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者许小年
两年前，许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一群年轻人中，63岁的他第一个登顶。但是凯恩斯对他而言，是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只能爬到乞力马扎罗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玛峰。”
即便笑，也似乎带着些许嘲讽。他个子很高，瘦到嶙峋，眼神冷峻，嘴角和眼角的纹路像刀斧雕凿般的深刻。在朋友眼里，他的外表和内在保持了某种统一，不存在钝角。
许小年有“刀锋”之名，说话锋利清晰，一针见血，不懂得婉转迂回。一次闭门会议讨论经济形势，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两项重要政策：“错了！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在座领导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既然是征求意见，那咱就实话实说，结果呢？以后开会就没我什么事了。”他回忆说。
许小年的言论一直是有点刺耳的声音。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归类为坚定的市场派，相信市场自发的力量，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市场就是上帝。”
“我们在经济面前、在市场面前，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幻想自己能够参破市场的奥秘。市场是什么？是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力量……不要以为我们比市场聪明，比自然高明，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驾驭市场，可以改造自然。”他说。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将他称之为“市场派原教旨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立场如此鲜明的，他和张维迎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是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坚持，不管外部有多少压力，都能坚持自己的这种判断。”
“他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认知，毫不留情地去批评错误观念，他是这种个性，就是自己的独立性……我和他有好多的认识非常的一致，应该说我们都是非常坚定的市场派，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张维迎告诉《人物》。
带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许小年却时常感到不自由。过去他经常用“随机行走”描写自己的人生轨迹，在这次采访中，他用了一个看上去更被动的词—“随波逐流”。“像鱼一样随波逐流，那也是一种自由吗？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人就是不自由的。”
根据后一种定义，他一直是不自由的。在漫长的过往中，他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命运在其间漂流。“文革”期间，他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去东北当冲压工人，十指俱全已经是一种幸运；重返高校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工作；多年后加入中金，又因难以言说的内情，在中金真正蓬勃发展前离开。人生的每个重要路口，他都不得不做出非他所愿的决定。
即使是在已经获得巨大声望的当下，这种不自由依然萦绕困扰着他。
去国企演讲，他批评政府管得太多了，国企领导有不同意见，当场进行了不那么愉快的辩论，场面有些尴尬。回来后，他对助理陆燕说：“国企那边以后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了，我讲的那些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活动就比较尴尬，何苦呢，以后这类活动尽量少参加。”
“他不是一个中庸的人，不会选择用折衷的方式去表达。”陆燕说。
在采访中，他花了一些时间与记者讨论季羡林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某种程度上，他开始收敛锋芒，越来越倾向于内部交流，公开演讲越来越少，微博已经有五年没有更新。“与其言不由衷，不如保持沉默。”
他的学生、石投金融创始人宋梅感到他这些年的演讲变得委婉，跟以前不太一样。主动也被动地，他转移了阵地，对于孔子“吾道不行”的悲哀，心有戚戚，“中国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经济学家是良医。良相做不成，只好做良医……自由市场推不动，教书去吧。”
2004年，他进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14年，直至接受《人物》采访前一周，他刚刚退休。在这所学院里，他为EMBA课程的学员讲授宏观经济学。学员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的高管以及政府官员，他们支付60万元的学费，得到为期两年共计18门课的培训。
宏观经济学每期课时4天，每天从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半。许小年对学员要求严苛，刘胜军是2008级EMBA学员，许小年曾送了他四个字，“读书太少！”刘胜军笑着回忆起这件事，“非常刻薄，他从来不会鼓励你而只会打击你，这样的话，像吴老（吴敬琏）他们肯定不会说的，这是他的个性吧，不光对我，对所有的人，对很多官员也是一样的。无论作为学者发表学术观点，还是为人处事，这就是他的风格。”
