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短醉长醒
黄渤先生有点累了。
他躺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头枕着胳膊，双腿蜷起，闭上了眼。这个动作维持了5秒钟，比别的动作都久一点。
也许他想打个盹儿，但一米开外的相机还在等待着捕捉下一个动作和表情。他睁开眼，按照摄影师的指导，顺从地摆出坚定的、颓废的、面无表情的表情。换下一套衣服的时候，有两件类似的黑西装，工作人员问他喜欢哪件，他看了看，摇摇头说：“不重要。”
黄渤耗时3年、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一出好戏》即将上映，汹涌而来的日程填满了他的每一分钟，前一天晚上，他只睡了两个小时。
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大橙子，周围的人全是榨汁机”。“他们都想‘压榨’我。”他说，伴着一个无奈的笑。
被“压榨”到近乎崩溃的时刻，在过去3年，甚至更久远的岁月里，他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从未真的崩溃。“你就没有什么扛不住的那个状态，因为你知道扛不住也没有什么用。”
如今，44岁的黄渤正在面对生活的巨大悖论。他不再是那个心中燃着一团火来北京闯荡的小青年，他得到了那个20岁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又被这一切包围裹挟，进退两难。
“如果有机会让你遇到20岁的自己，你会跟他说什么？”《人物》记者问他。
“好好享受，好好享受当时的那些。”他说。
在过去的3年里，这个被称为“电影票房保障”的人几乎没有接戏，全身心当起了导演。
被问了无数次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做导演？
他有自己的标准答案，听起来也顺理成章：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别的导演不愿意拍，只好自己来了。
所有的决定和转折都有契机，那个契机才能解释为何是此时而非彼时，一个故事突然重要到让他放下一切。
那是2014年，他正在拍《寻龙诀》，他对夏雨说，拍完这个，我要歇一年。那年他40岁，在本该不惑的年纪，遭遇了一场内心的战役。
他本该春风得意。那几年，他参演的电影创造了中国的票房神话，那张并不英俊的脸占据了中国的大小屏幕，他成了编剧史航口中的“国民演员”。史航认为中国只有4个演员可以担起这个名号：葛优、傅彪、范伟和黄渤。“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剧的底子，也有悲剧的可能，有大多数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种魅力。”史航说。
也有另一种声音，2010年网上有人说：“黄渤的演技好象没有受到过太危险的挑战，所有电影，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他的个人风格太过明显，乃至于他的三板斧可以撂倒他遇见过的所有角色，这对于黄渤不知是喜是悲。”
黄渤本人的确感觉到了这种瓶颈，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内心仿佛一夕之间失去了对表演的兴趣。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盲目忙碌的状态，下意识觉得不安，“一个戏一个戏地接，接下一个戏的目标是为什么，是为了挣点钱？还是为了向大家证明你是个好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那段时间他身处职业的犹疑关口，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热爱的表演突然没办法再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迷茫的时候，他最怀念2008年跟导演管虎拍《斗牛》时的状态，一座山上上下下跑36趟，跑烂几十双鞋，受伤上百次，一个镜头拍100多遍，一切都在挑战一个演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当时累到崩溃，但想起来还是开心，那是一种创作的满足感。
那一年管虎40岁，比黄渤先一步迎来不惑之年的困境。当时的他被外界评价，片子越来越成熟了。管虎不觉得那是一种褒奖，他怀念90年代拍《头发乱了》的那个自己，什么都不太懂，什么都想试试，莽撞地拍出了那个年代的疯狂爱情。
“生活总能把人磨得服服帖帖的，拍电视剧、结婚、生孩子，什么叫安于天命呢？每个人最后都能体会。但心里的火也不能就这么灭了吧，既然现实生活里安了，那就只有往电影里冲了，《斗牛》是我自己的斗争。”管虎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
