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就是那个印钱的
毫无疑问，刘超所从事的，正是全国“最有钱”的一份工作。
每天在北京印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钞”）工作的8小时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一沓沓印钞纸摞好，送入印钞机里。当他把一大摞比报纸还要大的印钞纸竖起、摞齐时，红扑扑的钞票纸就会像质地柔软的丝绸一般，哗啦啦地在他手中翻动、流淌。每当印好的钞票摞成方方正正一车时，无人驾驶的自动运输车就会自己开过来，稳稳地拉起一车大张钞票匀速驶往立体库房。
当然，社会上也流传着太多关于这里的“传说”：有人说，印钱的都是劳改犯；有人说，员工进出公司都要搜身；还有人说，但凡坐车从北钞门口经过，手机就会失去信号……
但这个神秘工厂并非离群索居地建在荒郊野岭之地，它就在北京核心区内，古朴的大门和厂区内古香古色的建筑显得低调而不失底蕴。厂门口，偶尔有周围的居民经过，大家或匆忙赶路或悠然漫步，上午10点前煎饼果子档还在热腾腾地冒着香气。你绝对想不到，在北京南城这个生活气息极浓的圈子里，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古典又现代的企业，并且，还是一个印钞票的地方。
刚刚进入北钞工作时，刘超曾好奇地在谷歌街景中搜索自己所在的单位，他发现一到厂里边，地图上就变成了空白一片。没有地名、没有门牌号，它就像一个被涂改液刷过的不规则矩形，突兀地“粘贴”在西南护城河附近。与它相距不远的当年专门为87版《红楼梦》搭建的大观园，在地图上甚至连“省亲牌坊”、“牡丹亭”等图标都清晰可见。早年间，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这里没有招牌，只有一个代号—541，加上出入其中的人员大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对于里面的一切，大家只能完全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去猜想。
作为北钞一名普通的工人，刘超在工作与生活中反差极大。31岁的他，长得帅气，穿着时髦，说起话来幽默干脆，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男孩儿。因为家中的三代人都在北钞工作，他打小就在北钞附近的白纸坊片区长大，篮球打得不错，加上他酷爱收集限量版球鞋，在白纸坊这个小圈子也算是小有名气。但只要进入厂子里，他就要将手机塞进车间外的储物格里，换上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那192个密密麻麻的储物格，一道道由武警把守的磁卡门，暂时在8小时里隔绝了印钞工人与外界的联系。
那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阳光从车间一侧的巨大窗户照进来，但因为印钞工艺对温度与湿度的特殊要求，车间常年都处于气温23℃、湿度40%的状态中。在车间门外就能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就是印刷钞票的油墨味，它仿佛渗透在车间的每一粒水汽里，渗进人们的鼻腔，渗进刘超和工友们的衣服纤维里，洗完澡换完衣服回到家里，这种味道依然追随着他。
每天面对着这么多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几乎每个得知刘超的工作是印钞票的朋友，都会问他这个问题。小时候，刘超觉得父亲在印钞厂里工作，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每次交学费、书杂费时，他都自豪地认为，那些钱都是父亲印的。
只有真正到了自己进厂工作后，他才真正明白父亲所说的—“都是产品”。高度自动化的印钞车间里，一切都高速运转着—胶印底纹、凹印头像，以及最后在滚轴下飞速烙上的人民币冠字号，一沓沓钞票在传送带上快速又不失节奏地“奔跑着”，工房内按照指定路线行驶的无人驾驶自动运输车，忙碌有序地及时运输着新鲜出炉的“产品”。
在最后一道工序检封部，单是“打包”这个环节就充满着机器时代的人类智慧—每隔5沓钞票，机器就会帮它们调转方向。因为在一张钞票上，凹印部分的油墨是凸起的，因此摞在一起毛主席头像的部分会略厚一些，五沓一掉头，这样厚薄分配均匀，最后摞起的1000张钞票就能稳当地立住。
刘超的工作岗位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垛纸”。钞票到了刘超这一环节，就是要印刷毛泽东头像的部分，他把一摞摞钞票垛齐，送入机器。当然这看似重复的工作，却丝毫不能懈怠，以防止在下面的工序出现问题。纸张上了机器，真正需要他做出人为调整的，是把几个小木块塞进钞票里，保证产品的平衡。
尽管，刘超认为自己的工作和普通印刷厂的工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因为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属性，他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与国民经济联系在了一起……此外，因为拥有国际一流的防伪印刷技术，北钞也承担着印制身份证、房产证等重要工作。
而这种庄重感也延伸到了北钞的院落里。这座建于1908年的厂院里，美式建筑与中式的亭台楼阁错落着，在北钞的一隅，一株110岁的老槐树历经了清代末年、民国与新中国，屹立至今。在它种下的那一年，美国专家带着先进印钞技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为当时的清朝政府印制了第一套钢凹版雕刻钞票——印有摄政王载沣头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美国专家还带来了两台OTS货运电梯、菲律宾的木质地板和推窗，黄铜色的门把手至今还被使用着，磨得锃亮。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静谧古朴的氛围，好几个北钞的员工都和《人物》记者聊到了在此工作特别的感受。牛博与刘超同在一个机台上工作，是车间里的一名机长，5年前，他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北钞工作。如今，他所做的工作也可以算是与专业对口—主要是掌控设备整体情况，负责产品质量的检查。在印刷过程中，颜色略微深一点，浅一点，我们旁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却能快速辨别出来，及时调整印刷机的版墨部位。