“他的表达非常犀利，敢讲，让我们班里的很多政府部门的同学，还有国企的同学，都坐不住了。”宋梅说。
朗诗绿色集团董事长田明记得，EMBA班里的同学分为左中右三派，其中有些人和许小年秉持的“无为而治”观念不同，有同学当场站起来和许小年辩论。
也许这正是许小年看重教育的原因：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企业家处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提高效率的关键位置上。
2018年他65岁，根据学院对教授年龄的要求办理退休。有了闲暇，他动手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书，边写边想着下一本书的内容，“提纲都有了，但不知道下一本能不能出版。”
“向往自由，但又摆脱不了束缚。”当谈论自己一生的际遇时，许小年这样感叹道。
这种矛盾在他身上经常闪现。他厌恶体制的效率低下和权力的傲慢，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亲身参与改革的想法；他想要实现民众的启蒙，无法施展的时候又会喃喃自语：“我为什么要把这种社会责任背在自己肩上呢？”
他的人生呈现的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故事模型—时代轰鸣向前，从未给知识分子太多选择。刘胜军是许小年的学生、同事，也是朋友，他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他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兴阑珊，可能觉得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就像我们讲的古代的士大夫一样，与其这样，不如遁世。尽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许小年并非天然信奉自由主义，如果要形容自己早期对待宏观调控的态度，他会使用“谨慎从事”这样的字眼。转变发生在2007年，那年他去了一趟美国，正逢美国开始出现部分次级按揭贷款违约，市场都在评估债务违约对经济的影响。他在洛杉矶遇到了和巴菲特齐名的“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许小年跟着他走出办公室，问他怎么看目前的金融市场，格罗斯头也不回，一边摇头一边说：“Bigtrouble！Big trouble！”麻烦大了！
11年过去了，许小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然而当时的他却不以为然。从洛杉矶飞到纽约，许小年见了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的专业人员，他们给出了和格罗斯截然相反的答案，“Noproblems！No problems！”没问题！
2007年的华尔街弥漫着乐观情绪，德意志银行告诉他，“我们有数据，Subprime（次贷）占美国按揭贷款17%，如果坏掉50%，银行的拨备也足够覆盖，没问题。”
相比格罗斯的忧心忡忡，许小年更相信投行的数据和判断，“从纽约回来，我觉得，哦，没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许小年用“惊天动地”和“山崩地裂”来形容那次危机，“这时我想起那个小老头儿了，巴菲特的神奇我没有亲历过，比尔·格罗斯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许小年开始找数据，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找来找去，发现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美联储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泡沫破灭，引发金融海啸。”
和许小年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张家瑞说：“当时学术界有两派争论。一派是许老师的观点；还有一派认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衍生产品，导致了资产泡沫。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的框架，用数据分析来证明，金融创新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结果，归根结底，松宽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危机。”
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论文报告的时候，张家瑞记得许小年在台上激情而笃定，“他对我们研究的这个论文充满了自信。”张家瑞说。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呼吁“超越凯恩斯”，其核心观点是，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作保障，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归依。他在2015年接受《人物》采访时说：“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这样两派观点延续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那也是自1930年代起，经济学界漫长而盛大的争论：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
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在千百万人进行交易中自然形成的，政府的干预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破坏市场秩序，引起混乱。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理解，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推行宏观政策，结果还不如清静无为。就像面对大自然，人类曾经野心勃勃地喊出了“改造自然”的口号，在遭遇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大自然的报复后，人类变得谦恭了，开始小心翼翼地保护自然，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