管虎的斗争变成了黄渤的斗争。在那部带有荒诞主义色彩的电影里，黄渤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一头黑白花荷兰奶牛相处。日本人屠了村子，只有他扮演的牛二和那头奶牛活下来，一人一牛相依为命，牛有时眼神温顺，让他想到死去的爱人，有时不听话，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他心里也有一头牛，那是一种不安全感，安静有时，暴烈有时，但总是如影随形。整个2014年，他都在和心里的这头牛周旋，觉得不安，却不知道如何克服，不想如此单一地演了，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内心里边确实有这种矛盾的存在，你还不断地尝试想要翻盘，想要跟它斗争……为什么老是想找到新的东西，其实新的东西它代表一个希望，也代表一个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又能找到一些东西。找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和不安全感相对抗的东西。”
拍完《寻龙诀》，歇了一阵子，黄渤决定去做导演，呈现那个脑子里想了很多遍的故事。和那头牛的斗争暂时和解，他决心把自己扔进某种未知和危险，“我不希望在一个沙发里面慢慢陷下去。”
像管虎一样，他想要找回某种茫然无知、举足无措的状态。“那些状态可以迸发出新的能量来，它会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调动身体里边的荷尔蒙去努力学习，从完全不知道到慢慢了解，到掌握，到最后呈现出来一个不错的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满足感跟兴奋感。”
黄渤开始攀爬一座新的山峰，心里那头不安的动物安静了。谁也不知道，他走向的希望和危险，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他惦记了很多年的故事是个实验性质的困境：一群人陷落孤岛，无人救援。他想探索的是一个命题：当人们远离文明社会，面对荒野绝境，旧有的人际关系渐渐崩塌，道德还能成立吗？爱情还是爱情吗？
剧组选了太平洋上一个风景秀美的小岛作为拍摄地，那是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岛上，黄渤每天爬山涉水地找景。“很多景都是他转转转发现的。他看景色永远是要，比如这儿看得好，他永远再往那边爬，爬完这座山，他还要再爬一座山看一看。比如说这块海滩特好，他要翻过这一小片再看看隔壁那块。”《一出好戏》的摄影曾剑说。
拍完之后，黄渤整整剪了一年，还未定剪，变成了圈内朋友们的一个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人，装修一个房子能装修好几年，别说一个电影了。”演员徐峥告诉《人物》。
导演宁浩能理解黄渤这种纠结，那是完美主义者的宿命。“大家都到了这个辛苦的年纪，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想做好、想让周围的人都不失望，就会更加努力。”
黄渤精心打磨的作品，也在反过来影响他。和黄渤合作过《斗牛》的闫妮感觉他这几年在变得沉重，她推测或许是因为触及了一些痛苦和残酷的命题。她偶尔能在黄渤身上看到北野武的感觉，后者喜剧演员出身，大放异彩的却是一些阴暗又沉重的角色，执导的作品里充斥着黑暗的暴力美学。
王迅也感觉到黄渤这些年变得深沉厚重了许多，以前在一块儿创作的时候，黄渤最看重的是好不好玩，“现在未必把好玩放在首位了，他现在问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不会做的。”
“你在做作品，作品也在做你，人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莫名其妙的，润物细无声地很多东西就长在了你的身上。”王迅说。
以前，王迅很羡慕黄渤没有白头发，现在突然发现他两鬓白了许多。黄渤也一直没意识到中年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现在一拨拉头发，有四五十根白的，那是一种年龄的痛觉。
他不再满足于表达一些表象的东西，“真正的痛苦跟残酷，你是直面它，还是客观地把它摆在那儿，还是抛弃它，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选择）的东西。有很多相对悲情或者痛苦的东西，其实都愿意去尝试，只要是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自己能力能驾驭的，好多的感受是在那个尝试过程中慢慢慢慢产生的。”
无论是戏里的痛苦残酷，还是戏外的压力焦虑，黄渤的选择大都是直面，很少逃避。
拍戏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他的口头禅是“放心”，“没问题”，“肯定能过去”。“我就有一点好，就是难得糊涂，就今天这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得不成了，压塌了，崩溃了，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哎，什么事也（没有），就突然轻松了起来，哦，还有这个事没干，哦，还有那个，又压过来了。我觉得我自我消化能力还挺好的。”他说。
《一出好戏》的剪辑屠亦然记得，有一次做后期，工作人员站在一旁跟黄渤商量之后两天的日程安排：明天上午飞去青岛，下午回来和谁谁有个约，晚上和谁谁有个约，第二天再去青岛………黄渤听完，捂着脸没说话，站起来走到大厅，来回转圈，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自己消化好了，又回来继续工作。
