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水姐的金像奖杯
舞台上的灯光有些刺眼，杨容莲（Pauline）接过由成龙颁发的金像奖专业精神奖杯时，她甚至能感觉到灯光带来的灼热。
一年一度的金像奖颁奖典礼正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此刻，杨容莲穿着一套量身定做的深玫瑰色西服，化着红唇，戴着成套的珍珠项链、耳坠和手镯。在香港电影业三十年，69岁的茶水工杨容莲第一次打扮精致地站在聚光灯前，接受所有人的目光和掌声。
茶水工（香港人称呼为“茶水”）获得金像奖在37年的评选中从未出现，尽管这个职位在香港电影界比金像奖本身的历史都更加久远。专业精神奖的设立也很近，1990年开设，旨在表彰对香港电影工业有特殊贡献的、资历较深的著名演员和幕后制作人员。过去获得这个奖项的包括导演、研究香港电影史的学者、化妆师、灯光师……
3个月前，组委会安排艺人阿Sa和张继聪告知杨容莲得奖，正在茶水间工作的她听后一直摆手，“轮都轮不到我啦”，坚信是剧组的整蛊。杨容莲原以为，只有职称里带着“师”的人才有站在领奖台上的资格。
获奖当晚，记者们争着将麦克风对准这位不常出现在镜头前的茶水，问她“入行最难忘的一部戏是什么”，“获奖的感受是什么”。她在脑海中迅速回忆起跟过的那么多部戏，但真正记得名字的还是太少了，只能想起最难忘的是梅艳芳和刘德华共同主演的一部。有人问，“是不是九一《神雕侠侣》”，她恍然大悟，“是啊，就是这个。”
杨容莲是广东新会人，1965年，16岁的她刚生下女儿甘静芳，就和病重的父母经由澳门偷渡来港，那时刚刚结束“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广东和临近地区的平民，在贫穷和饥饿的逼迫下，背井离乡涌入香港，杨容莲就是其中一员。那时香港奉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抵垒），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
1989年，杨容莲在服装助理唐萍的介绍下入行，初时也是服装助理，因为无法写下每一场戏哪个演员穿什么服装，靠记性易出错，无奈之下，她在第二年转做茶水，为演员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准备饮料，也帮忙做些杂事。
在香港，片场里供应的茶水一般包括咖啡、奶茶、茶等，开拍前，杨容莲要冲泡好热的或者冻的不同饮料，装在每个人的大号保温杯里，杯子上贴着手写的人名卡片。茶水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一场戏里每个岗位工作结束了就可以回家，但茶水需要一直在现场，等待整场戏拍完。
拍摄九一《神雕侠侣》时，她做梦都没有想到，一场戏可以连续拍七天七夜，她太困了，甚至连上前打望一下正在拍戏的刘德华和梅艳芳都失去了兴趣。
对刚刚在港立足的杨容莲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唐萍为她谋得服装助理的职位时，她不过是想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却没想到一做就是30年。
今年5月，香港已迎来初夏，天气潮湿闷热，在电视剧《多功能老婆》的拍摄现场—一间酒店的宴会厅见到杨容莲的时候，她穿着大码t-shirt和休闲裤，踩着一双平价运动鞋，拎着装满水杯的红色篮子，在片场里踱步，小心地避开可能会入镜的地方。
一场戏结束，工作人员各自休息，但副导演还忙着检查画面，杨容莲拿出贴有“副导演”卡片的水杯，走上前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问“饮唔饮水啊”（粤语，“喝不喝水啊”），听到“好啊，唔该（粤语，‘谢谢’）”，她随即拧开杯盖，递过去，等对方喝完后接过水杯，再盖上。这是杨容莲多年的习惯，她总是尽量为工作人员节省最多的时间。
走累了，杨容莲就在远离拍摄区的简易茶水间里休息一阵，加满空杯。初入行时，制片给她的任务只是照顾导演和演员，但她“做坏了规矩”，剧组的每个岗位都是她的照顾对象。倘若剧组里有人患了痛风，杨容莲还会回家问遍亲戚朋友，煮什么样的汤可以缓解，依样煮好带去片场。
茶水工在香港仅有10个左右，杨容莲资历最深。她现在也负责教刚入行的年轻人，但很多学徒做了大半日后就走了，他们质问杨容莲，“为什么不是我冲好了饮料，这些人自己走到茶水间里拿呢？而要我送到片场？”杨容莲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刚入行时心里的别扭，斟茶递水的工作也曾让她“好不舒服”。