凯恩斯则认为，市场秩序是有缺陷的，采取行动改善市场运行效率，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批评者指出，凯恩斯主义只顾眼前，增加公共支出以降低失业率，但这会引起通货膨胀，酿成未来的危机，对此凯恩斯回应了一句俏皮话：“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掉。”
历史站在了凯恩斯这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世界经济一头栽进延续10年的大萧条，备受大规模失业和破产折磨，苦难望不到尽头。胜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乐观主义的凯恩斯提供了一条摆脱泥潭的道路，政府增加支出，拉动萎靡不振的经济；悲观主义者哈耶克却在试图说明，修复系统的一切努力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更糟糕的后果。
危机时刻，人们盼望救世主，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说：“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领导美联储的伯南克在2008年后也得到英雄般的欢呼，他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免于彻底的崩溃，拥趸者们这样称赞道。
许小年却不以为然。“他们混淆了灾难的起因和灾难发生后的救援，”他说，“我不会因为美联储的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这是两码事。”货币政策扮演了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世人只看到了后者而忘记了前者。他的第二本文集正是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为书名。
许小年和张家瑞的论文至今没有被国际顶级刊物接受。
“这个时代选择这个思想家，是大部分人要求什么思想家出来，那么他就出来了。没有凯恩斯，会有另外一个恩斯出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钟祥财告诉《人物》，“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种选择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符合思想家的全部。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凯恩斯晚年后悔了，他想要重新修改他的书，但时代不让他后悔，人们需要他的理论为现实作支撑。”
许小年去北大做演讲，讲华尔街危机的根源。财经作家苏小和坐在下面听，“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好啊，但是觉得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不太了解人性的一种认知的习惯。学者的天职是批评嘛，他永远是批评。但是官员不是这样的。”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你看上去多么正确，别人并不一味地会理解，会接受，不会的。经济学，它只是个工具，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苏小和说。
许小年时常感觉到一种无奈。“象牙塔里的文章（凯恩斯主义），变成了指导现实的圭皋，这是比较悲哀的。你在象牙塔里做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没有问题，但你用象牙塔里得到的结论来指导现实的经济活动，来制订现实的经济政策，我觉得问题很大。”
“人类总在面临各种问题。我们人类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比较急功近利吧，你看到近处的东西总是大，远处的东西小嘛，所以我们仍然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病急乱投医嘛，一看说哎哟，这些东西最近整体它就掉下来了，那马上要拼命地给它往上搞啊，至于后果怎么样，那不管它，凯恩斯主义就是这样嘛，最终大家都死了，对吧。”张维迎说。
宋梅几年前劝许小年别那么认真，许小年回答说：“我不希望多少年之后，人们回顾当下的经济学家，说他们没有作为，说他们没有做学者该做的事情。”
“从事后来看，应该讲许小年的多数判断是对的。”刘胜军说。
刘胜军在接受采访时对许小年做出了以下描述：“他认为我不考虑能做什么，我只考虑应该做什么。他不是一个智囊，如果让他做智囊的话，他可能是非常的不合格……我们不能说这种理想主义没有价值，但是它可能就会显得不那么入世，或者说和现实世界就会有一定的距离。”
对于这些评论，许小年还是不以为然。“应该怎样做（应然）和实际上怎么做的（实然）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却又无法完全分割开来。伦理学研究的都是应然问题，你能说它离现实太远，你能说它没有实际用处吗？”他问《人物》记者。
独立的思考让许小年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市场的逻辑出发，他总是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在内蒙古写书期间，晚饭餐桌上一群人议论农村集体户口的好处—得益于城市扩张带来的土地增值，城郊农民坐拥百万千万财富，但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养了多少懒汉，不是毁了一代人吗？”席间一位女士说。各自发表意见后，众人转向在场唯一的经济学家。因为花粉过敏，许小年的声音有点沙哑，“让自由主义者来讲，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前都讲劳动创造价值，但是生产要素不止劳动，还有土地和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流通，应该获得收益，这很正常啊。”