内心世界的崩溃和重建，除了他自己，没有目击者。也许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对他而言，那种无路可走、从头再来的困境并不陌生。
袁泉还记得，2012年和黄渤一起排话剧《活着》，离首演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做了一次5个多小时的联排。导演孟京辉看完之后说，“行，明天早上全部推翻，重新再来。”
所有演员都很沮丧，没精打采。只有黄渤，第二天到了排练场照常招呼所有人继续排练。“你就会觉得他是打不倒的小强，好像只要有他在，这个东西就不会掉到地上没人接着，不会。”袁泉告诉《人物》。
只有管虎见过黄渤崩断弦的时刻。
《斗牛》杀青那天，黄渤坐在车里号啕大哭，那场辛苦的战役终于结束了，管虎在车的前排起哄，“哎黄渤哭了黄渤哭了！”
那场战役并没有结束。
2009年台北，坐在观众席上的黄渤用左手按住右手，手心里全是汗。
台上的香港演员刘美君微笑着念出46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的名字：张家辉。黄渤脸上有一瞬的失望凝固，随后散去，微笑鼓掌，他此后形容那一瞬的失望，“就像你去兑奖，刮刮刮，刮出来是谢谢你。”
十几秒之后，张涵予念出了另外一位得奖人：黄渤。那是金马奖影帝有史以来第一次“双黄蛋”。黄渤还没从刚才的情绪里缓过来，表情有点懵，管虎站起来拥抱他，拍了拍他的脸。
站在台上，他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获奖词：“我好不容易要当演员了，有人劝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看来我没入错。”
他获奖的影片是《斗牛》。在沂蒙山的小村子里，他和那头牛的战役没有白打，最终帮他登上了华人男演员所能梦想抵达的一个高峰。
然而，兴奋很短暂，甚至没有超过一天。闫妮当晚打电话祝贺他，他觉得闫妮比他还激动，说：“少说几句，漫游呢。”闫妮哈哈大笑：“你就计较这么点儿。”
人群簇拥的时候，那头牛又出现了，让他感到不安：这么早得影帝，未必是件好事。那头牛总会不合时宜地给他泼冷水，就像拍《斗牛》时，他对着镜头念白，感觉这次特别对的时候，管虎却喊了停，他回头一看，发现牛已经甩着尾巴走远了。
它让他保持精神的警觉，令他自觉是个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是直的，就是看到了美好的明天，想想明天自己都能乐出来，我可能不是，经常会拐弯地就想到一些其他的，会有一些担心、疑虑的，有些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地直接而美好。”
在王迅看来，黄渤长期存在一种不安全感，“尤其一个事儿在很好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冷静下来，他不会那种，我这个事儿做得特牛，特什么，他就忘乎所以了，他反而是在成功的时候，会去思考后边隐藏的一些危机。”
近在眼前的危机是：拿了影帝，要离开原有的生活了，他有点恐慌，普通人的生活是角色养分的来源。于是他进行了一场后来被证明无效的抵抗，依然坚持去坐地铁，被认出几次之后落荒而逃，终于放弃。
“恐惧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东西需要你改变，时间长了慢慢你要接受。你演的片子越来越多，观众就越来越认识你，你就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但现在的生活它也叫生活，也有的可提取，没必要死揪着以前的小尾巴不放，因为也是无效的。”黄渤说。
徐燕是黄渤念北京电影学院时的班主任，被班里的同学叫“燕妈妈”，是母亲一样的温暖存在。在她眼里，黄渤是个总能清醒认识到自己处境的人。她看着黄渤忙碌总是心疼，经常劝他：“你太累了，你歇一歇吧。”
黄渤跟她说：“我现在做到这个地步，更知道应该如何弯腰屈膝而行。”
“人得意了是挺着胸的，他知道要弯腰，他知道屈膝。人得意的样子那肯定是趾高气扬的，可是他不是这样。他这句话说得我心里真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怎么这么清醒啊，他怎么那么知道自己该如何呀。”徐燕说。
在北影同学王译唯眼里，班长黄渤是个永不失态的人。他们所在的2002级表演配音班有一个“扒衣服”的传统，倒霉的对象随机被指定，同学呼啦一圈就围上去。黄渤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扒成功的人，有一次6个女生把黄渤堵在屋里，一个男生把门，还是失败了。几次饮恨之后，王译唯煽动全班的男生，“今天你们只要把黄渤扒了，我请全班在逸夫楼吃饭。”那是当时北影最好的餐厅。
后来的场面堪称壮观：黄渤在北影大院里狂奔，一票男生在后面围追堵截，最终还是被黄渤逃脱了。在此后的很多年和很多次，这种尝试从未成功过。凡是班里聚会，黄渤都穿运动裤，系死扣。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失态。”王译唯说，“他一直都清醒，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你就想这人得有多清醒吧。他都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失控，更能去把控与他有关的周边的一切。这是必然的。”