在片场呆久了，杨容莲的想法慢慢改变，“例如导演和演员还有摄影组，没有时间出来拿水，你是需要斟水给他们喝的，而且他们手上还抓着东西……你走过去帮他们把盖子打开，他们才空出一只手咕咕咕喝水。”
与杨容莲一起喝早茶，她从来没忘记给空了的杯子加满茶，她一边斟茶一边说，“虽然我是斟茶递水，但是斟茶递水也是一个职位。所以最重要是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对杨容莲来说，识字才是做茶水最难的地方。杯上的卡片是子女们帮忙写的，入行时，大女儿甘静芳教她识字，熟悉片场的职务名：导演、剧务、场记……她仍然学不会写，只能辨认。每个人喜欢喝哪一种饮料则是凭记忆记住的。
甘静芳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第一次“拍西片”，“虽然现场有翻译，但没理由茶水也要翻译，我们就一个个教她什么是coffee、什么是tea。”带她入行的唐萍说，“Pauline很努力识字，与剧组有关的这些，她现在几乎都认识。”
影视作品是合作的艺术，杨容莲看起来做的是与内容最无关的一个。遇到需要离开香港拍摄的戏份，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茶水总是被率先舍弃的岗位，杨容莲说，几乎不会有人带茶水出香港，她也仅仅在十几年前马楚成导演《幻影特工》时去了一次马来西亚。
比起初入行两三年“不舒服”的感受，杨容莲在这一行呆得越久，越不想离开。她喜欢拍爱情片和家庭戏，最不喜欢武打片，“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受伤，很心痛”。她最喜欢的电影场面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饭。
对杨容莲来说，电影的意义是集体，是一个充满人气儿的地方，“以前我就见海多过见人，现在让我见人多过见海，当然开心，还可以全香港新界到处去。”她还在这里学会了和人沟通。拍摄的间隙，摄像主动走到杨容莲身边，和她聊起叉烧包的做法，片场里每个人都熟悉她的名字，闲时就和“Pauline姐”聊家常。
杨容莲年近古稀，但身体硬朗，说话字字有力。香港电影圈来来去去都是熟悉的面孔，杨容莲照顾他们就像照顾家人一样自然，和他们呆在一起，从没有过不想开工的念头，也没想过退休，“什么时候没有人找我，我就什么时候停下来。”
事实上，茶水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受雇于电影公司，相熟的剧务打电话通知新电影开拍时，工作才有了着落。一个茶水一年一般跟两三部戏，收入以开工时间计算，每天1100港币，平均下来一个月不到一万港币。
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呈现颓势，至2005年，港产片的数量急剧下跌，从一年超过200部下降到仅50部上下。杨蓉莲一度一年都开不到一部戏，只好转行，做清洁工，洗碗工，斋棚煮斋，换了好几份工作。但当以前熟悉的电影剧务打电话来说“有工开”，她立刻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回到电影业。
港产片的数量至今维持在50部上下，但与内地合拍电影却年年增长。杨容莲看到很多曾经离开香港电影的人又回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她的同事，她为香港电影的未来由衷地高兴。她说，“电影是有前途的行业，它养活了好多人。”
在她的获奖视频中，吴镇宇笑谈，“以为每一个茶水都叫做Pauline，她已经成为茶水的代名词。”Pauline这个英文名是1992年拍摄《哥哥的情人》时一位制片为她起的，片场里叫的多了，渐渐成了习惯。
金像奖颁奖仪式上，成龙特别感谢大会，因为有了这个奖，令所有演员知道Pauline姐真名叫作杨容莲。他说，“电影拍摄时你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人，但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如果她不在身边，大家都会喊救命。”
杨容莲并未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晚宴，这个香港电影业用来怀旧和庆贺的夜晚，她似乎仍然站在门外。
走出香港文化中心，维港两岸的高楼灯光熠熠，这里游客众多，没有人为她驻足，杨容莲一个人走向来时的巴士站，家远在30公里外的屯门。她想，得赶紧回家休息了，第二天还要开工。
作者：涂雨清
来源：《人物》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