饭后散步的路上，他自嘲：“我总替富人说话，在草民中口碑不好。”
“他不那么符合民众的期望，股民希望股市涨涨涨，他在股市涨得很好的时候就说这个都是泡沫，已经偏离了经济和公司的基本面了，我记得2700点的时候，他说2700点我还嫌太贵，然后很多人骂他啊。房价飙升时，民众希望政府来控制房价，2010年初，他说控制不住，房价还会涨。”陆燕说。
许小年自称面对两类听众：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这两类听众其实我都不讨好，政府不太喜欢我，公众也不太喜欢我。”
但如果将时间拉回到许小年的青年时代，他毫无疑问是集体的一员。1969年他被下放到延安一个叫红庄的村子，从延安县城到村子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那时他是信仰坚定的红卫兵，父母是机械工业部的干部。他从小接受正统的教育，爱国家，爱人民，“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到了乡下，才感受到现实和想象的差距。“贫下中农觉悟不怎么高，偷鸡摸狗的事儿常有，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
每个陕北村子的后面都有一座脑畔山，他爬到山上干活，登高远望，生产队的地和私家自留地的光景截然不同，公家的庄稼无精打采，自留地的庄稼茁壮挺拔。
十几年后他去美国读经济学，才知道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的词—“公地的悲剧”。
当时的他只是觉得农民自私，为什么不好好种生产队的地？“自留地的亩产大概两三倍于生产队的地，如果农民都像种自留地一样种人民公社的地，那粮食生产、城里的副食供应还是问题吗？”
“在农村看到的和我们接受的说教完全错位，眼前现实和伟大、幸福、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格格不入。”许小年的好友谢侯之说。他与许小年同年去延安插队，与许小年只有一村之隔。
红庄生产队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种了几亩西瓜。公社干部来人一看，说“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你们怎么能种西瓜？”许小年跟他吵了起来：“以粮为纲不是说全种粮食，而是以粮食为主。”两边争执不下，公社干部最后命令村支书带人，把西瓜秧全给拔掉了。
现在回忆起来，许小年还忍不住带出脏话，“实在把我气坏了，整个一混蛋，人家辛辛苦苦种点西瓜有什么错？只种粮食，现金从哪儿来？那会儿卖粮食换钱是犯法的，你总得给农民个活路吧？！”
疑问和忿懑伴随着繁重的劳动和贫乏、枯燥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夏季昼长夜短，每天要在山上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转不完的山峁，种不完的地，在看得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未来面前，刚下乡时的热血渐渐地凉了。
“这个地方颠覆了我们所有的认知，观察和直觉使我们获得了关于社会的常识，但还没上升到理性。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理性呢，林彪事件。”谢侯之说。
1971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这一事件让知青们摇摇欲坠的信念彻底崩塌。公社组织知青批判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飞机残骸的浓烟中现出了残酷的权力斗争，知青们看得“毛骨悚然，背后直冒冷汗”，众人面面相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生活仍在继续。海面上平静如常，海底翻滚的激流，摧毁了旧结构，涤荡卷走了它的所有残余物。
许小年常引用《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时候他被各种谎言所填满。当他觉醒的时候，当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呕吐出来，重新开始。”
那是一段只能默默化解的精神危机，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粮，填补呕吐后的空白。聊以解愁的俄罗斯民歌带他认识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从《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悲惨世界》和《红与黑》，人文主义的悲悯之心落在黄土地上，生根长出了枝叶。红庄的知青大都出身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他们传阅书籍，交换心得笔记。《悲惨世界》到许小年手里时已经残缺不全，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书页上留下汗渍和磨损的褐黄色痕迹。
“那时候逮什么看什么，就是没有书，那是一个贫乏的时候，特别渴，你什么水都想喝。”谢侯之说。
多年之后，许小年才意识到那时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以后，不会轻易接受未经独立思考的任何理论或说教，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好，都不会轻易接受的。”他几乎是迸出每一个字。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思想获得自由并未带来行动的自主。即使他后来成为了思想的强者，个体的命运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定，在人生的大多数路口上，他听任时代在自己身上留下各种印记。