从美国读完硕士回来的李丽斐在北钞干了3年。她生于1988年，负责的工作就是把机器检查过的产品，再次进行抽查。这工作需要足够了解机器的特性，更需要有极强的责任心和耐心。
刚开始工作时，她和同事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见到这么多钱，此生也没有遗憾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天在手里流过的钞票早已变成了一张张产品。他们也不再把手里的红色钞票叫做“100块”，取而代之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产品代号，或者“干了多少‘活儿’”，“干了2车还是3车”。在外头花钱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看一眼手里的钱。教朋友们分辨真假钞，也成为了她的一种乐趣。
过去，她在美国读企业管理，学校在堪萨斯州。找工作时，父母和她都希望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提供户口、收入稳定的国企北钞成为了她当时比较满意的选择。现在她每天伏在眼前一米见方的工作台上，一本校样本，一把尺子，一盏台灯。耳朵里塞进了防噪耳塞，鼻子适应了油墨味，李丽斐发现相比于一开始心里小小的失落，如今专注于一张张钞票上，过去性格浮躁的自己也慢慢变得安静下来。“生活和工作可以完全分开。工作时安静专注，工作之余尽情享受生活，这才是我想要的。”
20多岁当兵退伍时，刘超也曾在其他单位工作过一年，那时他身边都是西装革履的硕士，谈论的都是道琼斯指数等话题，那种感觉他并不喜欢。在父亲的劝说下，当时24岁的他来到了北钞工作，相比之下，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圈子让他感到亲切自在。而能来北钞工作，也更像是命中注定的归宿。
印钞人的自豪感与相对稳定的工作性质，是年轻人选择来北钞工作的主要原因。前些年，大多数是北京人、北钞职工的子女来北钞，尽管工资不算高，但至少不用为租房等生存问题担忧。而近些年，研究生、留学生则逐渐成为了北钞新员工的主流。在北钞工作的外地大学生，没有房子，公司便会提供宿舍。刘超的父母在过去几十年在北京二环内买了两套房，结婚生子后，他也基本没有为生活担忧过。曾几何时，他也有过离开北钞到外闯荡的想法，“但，真的想要离开，便不舍了。”
一切都不会再像父亲刘增和经历的年代那样了。1980年代，刘增和进入541厂（北钞的旧称），负责过印刷，也干过裁切工作。当时工资只有百十来块钱，每到领工资时，大家伙儿拿着工资条，排着队到会计那儿签字领钱，到手的全是10块、5块的钱。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后，有了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对于工人们而言，几乎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面对自己印的产品，大家从没有把它们与‘钱’画上等号。”刘增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露出自豪的微笑。
在进入541厂前，刚刚从部队退伍的刘增和原本有许多选择，他刚开始被分配到了宣武区法院。他记得当时在北钞工作过的父亲对他说，“从541出来的人，对541一定是有感情的。”而他后来的人生也确实与这个厂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刘超记得，有一回父亲肋骨骨折了，医生叮嘱得休息三个月，结果他躺了一个礼拜就回去上班了，“他说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工作。”
那时候541厂是北京效益最好的国企之一，在人们物质生活还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厂里专门为员工在厂门口建了一座礼堂，刘增和还记得，每个周三，他们都能拿着免费的电影票看电影。厂里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职工上班时，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厂里的托儿所。他记得那时候单位经常发放油、米和茶叶等福利，人们都还骑着自行车，往车架上一驮，总会听到街坊们羡慕的声音，“541厂又发福利啦。”
如今刘超的工作，更多是机械式的重复。有工人粗略地统计过，他们一天累计需要搬运的钞票重量约为2吨。那些看起来柔软的印钞纸，一不留神就会在手上划出个小口子。工作虽然辛苦，但对于这个家里的第三代北钞职工来说，他乐此不疲，“我现在也会对我闺女说，你看这人民币可能还是爸爸印的呢。”日复一日，刘超在这里工作了7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选择北钞。”
刘超进北钞的那一年，有一台机器老化，由他负责拆卸。后来与父亲聊天，他才知道，原来那台机器正是父亲安装的，“机器是他装的我拆的，新机器代替了老设备，我也算接了他的班。”这几年，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北钞的员工们常常会被问到，这对他们是否有影响。厂里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了掏手机支付；也有人对现金有深深的情感，即使到了国外旅游，也忍不住研究起国外钞票的特点。在北钞的26年里，刘增和见证了一代代人民币的更迭，至今他还在坚持使用着现金，每次买东西摸到现金时，他感到踏实。
在这里，三代甚至四代北钞人的家庭还有很多，一代又一代的北钞人传承并践行着“精印国家名片，诚做厚德之人”的理念，面对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在努力实现着新的跨越。
北钞的大楼外边，有三座美式别墅，那是110年前美国专家住过的宿舍。他们在别墅里安放了钢琴与留声机，铺上欧式地毯开派对。闲暇时，他们便在北钞的月亮河上泛舟。如今，三座别墅成为了北钞职工的办公楼，钢琴被撤走了，壁炉上摆放着资料。采访那天，《人物》记者来到其中一栋别墅中，正值午休，几个北钞的职工正凑在一起下棋。
别墅外，一只白猫在古朴的中式栏杆上趴着。见有人前来，它也不作何反应，像是看穿了百年的烟云，深知此地无人打扰。它抬了抬眼，把头埋进了身子里，安然睡去了。
作者：杨宙
来源：《人物》2018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