沙宝亮还记得和黄渤第一次喝酒的场景，两个人在一家啤酒坊偶遇，说一块喝点儿，沙宝亮问黄渤：“你能喝多少？”黄渤说：“看怎么喝了，喝一宿还是喝一会儿？”沙宝亮说：“要喝一宿你能喝多少？”黄渤：“我也不知道我能喝多少，反正我能一直喝。”沙宝亮骂了一句脏话，“你牛逼，我喝不过你。”
“他喝多了你都看不出来，我是这么多年慢慢总结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喝高了，但是他控制得极好，永远不会说错一句话。”王迅说。
黄渤觉得这种清醒和性格有关系，他不是一个冒进、张扬的人，早年带着乐队走南闯北，他是那个需要做决定的人。“太多的事情是由不得你性子，你必须要考虑周全，必须要看清楚事件的本相，在那个过程中你知道有太多不可抗衡、不可逆转，你没法一意孤行……你碰到很多阿谀奉承的人，很多让你不清醒的事件跟人，很多让你冲昏头脑的事件和人，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可能就是这些事情都见过，再加上我性格这样，可能就给别人的这个（清醒）感受。”
他总是能从热闹里抽身而退。他和宁浩同一天生日，几年前一起办生日会，在工体包了一个大的房间，各自把朋友叫来，后来朋友的朋友也来了，朋友的朋友带着朋友也来了。有人进门问：“哎，这是谁的局？”黄渤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进来喝喝酒，吃吃饭。”
他和宁浩到院里坐了一会儿，回头看屋里一群不认识的人推杯换盏。那是一个蓦然回首灯火辉煌的时刻，他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生日会，觉得荒谬又好笑，“这个生日，这是在过什么（笑）。”
黄渤不喜欢过生日，那是纪念自己又老了一岁的日子。他老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遇到更年轻的自己。
“你想过你以后会怎样吗？”40岁的黄渤问20岁的黄渤。
“以后？反正我就是爱表演，有舞台就行。”20岁的他回答。
“你觉得自己是这块料子吗？”
20岁的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试试呗。”
这是短片《疯狂的兄弟》里的一幕，片中40岁的黄渤遇到了20岁的自己，那是1994年，他决定来北京试试。
沙宝亮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渤，是在90年代末，他们都还在北京的各大歌厅跑场子唱歌，一起的还有吴秀波、满江，大家都二十啷当岁，籍籍无名，青春鼎盛，未来还遥远得很。
他去黄渤的场子玩，看到了一个极其闹腾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跳得挺好，唱得也不错，就是长得太一般了，就觉得挺可惜的（笑）。”
彼时的黄渤，住在郊区农民的房子里，每天带着乐队赶场子唱歌讨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赶过11场。他心里烧着一团火，最大的梦想是出一张唱片。
北漂的生活满是朝不保夕的忐忑，每次唱完，他都要小心注意观众鼓掌的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他可能就要下课了。
后来如影随形跟着黄渤的不安全感在那时悄然滋长，就像《斗牛》里那头牛终于撞破围墙，探出了犄角。“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就一直在这种不安定里面，每天要排新的节目，排新的舞，很多时候没有演出，很多时候你接不上场，空场的时候多了去了，经常你会有经济的困难。”
偌大的的城市里，梦想无比艰难。“你发现到最后实际干的就是每天挣那几百块钱，甚至有的时候你没这个钱挣。苦不是让你沮丧的地方，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每天就在那儿演嘛，一场又一场地演，你觉得这是无意义的事情。”
那是一种巨大的望不到头的焦虑，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每天随着抽水马桶一按，“刷”就过去了，排进了下水道。
他不能忍受这种从白天等到晚上的彷徨，强迫自己每天写歌词，见唱片公司，以一种“赖皮式的坚持”等待机会的眷顾。“就想再往下走一步，那时候就想，只要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哪怕比昨天多了一点，哪怕我今天写了一段歌词，我觉得今天就没白过。”
那时的驻唱歌手处境是类似的，都在彷徨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明天。沙宝亮还记得当时的状态：“你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你只是在拼搏。你不知道拼搏的结果是什么，你只是在拼，在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失败失败再失败，就这样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土壤里的一颗种子。”
家里一直想让黄渤放弃，有朋友劝他试试做演员，他不愿意，举着4个指头说：“我不挺好的嘛，现在表演一场400块钱！400块钱！”