在村里的最后一年，他当了小学老师，给农民的孩子们上课。1972年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放学后走了七八里的山路，回到自己的窑洞。村支书等在那里，笑眯眯地递给他一张纸，那是西安交大的入学通知：“小年儿，读书去吧！”
作为工农兵推荐的大学生，他拿到了逃离农村的通行证。“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临行前一天晚上，书记给他开了欢送会，老乡们都来了，旱烟呛人的窑洞里，一个村民拍着他的头说：“这娃可吃苦了。”他嚎啕大哭，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上，书记送他上路，走到村头的枣树滩，藏在枣林中的孩子们突然冲出来，围在他身边，拉着他的衣袖喊：“许老师要当学生喽！”“许老师，你还回来教我们吗？”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来呀，我会回来的。”那几张珍贵的学生照片他一直留到了现在。
那个日夜都想逃离的小村子，以后成了他不曾间断的回归之地。
抽离苦难，那个村子化作浪漫的意象。“大漠孤烟直”，陕北的山洼里没有风，从山上俯视窑洞顶冒出的炊烟真的是直的。早春夜雨，雨滴噼噼啵啵地打湿了窑洞的窗纸。第二天晨起，推开门一看，漫山遍野，“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每年都要回去一趟，村庄基本维持了原貌，当年住过的窑洞还在，只是年久失修，部分坍塌了。
人也在。他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在延安拍的照片，“这是二哥，这是二嫂，这是他们的孙子。”“这是茅缸，他妈妈上厕所生下他，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笑）。”生产队的农民、他教的学生、脑畔山也在，每次回村，他都要爬一爬这座熟悉的山，在山上静静地坐一会儿，听听久违的风声。“别问我在想什么，什么也没想，就是想静静地坐一会儿。”
距离他第一次爬上这座山，49年过去了，很多旧识已经作古。现在的支书喜才也是他教过的学生，会带他到山上走一圈，指认着地边山峁上的坟墓：“这是米如怀的坟，这是李德华的，折开敖的在这里，那个是贾长高，边上那个是他儿子的，他儿子得癌症，比他爸死的还早。”可怜老年丧子的父亲，死了也要守儿子的身边。“比我大的一些乡亲们，像老书记、老队长，就只能到山上来看看他们了。”
插队的回忆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那些知青们后来散落在天涯，但每次聚会，聊起当年的故事和情节，一切都宛如昨日。谢侯之已经定居德国近30年，“你让我现在回忆德国留学时候的故事，日常的岁月，可能有些故事还记得，但是日常的流水岁月全都没了影子。但关于插队的，不光是故事情节，包括流水的岁月都记得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那段日子为什么会如此深刻？谢侯之想了想，说：“这帮小孩在城市里悠哉悠哉，受着伟大的教育，一切都那么光辉灿烂，那么五彩缤纷。结果跑那个地方去，从里到外全都颠覆掉了，印象深到了不能再深，这个烙印烙到了骨头上。”
许小年总用“我们村”来称呼那里，“我们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我跟他们说，你们谁家小子、女子考上大学，所有费用我来承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能考上，二代、三代农民都在打工。”说到这里，他有些难过，他知道改变那些孩子命运的唯一可能就是教育，就像自己的经历一样。
在西安交大，他读的是电机工程，毕业后分配去东北当了两年冲压工。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中国的历史书上，197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一年，身处其中的人们却很少能意识到它的历史重要性。对于许小年来说，那一年他只是打了行李包，从东北的工人宿舍搬进了人大东门的红一楼。从北京到陕西，经东北，再回到北京，他的个人命运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三角，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1981年，28岁的他从人大毕业，进入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那是一个为国家重大项目提供可行性报告的咨询机构，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的工字楼。
在象征最高权力的大院里，和其他年轻人一样，许小年非常在意自己的报告能否得到重视，政策建议能否被上级采纳。那是经济学者的黄金时代，作家柳红在《80年代：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一文里曾总结过，那个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回忆那段日子时，许小年带着怀念的语气，“年轻人如饥似渴地研究经济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想的是怎么推进改革，怎么样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太穷了，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然而宏大志向碰上了才疏学浅，他狼狈地发现，学校里学的那套关于计划经济的知识不灵了，“不能用于分析经济问题，更不要说设计改革方案了。”
走出办公室，回到红庄，这一次他接受市场的再教育。包产到户之后，“地里的庄稼长得比我那个时候好多了（笑）……那确实是个蛮大的惊喜。”他问农民寅虎，现在每天在地里干多长时间，寅虎说：三四个钟头，最多半天。为什么差这么多？寅虎嘿嘿一笑说：“那时给生产队干，这会儿给自己干，不一样的。”
