而将稿子整篇推翻的情况发生，那就乖乖地重新写。
但在身边人眼中，生活中的李诞恰恰是最具艺术家清高的那种人。他爱憎分明，“特别讨厌那些能力不够但是又很装的人”。他很容易在微博拉黑粉丝。一次，他说他看着狗头表情包被滥用很不舒服，而所有继续发这个表情调戏他的人，统统被拉黑了。他从不参与任何同学聚会，“朋友就是朋友，我觉得因为是同学而成为朋友很荒谬，这又不是你选的，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朋友。”他对《人物》说。
五六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网上活跃的段子手的时候，他不介意得罪人，反正不认识，看到荒谬言论直接骂。段子手喜欢互相转发赚人气，他特鄙视，刻意维持一种人情上的洁癖。“我觉得他写的傻，我怎么会转呢，要求比较高。”段子手们后来纷纷加入营销公司，夹着段子发广告，他不随大流，“就觉得那个钱挣得特别没意思，我那会儿还年轻吧。”
“以前他是一个特别讨人厌的人，”王建国说，“他会非常刻薄和凶猛。”
但现在，他把自己当年的那种不合群理解为矫情，“市场经济嘛，有人喜欢，有人买单，你的工作就有价值。”在艺人中，他算配合度高的那种，转发、录祝福小视频，都可以。有个商家找李诞在活动上跳尬舞，这是会被他视为特别傻的行为，大家都以为他会拒绝，对方出价很高，他去跳了。
“一个就是艺术家气质，一个就是实用主义。这两点都在他身上特别明显。他很看得清这个世界的规则。”程璐说。
他有种喝酒太多的自毁倾向，喝醉了唱歌跳舞骂脏话，控制不住，断片儿是常事。酒精会放大所有的快乐，以及痛苦。戒酒是因为有次喝多，在一位初次见面的公司重要合作伙伴面前失态，但只维持了两个月，又毫无征兆地打破了——就是喜欢，不需要原因。某个深夜，他给《人物》记者发信息：“我们都爱喝酒，就是朋友。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说。”显然，他又喝醉了。
他好酒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有时候去录节目，进了化妆间对方就给他备了酒。但工作状态下的李诞滴酒不沾，控制得住，这是他的自我要求。
李诞还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编剧史航就与他成网友了。史航很认可这个网名叫“自扯自蛋”的年轻人的文字才华。李诞来北京玩，还住过一段时间史航家的沙发。“我至今所有的成就、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我当年在网上写写写。”他说。史航发现，这小子“一点不怯阵”，有“一种卓越的自来熟”的能力。尽管只是偶尔来京，他已经活跃于几个不同的圈子。
那会儿大家都玩饭否，王建国也是饭否知名段子手，他是个宅男，不爱社交，“自扯自蛋”约他两三次，他抹不开面，出来吃了顿火锅。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很多方面，他们都像，都酗酒，都算是文学青年，“都胸无大志”。大学毕业后，李诞每月挣3000块钱给广告公司做自由撰稿的时候，王建国签约晋江论坛写网络小说，每月挣1500。用王建国的话说，“刻意往惨了活也是一种创作方式”。不同之处是，王建国极度节俭，总怕钱没了，“老李性格就很野，没不没根本就不想，就是往前走，没了就没了”。
早几年，李诞喜欢拎个小红酒瓶，在大街上边走边喝，喝到傍晚，朋友们该下班下班了，找一个店把人都约过来，继续喝。他这种吊儿郎当的性格一度令史航忧心，他和东东枪老想着怎么帮他规划下未来，但说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小时候大家都有憧憬，做科学家啊什么的。但我很小就没有理想，我从来就没有理想。”李诞对《人物》回忆。
后来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力荐下，李诞和王建国一起加入《今晚80后脱口秀》，收入才算稳定下来。但李诞对稳定本身并没有太多需求。经过一段时间，两个人成为幕后主力写手，制片人叶烽找他们，一脸得意：“我跟台里说了，很快就会给你俩解决编制。”两个人反应一致，为什么要编制，为什么要五险一金？
叶烽懵了：“所有人都是打破头想进来。”
“就本能地抵触。我不喜欢有人限制我，我说走就要走，就是这种感觉。”李诞说。
一直以来，他渴慕取悦别人，但他不是那种积极昂扬的人。微博上如果关注他，自动回复是：bewater my friend. “你可以做任何样的形态，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儿，随便。”他解释说。就连他的脱口秀里也有一种颓丧的感觉。“先拿自己不当回事，才拿别人不当回事。他用自己的垫底方式反衬了每一个人的人生还有点希望。”史航说，“积极的偶像、积极的成功者大家见的太多了。”
他那句“人间不值得”已经流传为网络金句——事实上没那么多深意，只是用来安慰那些不开心的网友，在他的微博上仅出现过3次。这句话被越来越多人引用，也越来越有魔力，有天李诞认识了一位禅师，他惊讶地得知“人间不值得”这句他自创的话竟成为一堂佛学讲座的主题。