2000年，朋友推荐黄渤出演了管虎的《上车，走吧》，片子拿了当年的金鸡奖和百合奖。他突然在演戏里找到了另一种快乐，“我觉得好像这工作我能干，能干到多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它。”
那时的他已经在唱歌上折腾了太久，发现离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很远，演戏成了那根救命稻草。“你演戏的时候，你哪怕是一个小演员，到时候你也会在那个作品里面出现，3场戏、5场戏我也会出现。唱歌你唱不好，那个演唱会你是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
他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去考了北影的进修班，系统地学习表演，为考北影做准备。“那时候的求知欲会更强，因为心里边有那个不稳定感、不安全感，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还不用说毕不毕业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比较猛。”
班里其他同学交一个作业，他交7个。白天排练完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小品，越想越激动，越激动蹬得越快，经常蹬脱扣摔地上，扶起车子继续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王译唯经常和黄渤一起做作业，两个人曾经排过一个小品，叫《火老婆与水丈夫》。学校的排练教室总是被人占着，他俩就在表演系长长的走廊里排练，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系里的保洁阿姨要做最后一次清扫。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的场景：阿姨在一边拖地，他俩在一旁忘我地走位，激动地念着台词，阿姨不时翻个白眼。
排练完出来，两人点了根烟，抽几口，黄渤来了句：“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狗啊。”然后两个人笑作一团。
王译唯总是记得那个排练的夜晚，那是所有人的不安年代，除了咬牙努力，并没有别的方法对抗不安。“他特别特别努力的时候，你越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想要强大、想要证明我自己的心。如果他要是说没有那股劲儿带着你，大家都是说，哎呀，今儿就到这儿就算了，去吃点夜宵去吧，回去歇着吧，没有，就必须今儿就得把这东西弄完。”王译唯说。
凭着这个小品，他俩在学期汇报表演上“灭”了同期的本科表演班，给观看表演的系主任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之后顺利考上2002年的表演配音班铺好了路。
黄渤考上北影的时候已经28岁，班里的同学比他小很多。他迫切想要得到认可，这种焦虑在30岁达到了顶峰。生日那天，他正在拍管虎的戏，晚上去敲导演的门，一起出去喝酒。
管虎看他心情很不好，以为出大事儿了，说：“你别闹啊，什么事儿咱们可以解决，咱这都拍一半了，你不拍要走啊怎么着？”
黄渤说：“没事儿，就是过生日叫你喝两杯，30了，青春没了。”他曾经勾画的30岁时应该做到的事，好像什么都没做到，唱歌和演戏都没什么起色，未来还是遥不可期。
他仿佛又回到了驻唱时的日子，只能用事情把日子填满。没戏拍的时候，就带着班里男生在家里做彩铃卖钱。徐燕和王译唯都记得那个场景，墙上挂一条棉被隔音，黄渤对着淘来的破麦克风用青岛话或别的方言说，“小哥，来电话了！小哥，来电话了！”录完以后，他用两个指头操作一台破电脑，做一些简单的剪辑，“3块钱一条，可火了，我记得他那第一次挣了多少钱，挣2000多吧。”王译唯说。
“他为什么在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给你出新的东西？第一可能是他的乐趣，他脑子不转他难受。第二就是他怎么养成他脑子不转难受的习惯呢，可能就是早期演出留下的不安全感，你得不停地学新花样学新歌，老板才会让你唱。”王译唯说。
毕业的时候，黄渤和王译唯拿到了班里唯二的留校任教名额，黄渤同时还收到了一个电影的邀约。那是一个快乐又痛苦的抉择，电影要去重庆拍，拍摄时间和入职培训时间冲突，他只能二选一。
当时，中国的影视行业资源稀少，全北京没有几个剧组，那个邀约来自一名27岁的年轻导演，比较之下，留校任教似乎是个更稳妥的选择。黄渤坐在王译唯家的沙发上，她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去那个电影啊？”黄渤缩着下巴不说话，那是他纠结犹豫时的表现。
漫长的纠结之后，他最终决定接拍那部电影，放弃留校。“他是想演戏的，这是他的目标。他肯定不是说我来电影学院读书，我最后当个老师，肯定不是这种目标。”王译唯说。
毕业那年夏天，黄渤收拾行囊，奔赴炎热的重庆，像奔赴命运一般。
那部电影在2006年夏天上映，名字叫《疯狂的石头》。