改革与其说来自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不如说源于计划经济的切肤之痛。实际上，国内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并不了解，改革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谁也不知道石头在哪里，能不能摸到，“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搞，其实是很模糊的。”
198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专家来中国考察，加深了国内学者的挫折感。这些专家们使用国际上通行的一套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比如投入产出表和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我们这些号称国内受过最好的经济学训练的人，居然看不懂。”许小年说。
世行专家打开了一扇窗口，许小年得以窥见一个全然陌生又令人向往的领域。他决定出国学习，他不知道自己将得到什么，但失去什么是清晰无误的。机会成本高昂，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洪劝他：“为什么要出国读书啊？觉得我们单位不好吗？你也许看不上，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呢。”
但许小年很坚定，马洪主任最终同意了并给他写了推荐信。对于这样的大度，许小年至今心怀感激。1985年，许小年怀揣借来的100美元，只身赴美。他在浪潮中抽身而退，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时代，得失难以计算。今天回过头去看，那是他人生中不多的一次自由选择。
飞机在新奥尔良着陆，许小年走出机场，突然惊慌止步。
在中国满大街还是自行车的时候，美国早已进入象征工业文明的汽车时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汽车，看上去像发疯似的在你面前飞快地穿行。”他眼花缭乱，在亮起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
一切都是未知的，他既惶恐又兴奋。经济学课程很难，语言也跟不上，前半年上课他完全听不懂，“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可以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辛苦一点而已。”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从来就没想到经济学是这么讲的，和在国内学的政治经济学大不一样。”
曾在体制内寻求认可，许小年在美国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知识分子可以独立地作为一个阶层存在，他是思想的生产者、真理的发现者。至于这些思想和发现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不那么重要。”
1992年开始，很多留学生选择回国。中国的改革世界瞩目，已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许小年也开始往回跑，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当时也没有想着回来，出于非常功利性的考虑，想把中国的现实问题变成可以发表的论文，有助于评职称。”
199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论文，发表在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上。在吴敬琏的推荐下，许小年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作为经济学家，那是许小年在国内建立声望的开端。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投行—中金公司，中国金融改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吴敬琏担任中金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力邀许小年回国，中国要建设自己的资本市场，要搞自己的投资银行。
许小年很犹豫，回国意味着收入的降低，已在美林证券工作了两年的他也不确定投行业务能否在中国落地，“国内的专业水平低，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应该是很困难的吧？”
“他（许小年）回去还是做了很大的牺牲，许博士在大家印象里是个经常批评政府的人，但他非常爱国，对国家、对资本市场和中国的企业他是有情怀的，他自己可能不说（笑）。”许小年的前同事、中金的首席投资官邱劲告诉《人物》。
个体的选择再一次与国家的重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明确提出凯恩斯主义政策作为应对。1998年，中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第一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时代。同年年底，许小年回国加入了中金。
在中金，他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挫败，公司的二级市场业务一筹莫展。每次公司管理委员会开会，投行部得意地报告做了多少项目，赚了多少钱，而许小年负责的研究部拖累了销售交易部，二级市场上连年亏损，承受着公司内部的巨大压力。
面对公司管理层的质疑和建议，许小年坚持自己认定的工作方向。
许小年说：“既然把研究部交给我，这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我要是没完成任务，可以把我撤了。”
管理层问：“难道不可以给你提工作建议吗？”
许小年说：“当然可以，但接受还是不接受，我决定。”
“他学者出身，非常坦率。对下属、对同事，甚至对他的领导，讲话也都是非常客观、非常直率的。同事被他骂过，领导跟他经常有非常激烈的争议，这是他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邱劲说。