李诞成了一种反类型的存在。人们喜欢他的真诚，喜欢他的松弛，喜欢他不加修饰的普通人形象——哪个艺人会上节目戴个800度的近视眼镜？他在微博和女朋友晒恩爱，他纹着一条花臂的女朋友看起来比他酷太多了。他上真人秀《向往的生活》，近乎完美地演绎了四体不勤的懒人形象，制造了大量搞笑桥段。“他没有让综艺改变他，但他改变了综艺。他长成那样子，他念什么都是解构的。”史航说。
李诞讨厌人设这个词，他不是刻意活成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个德性。一直以来，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努力的人，高考复读一年算他整个人生中最拼的时期了，但还是谈了恋爱，经常去找朋友打麻将。他没遇过什么挫折，“反正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遇到就莫名其妙对我特别好的人。”他记得他们。
如果你问他成名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他会毫无犹豫地告诉你，减低了交朋友的成本。他特别喜欢和陌生人聊天，以前需要特定的气氛，或者请人喝杯酒，但现在走到大街上就老有人喊他。“经常喝着喝着就整个桌子全是人，认识不认识全在这儿喝。”
“我觉得红这件事就是彩票，不是说我拼命刮你就能再中一张的，我觉得你中了500万你就花，花完就花完了。”他说。他推掉了三四个邀请他和女友一起上的恋爱养成类真人秀，觉得承受不起；拒绝了两个电影的导演邀约，自认能力不够；今年以来没赶过上午出发的飞机，不想早起。“这是意义所在吧，要不然，你红了图个啥，你不是图事情按照自己想的来嘛。”
他总是嬉皮笑脸。这种态度不是在所有场合奏效。在一次外出商演前，他用临时排出档期的王建国顶替了另一位本已安排的演员冯立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是这么通知冯立文的：“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好消息是，你明天可以休息了。坏消息是，你的演出取消了。”冯立文感到愤怒和屈辱。在他表达抗议后，李诞言辞诚恳地微信道歉过两次。
“我喜欢这样得得瑟瑟的，贱不溜嗖的，但是我不爱伤害别人。我觉得把一个人弄难受了没什么好玩儿的。”李诞说。
公共表达的退化，近年来在很多名人身上都存在。因《奇葩说》成名的一位辩手曾经很关心香港政治，但现在她几乎不公开谈论了，“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够说这么多这种东西”。她也承认，进了娱乐圈接触的信息不一样了，“输入改变了，输出自然改变”。除了谨慎对社会议题发言，连微博点赞都要小心——点赞即是表态。另一位《奇葩说》辩手告诉《人物》，为了避免手误，训练出用左手划屏的习惯。就连李诞很欣赏的罗永浩，创业后也收起愤青姿态，在商言商。
李诞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不是逃避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随波逐流。尽人事，听天命。”他说。
这可能与他近年来对佛学的兴趣有关。他在家里摆上佛像，研读《金刚经》，最近还与艺术家一起做了个名为《太空度》的颇具禅意的装置作品。
但在王建国看来，李诞“研究的是临床佛学”。他不觉得他真正信仰什么，只是认同那套哲学。他一点不喜欢《太空度》这个作品，觉得李诞只是在玩，“你堂堂李诞，怎么弄那么个破玩意儿。我是多少有点生气的，你没好好弄啊。”
去年底，李诞接受《十三邀》采访，问及对当下时代的看法，他表达的全是喜爱。“允许你有小腔小调。最关键的是你能生活，你能赚钱，而且这个时代特别热闹。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但他对《人物》承认，其实他内心还有另外一套答案，只是没有说出来。
“所有时代我都不喜欢。所以为什么你不选择喜欢你生活的时代呢？你不喜欢你生活的时代，你就只有痛苦，你不神经病吗？你天天在那儿憧憬说我要是活在民国就好，你也活不到民国去。你就喜欢现在的时代，把你自己的人生捋顺就得了呗。”他说。
消解式的语言与混不吝的生活态度占了上风。至少那期《十三邀》节目看起来如此。
主持人许知远的许多问题看起来落空了。反过来，倒是嘉宾李诞完成了对许知远的再教育。他告诉他应该如何讨公众喜欢，哪些话不该说。至于娱乐和笑对于时代的重要性，他们简短地交锋一下，许知远被噎住了。很多人看来，那也是浅白对深刻的胜利。
在熟悉李诞的人看来，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他先把自己摆到一个肤浅的地位，“再让人慢慢地发现他原来有那么大的内涵，可能也是一个技巧”。
据《十三邀》一位工作人员说，许知远可能感到了挫败。以往录制结束，他会滔滔不绝地回味、点评人物。但那个回程夜晚，他陷在车座里，黑暗中久久没有说话。“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突然之间，他说了这么一句。