黄渤一直往前走。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20岁想要得到的认可和成功，他在之后的人生里尽数得到。他和心里的那头牛不断周旋，不断攀上更高的山峰。可是生活永远谈不上通关，成名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得失悖论，那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也许是回忆的滤镜，年轻时的境遇里，有很多现在想来让他忍不住微笑的快乐：赶场子的路上，他总能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女演员坐在摩托车后座，裙摆在风里飘扬，于是心情也飞扬了起来，一起奔向下一个场子。
每天表演完，在昆仑饭店对面喝瓶啤酒吃个串，放串的篮子旁边有老鼠在打转，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吃。最盼望的是城管赶来，小贩一卷炉子跑了，他们拿着没付钱的串，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为了省钱，他练出了火眼金睛，能根据车灯的形状和高低位置判断迎面而来的是面的还是夏利，或是桑塔纳，面的最便宜，10块钱10公里，其他车要贵不少，判断车型之后再决定抬不抬手。
聊起这些的时候，黄渤妙语连珠，逗笑了屋子里所有的人，那是两个多小时采访里的华彩时刻，疲惫的他突然来了兴致，像是一个沉闷的瓶子打开了一道缝，露出影影绰绰的光。
他的神态让人想到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写过的一句话：“快乐是个属于成年人的词儿。你不必去问一个孩子他是否快乐，你能看得出来。成年人谈论快乐，是因为他们大多都不快乐。”
吴秀波在去年接受《人物》采访时曾回忆过驻唱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所有年轻人的心是真正年轻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如没有枷锁般两人对立，好坏不分的。”
黄渤说：“我挺庆幸自己有那样一段青春的，不管不顾，我们真的就是一帮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好，爱好也好，梦想也好，组到一块，自由地，当然也面临压力，但是天南海北的，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去演出，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各种，挺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青春该有的样貌。”
那个时代无可挽回地逝去了。现在的黄渤已经不是徐峥口中那个快乐的小青年。人到中年，生活千头万绪，他被卷入生活的巨大逻辑里，无法脱身。
他越忙碌，越孤独。“外表的繁忙跟内心的孤独有时候是并行的。越忙活，越不得不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挂在齿轮上开始转的时候，反而有这种（孤独感）。”
忙到透不过气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小岛，碧海蓝天，躺在沙滩上，画个画，潜个水，但密集的日程里找不到这种奢侈的空隙。
经历过亲人和朋友的离世，他感觉到了时间的残酷。看着家人，他偶尔悚然一惊，那个人怎么一瞬之间就苍老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你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这些年你要怎么过？”
“有很多的客观事实是你接受与不接受，你希不希望它到来，它都会如期而至。你能掌握跟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接受它跟面对它的态度，能够调整的也就是这么大的余地而已。”他说。
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他自由地选择了这种不自由，“也想放松，想不管不顾，你什么时候都想，但是你没用啊，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个成熟的人，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
最后的最后，他不得不和生活里无解的困境和平共处。就像《斗牛》的最后一幕，一身萧索的牛二坐在悬崖的石头上，背后是那头相依为命的奶牛。他转身看着牛，像看着自己的一切，说：“别害怕，什么都会过去的。”
他只能从生活的罅隙里寻找快乐。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有一次拍戏拍到了早上才收工。那是一个日出时刻，太阳从海平面上跳出来，孤岛的日出壮美辉煌，很多人在车上疲惫地睡去，曾剑抱着相机跳下了车。他以为只有自己注意到了日出，但远远地，他看到了黄渤一个人在海滩上举着手机拍照的背影。
认识黄渤很多年的宁浩总是记得和黄渤游泳的场景。在海南，在很多地方，黄渤扑到水里，青岛人有很好的水性，“那个时候就是他自个儿，他也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演员。很简单，很快乐，没有任何身份，只是一个在水里面的人。”
作者：张月
来源：《人物》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