那种莽撞和骄傲，是刻在许小年骨子里的。他按照国际投行的标准做研究，带着研究报告和客户交流，客户看不懂，要求他画流行的K线图，那是被许小年斥为巫术的分析方法。他一口回绝：“对不起，K线图我不会做。”客户当面把他的报告扔进了纸篓。
“2000年前后，国内的证券市场流行做庄，跟风炒作，很多投资者根本不看基本面。中金引入了崭新的投资理念，那就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根据基本面做投资。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太阳春白雪了吧，能赚到钱吗。听一听可以，真的要做的话，还是要看这些曲线图啊。他要打开一个新局面，难点主要是在这里。”邱劲说，“再加上国内不太喜欢直言直语，他的工作方法也有点水土不服。”
对许小年来说，那段时间非常煎熬，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画K线图。困窘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等来第一个机构客户，上海九是公司的高总说中金的研究报告写得好，决定在中金开户。“为这事，我记高总一辈子。”许小年说。
“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把国际投行的一套研究方法带回了国内，成为机构客户所接受的行业标准，也得到了国内券商的普遍认可。”许小年说。
这套标准对业内影响巨大。一位金融界人士对《人物》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许小年的贡献在于为中国建立了金融市场研究体系，“现在没人看K线图了，相当于原始人发现了火。”
2004年，在中金如日中天之时，许小年辞职离开。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他对这个决定的内情不愿多说，只是淡淡提了句：“如果没有外力推动的话，我会在中金多待几年。”
邱劲记得，那个决定来得很仓促，内部都很惊讶，许小年说是个人决定，大家不好再挽留。他替许小年遗憾，“当时中国A股市场才刚刚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2000年，交易都是以看K线图、坐庄为主。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中金承销的宝钢股份上市，开启了蓝筹股的新世纪，后面是中石化、四大银行、保险公司和中石油。2006年、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三年是中金最辉煌的时期，他实际上没有参与到。”
和离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类似，许小年再次在浪潮中抽身而退。前一次是主动选择，强烈的求知欲驱使；后一次非他所愿，他用了“随机行走”这个词，或许是自我解嘲式的掩饰？或许真情确实如此？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次采访中，更为消极的“随波逐流”替代了“随机行走”。
从哈耶克、阿瑟·刘易斯、奥利弗·威廉姆森等诺奖大师那里，他接受了有限认知能力的观点，这当然意味着，人的行为能力也是有限的。社会不可能按照个人的意愿演进，个人的命运也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某种意义上讲，许小年践行了他所倡导的：既然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计划，因为它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有限，为什么个人走的道路一定要遵循事先制定的计划呢？
邱劲和同事为他办了欢送会，他记得许小年很平静，“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吃过普通人没有吃过的苦，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的脆弱。”
多次的“非我所愿”之后，他不再期待“如我所愿”了，不再有强烈的个人愿望，“非要实现的目标，已经没有了。”
如今，他乐于谈论那些小自由。在西安交大读书的那些年，因为课程要求不高，他在课堂上只有10分钟的注意力，时常和邻桌同学交头接耳。教数学的葛老师问清了原委，许诺他可以不来上课，但必须参加考试。每逢数学课，他高高兴兴地泡在图书馆里，读完了《资治通鉴》，磕磕绊绊地看了几本介绍相对论的书，尽管没有看懂。现在回想起来，许小年带着微笑说：“葛老师给了我自由。”
在内蒙古的一个下午，晚饭前朋友提议去骑马。他选了一匹相对高大的蒙古马，凭他半生不熟的骑术，在广阔的草原上催着马儿小跑起来，“哈哈，真带劲！”发出一位严肃先生少有的大笑。
牧民担心他岁数大，在马上发生意外，用蹩脚的普通话喊着他回来。他充耳不闻，奔向远处的山丘。在那里，他立马凝视橘黄色的夕阳，晚风吹过，草原如飘动的金丝绒毯。他掏出手机，拍下灿烂的落日景色。
牧民的呼喊终于发生作用，孤影单骑恋恋不舍地掉头回转，背后的太阳一寸一寸地落到了地平线下。马背上的自由，像在海水中游泳的感觉，而游泳是他自小学以来坚持不辍的运动。在膝盖没有损伤之前，速降滑雪是他的冬季最爱。许小年还告诉记者：“我经常梦见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
离开中金后，他加入了中欧商学院，重回教室讲台。“中金和中欧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理解和教授经济学了。”企业家作为中金的客户和中欧的学生，对他的研究和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创新，从熊彼特书中读来的结论，每天都在现实中得到生动的验证。
陆燕记得，许小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企业家身上。“作为一个老师，他想把这些思想传播给学生，价值远远比他在中金担任那个职位所创造的要大得多。一年他大概要教1000位学生吧，如果有一半或者是几百个得到启发，影响到几百家企业，那是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啊。”