那期节目催生了一大堆公众号文章。对时代充满疑虑与警惕的许知远成了被嘲讽的对象，而李诞则是“活明白了”的那个人。采访的一部分功能在于追问、反驳，撬动缝隙，而李诞逻辑如此自洽。
李诞看了很多文章，他并没有感受到胜利的愉悦，反而陷入了疑惑。“都让人分析得都恍惚了。”他对《人物》说，“我可能世界观还在动荡。”他并非想故意难为许知远，他只是想去了解他，“许老师你说的那些话你真的相信吗？”
他原本可能成为像许知远那样的媒体人。大学时，他去过《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蒋方舟也是那时候相识的，她绝对预见不到李诞日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当时他走“深沉忧郁的浪子路线”，“说话不咋好笑”。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阿城关于佛学的一个讲座上。“在大学的时候，哪怕大学刚毕业几年，他身上还是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正义感。”蒋方舟说。
当时他们有一个共同圈子，几乎都是奥地利学派的拥趸，对自由主义心存向往，大家聚在一起，老搞些很宏大的讨论。比如个人应不应该拥有原子弹，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黄牛是不是好事，走私是不是利国利民……
但就像李诞在《十三邀》讲的那样，一个事情令他的轨迹发生了转向。在媒体实习期间，他在电梯里听到记者谈论着如何通过职务关系弄春运火车票。他感到失望，“这帮人太不自洽了。”他决定再也不待在媒体了。《人物》记者采访他时，他讲过一遍同样的故事，似乎这个故事对他很重要。
“如果是别人，不是诞诞这么说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挺不以为然的吧。我觉得你太会给自己找理由了。因为崇高而美好的事业里面，就一定有一些不完美和瑕疵，你看到瑕疵之后就很顺坡下驴地找到了自己不为之奋斗的理由。”蒋方舟说，“但是因为我觉得是诞诞说的，所以他可能是有一些简化，或者他不愿意往深了去说的一些东西。”
除了给父母在老家内蒙古买的那套房，他在任何城市没有房产，不理财，没有车—压根不敢学，怕好酒误事。他想着努力赚钱，追求一种简单的快乐。不久前王建国去他家里找他喝酒，两个人还说：“你看咱们这已经过去5年了吧，大家刚认识的时候喝的就是这种酒，吃的就是这种花生。区别唯一就是，现在我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咱们坐在房子里喝，不是坐在路边喝，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点区别。”
几年前，蒋方舟去上海找李诞吃饭。作为一个媒体人和作家，那时的她正处于一种郁结之中，“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还是时代性的痛苦，对未来的一些预见感到悲观。”两人陷入了“对彼此生活的不赞同当中”，“我就对他的开心很不以为然，他对我的痛苦很不以为然。”
有些知识分子视为肤浅的事物，李诞反而会给予推崇。他写了一篇关于快手的长文《魔幻中国里好的那一面》，称在其中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与荒诞的审美乐趣。他是快手的深度用户。
蒋方舟记得，有一次李诞在微博上发出了和王思聪的合影。她看到后感到惊讶，“没有什么好恶，还是希望对名利场更警惕一些。”当时王建国也有机会去见王思聪，“不知道哪根弦不对，我就是不想见。”
“对李诞来说，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人非常会给自己现阶段的行为以合理的解释，他们错不到哪儿去。”蒋方舟对《人物》说，“但不能仅仅是自洽就够了，自洽不是一种获得永恒宁静的一种方式。”
那自洽的人是快乐的吗？李诞想了一会儿，“说不准，我现在为了快乐已经避免去思考这一类的问题了。”
有时候，蒋方舟也会为李诞感到遗憾，“我原来觉得他身上比较可贵的一面，还是这个少年气吧。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非常难得的轻狂也好，天真也好，你说是元气也好。诞诞在我心目中最闪光的部分是这个。”她感到他的少年气在消失。
但他们依然是好朋友。很大一个原因是，两人都有一种对文学的极大热情。他们和专栏作家刘天昭几年前就在微信拉了创作群，时不时把各自的短篇小说或是未完成的长篇丢进群里交流。有一次聊到节奏感，李诞发来一段写在手机备忘录的感悟：“节奏感是你进入一个事物内部的证据。越入越深，节奏感越强烈越敏锐。所谓同呼吸共命运。”
他很主动和媒体人交往，去北京录节目的短短几天，还专门跑去几个特稿记者开的正午酒馆坐了一晚。他爱看特稿，强调不把它当新闻看，关心其艺术价值。“讲故事的方式，还有把一个人的复杂性写出来，这巨难，你虚构写作有时候都做不到。”他很早就看过《冷血》，感到冲击巨大。他喜欢作家马尔克斯，多次推荐给身边人。