“像一条鱼突然跃入海里，看到很多海底的美景，也就是多元的、色彩缤纷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当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因为可以研究的微观世界太丰富了，许教授的感觉肯定是特别好。”中欧EMBA学员、江苏汉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胜告诉《人物》。
许小年成了学院里最爱和学员打交道的教授，经常去学员的企业考察，诊断问题，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课堂上，他对学员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做好企业，我就无上荣光。”
他教过的学生数以万计，拥有了一个校友自发组织的粉丝团，叫作“年糕团”。陆燕记得，有企业家曾对许小年说，“你哪里有演讲，我就跑到哪里来听。”
在微观世界里，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锋利。许小年担任了田明的朗诗绿色集团独立董事。田明说，“他非常的独立，独立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虽然有师生的关系，我毕竟是董事长嘛，有时他的批评直不咚咚横着就出来了。”
田明脑海里对老师有个挥之不去的印象：教授斜着眼睛看他，突然抛出一个很尖锐的看法，让你措手不及。“每一次尖锐的观念或者词语，听着不那么舒服，但或多或少都给我们一些养分，让我们警觉和重视，他的最大价值就在这里。”
“比如说，以前我们投资按照赢利多少来算账，许老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市场下跌了20%，这个项目还能投吗？不是说平均我能赚20%还是30%。一个是属于进攻型的思维，一个是属于防御型的思维。当风险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必须分析项目的安全边际了，而不能老想着正常情况下的投资收益。话不多，一下子就把这个题给你点出来。”
很多企业家去听许小年的课，希望他分析宏观政策的影响，“就是去跟风，这个叫政策抄底嘛，他们学习宏观的经济学的目的可能是这个。”张家瑞说，“但许教授的理念是企业应该宁可踏空，也不要断粮，这是他的名言，就是宁愿你没有搭上政策的顺风车，也不要跟错了而产生灾难性后果。比如跟着产业政策走，一窝蜂上项目，结果就是过剩产能，产品卖不出去，投资无法回收。他建议企业不要过度关注经济政策，把重点放在提高自己企业的竞争力上。”
“中欧有很多是年轻的二代企业家，怎样给这些企业家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商业观、正确的经济观，很重要，我觉得像吴（敬琏）老师、许小年教授能够给他们这一切。”许小年的好友、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说。
近几年许小年屡次和邱劲谈起科技的进步，科技在企业的应用让他感到非常兴奋，“他从试图说服政府和提供政策建议，转向在微观层面上用他的学识和市场上的具体案例，帮助企业改进效率，真正做到民富国强。他的情怀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吧。”邱劲说。
焦胜曾和许小年一起去新疆考察，在一个山口，许小年站在那里远眺群山，背影显得孤独。
他对焦胜说，现在不争论了，去做实事。“当时我们就说，自然才是永恒，这个山水一千年都是这样的。人类是很渺小的，各种观念的争论转瞬即逝，成功企业创造的价值却可以长存于世。宏观政策无能为力的地方，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力量都能用到，这不是很好吗？许教授讲的所谓不争论，去做实事，就是这个道理吧。”
他切换了路径，少了一点失望和沮丧。“这个国家迈向现代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在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现在心态平和，调整期望以避免失望。”
最后的一次采访是在晚上。许小年坐在沙发上，过敏依然很严重，戴着防花粉的口罩，声音发沉，他一字一句地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远追孔子，近观托克维尔，他希望知识分子留下这一代人的思考，“托克维尔一生就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足以确立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学者的地位。”停顿片刻，他又说，能不能给后人留下遗产也不是很重要，就像马克思说的，只要自己搞清楚了问题，他的著作、他的手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也无所谓。
他喜欢尼采的那句，“我活在死后”，“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准备好活在死后，也许死后都没有你的机会，那你也得认，因为你的产品很有可能就是废品，人家不买账的废品。”
凯恩斯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敌手，哈耶克对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记者问他是否想继续前人的工作，望着车窗外流过的风景，他缓缓地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已经放弃了。”
两年前，许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一群年轻人中，63岁的他第一个登顶。但是凯恩斯对他而言，是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只能爬到乞力马扎罗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玛峰。”
如果有机会和凯恩斯见面，许小年会跟他说：“凯恩斯先生，你错了，绝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