文学帮助了他。同事们都觉得，池子的脱口秀赢在表演，而李诞赢在文学技法。“他除了好笑以外，他的表达方式是很丰富的。”编剧梁海源说。第一季《吐槽大会》大部分主咖的稿子，那些走心的抒情段落，基本上是他写的。
王建国说，他会把李诞当做一个创作者，而不是一个艺人，因为他本能地在寻找美的东西。有一次他下载了一个多G的梵高的画，专门把王建国叫过去，一张张地看了一晚上，两人都喝多了酒。看了部艺术片也打来电话：“国仔，《寒枝雀静》你可以看看，那个镜头，那个色调！”两个人大夏天穿着白背心去自然博物馆，“我觉得这也有美的东西啊。”
当年，王建国的偶像是九把刀，他梦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因为这句话，李诞总和他较劲。李诞说，写奇幻小说是不能称为小说家的。
“只要是个拿小说挣钱的人就叫小说家。”
“‘家’这个字不是这么用的，你必须有造诣才能用‘家’。”
两个人都喝了酒，激烈争吵，王建国特别生气，特别难过。后来他们达成共识，一个词义的事儿，不争了。
读大学时，就有出版社找李诞出书，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出书就不应该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挣扎多年后，他迈出这一步了。脑中实用主义的小人儿胜利了。他出了两本书，每本都不厌其烦地在卷首签名、写寄语，送给他的朋友们。朋友们乐于拍照并转发社交媒体。关于书的话题不断延续，每本销量都过了20万册。没打招呼，他就给《人物》记者寄了一本，寄语保持了李诞一贯的不正经风格：“你为啥不自己买。”
“那天喝多了，给我打个电话，说国仔，我他妈太傻逼了，我竟然因为文学跟你急过眼，我两个就乐了，年轻的时候怎么那样，就觉得太逗了。”王建国说。
在最近一次为了敞开心扉而喝掉很多酒的采访中，李诞对《人物》自剖，他身上发生的所有这些改变，缘于世界观的改变。“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他说，“导致我后来做事都会比较按照这种世界观来行动吧。”有几次，他尝试说出改变观念的事由是什么，觉得危险，还是不说了。酒一杯接一杯喝，他承认他是个“很虚弱的、很懦弱”的人。
“面对公众自白自己的世界观或者陈述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个完全浪费精力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你就把你该做的事做好，能理解你的人就能理解。”他提到前一阵因犬儒倾向言论而被炮轰的马东，变得激愤起来，“我觉得对他的攻击是非常荒唐的。马东老师已经那么不容易了，压力已经那么大了，下面的人还要这样弄他，真的是荒唐死了。”
再点一杯酒，话题重新回到文学，这是他的安全舒适区。
李诞说，文学在他心中依然是神圣的，“冯唐说的是对的，文学肯定是有金线的，你没过来就是没过来，过来了就是过来了。”
几个月前，李诞往创作群里丢了篇3000多字的小说。蒋方舟评价写得不好，“我可能就这么业余下去了。”李诞回答。
他说他早就把自负扔掉了。“第一是我才华有限，第二我不愿意付出努力。我亲眼所见，我一些写小说的朋友真的是把自己弄的半生不死的那种。”他写小说纯为过瘾，所有的快感都是在过程中得到的。很多时候，写半截就扔那儿了，文档里有大把这种烂尾工程。
但谁又知道李诞的真实想法呢？“诞诞经常好像说句真心话，做一个鬼脸，就说我不是这么想的，”蒋方舟说，“或者说一句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告诉你，他就是这么想的”。
至少，李诞还在写，持续地写，手头又攒了十几万字。“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儿，本质上我连写作都不喜欢了。但我一定要说服自己我喜欢写，因为我再不喜欢写作，我就真的什么喜欢的事儿都没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欲望，我是特别珍惜。”写稿时不听音乐不喝酒，他要“干干净净地享受这个快乐”。
“可能对于很多聪明的人来说都存在价值感的错位，你做得得心应手的事情，能够给你收获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价值感，”蒋方舟说，“但最终对你来说有价值感的事情又太难。所以这个卡在中间的状态我觉得是很难过的。”
6月的一天，李诞让自己回到桌前，打开电脑。整月他奔走于多个通告与城市之间，但他仍然抽出了这么一天。平行宇宙在他面前缓缓展开，李诞号飞船向那条金线跃进。他沉浸其中，那是李诞最欢喜的时刻，艺人李诞消失了，他是一个创造者。但也是因为写得太快了，他有点担心作品质量。那天一口气写了七八千字，他说，那是他下个长篇小说的序章。
作者：谢梦遥
来源：《人物》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