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少年的沉稳主张:易烊千玺出神

易烊千玺出神

“你想不想开那种大皮卡?”助理胖虎接到一个突然的电话,来自易烊千玺。胖虎没反应过来,“啊”了一声。“你就说你想不想开那种大皮卡吧?”男孩在电话里追问,“我现在决定咱们租一辆那种车,咱出去。”

他们要去内蒙古,一辆红色的皮卡最终成为此行的交通工具。当然,易烊千玺要坐在后斗里,而不是车里。原因很简单,酷。去年秋天,在北京的一家甜品店里,他和三个朋友吸溜着杨枝甘露,对内蒙古展开了美好想象: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如果可以,来一份烤全羊尝尝,入夜后,躺在帐篷里,或者后斗里,与满天的繁星作伴。购置了帐篷、热水壶、睡袋、照明灯、无人机和一些生活用品后,他们唱着李克勤的《红日》,出发了。

如果可以,易烊千玺一直想自己出去旅行,未成年和明星身份让这种想法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去年年初时,他想“叛逆潇洒一回”,向工作人员要身份证的时候就被发现了。就连这次的朋友出行,母亲也差点加入,最终因为胖虎的全程陪伴才作罢。这是同去的几个朋友高三开始后的第一个长假。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能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抽离出来,放空几天,总是好的。

抵达后,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想象—或许是因为季节不对,或许是为了避开人群他们只能去非景区的地方—总之草是秃的,牛粪倒是不少,支帐篷太难了,通通交给胖虎,晚上冷得不行,才发现热水壶是不能用的,唯有那些闪烁的星星,是真切的美丽。

有遗憾,但现在想来,是个难忘的体验,同行者之一阿浅回忆。车驶离草原,开入山里,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儿童乐园,里面有大滑梯,很多当地的小孩子在玩。易烊千玺提议去玩,阿浅觉得太幼稚了,但还是加入了,“可能玩着玩着觉得还挺好玩的,其实他如果不上去的话,我们没有人想到会上去。”

胖虎站在家长群里,看着自己的老板“跟着那帮小孩蹦啊,跳啊,很融入,还跟那帮小孩互动”,“就那会儿你发现,在没有人认识他的情况下,他是很放松,就是一个孩子。一旦发现有人认识他,他那种保护意识,不是偶像包袱,就那种东西,一下就紧闭起来了,封闭起来了。”

30岁的胖虎用无法理解的语气复述这次旅程,“跟他们一块儿我老是紧张,就怕被人认出来。”易烊千玺倒颇为放松,他如愿以偿地躺在了温度不足10度的后斗里。只可惜,到了风景最好的一段山路,胖虎却发现千玺裹着被子睡着了。

那次旅程的珍贵纪念包括一张超大货车前的合影,阿浅展示给了《人物》记者:四个年轻人在一起,绿衣服男孩是易烊千玺,惯常面无表情。“当时是因为我们开那猛禽(皮卡),一路上就觉得自己特别威风,特别大,反而遇到那个货车就觉得,那货车也挺酷的,就合张影。”千玺说。

旅程结束后,其他人回到高三生活,绿衣服男孩回去做超级明星易烊千玺。

10月20日是一整天广告拍摄。换好衣服后,现场有点冷,他想找双白色的长袜子来遮住脚踝,但没找到,便作罢了。如同发生在他生命里很多不能如愿的事情一样,他都较为平静,并且很快地接受了。又一天工作开始了,预计的结束时间是半夜。

他向《人物》记者提到刚出道时,13岁的他会接受很多采访,有记者问他,“你在干嘛,出来这算活动还是算演艺?”他在那儿想来想去,想到了“工作”这个词,“我是来工作的。”这份工作的具体名称是艺人,工作内容是唱歌跳舞、录歌和出席活动,优点是“让更多人认识你”,缺点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你”。

外面有四五十号人,场记、制片、灯光、摄影师、导演、公关等等,他们在今天都非常需要易烊千玺。作为当下娱乐圈00后偶像的代表人物,即将18岁的他深受广告商青睐:意大利奢侈品牌BottegaVeneta在今年8月官宣他为亚太区首位代言人,他还是丹麦国家旅游形象代言人,天猫理想生活、华为nova3、adidasneo、好爸爸洗衣液的代言人,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健康特使及中国控烟倡导者、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守护者”。

时尚杂志喜欢他。与他合作过很多次的摄影师陈漫评价他,“有东方的一面,然后他又是年轻人,00后,代表未来,西方的、时尚的这些东西,他都有这些元素。”一直追求把中国风做出国际化的陈漫在易烊千玺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非常正帅的一个人,中国五千年文化里边一直遵循的那种,仁义礼智信,在他的那个脸上,你就能找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除却本职的唱跳演艺工作,他在演戏方面的事业也正铺陈开来。今年,他接拍了《长安十二时辰》和《艳势番之新青年》两部大IP剧,并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与周冬雨合作出演曾国祥导演的电影《少年的你》;9月份,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长安十二时辰》的导演曹盾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有成为一个大材的可能性,这其中包含专业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

他有着数量惊人的粉丝,微博粉丝的可供参考数据是6287万,一条微博转发数量通常在100万以上。整个娱乐圈工业喜欢这个即将成年的少年,他也尽全力去满足各种期待。尽管这意味着繁重的工作,被人观看的生活和急剧压缩的个人时间。

“接受吗?”“嗯”。眼前的易烊千玺,17岁,似乎已经将这一切矛盾处理完毕,至少在他的口中,大多数矛盾很快就解决了,“我会跟自己进行对话,告诉自己应该这样做,通常很快就会说服自己。”

从5岁开始,他的生活就是高度紧张的。或许是为了应对这种生活,他早已学会了在紧密的节奏中偶尔出神。《人物》对易烊千玺的第三次采访在清晨7点进行,但面对即将开始的一整天工作—在人们看来,他总在簇拥之中—他却说,“其实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候都在‘自己待着’”。极少数时刻,他的躯体有机会跟着灵魂一块抽离出去,例如不尽完美的内蒙古之行。

易烊千玺的母亲提醒记者注意儿子身上的两面性。她仿佛在讲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没看到他玩起来的时候,那简直,特别特别疯狂。”在易烊千玺的小学、初中同学和助理胖虎那里,这种疯狂进一步得到印证,是要比一般的男孩更放肆、有时甚至是幼稚的皮。

“你想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马路上会有什么画面,他们就会有什么画面,”朋友阿浅回忆,午夜电影散场后,千玺和另一位男同学在无人的街上表演奥特曼,“神经病一样。”阿浅笑了。

与朋友在一起时,易烊千玺从未提起过一句关于自己工作的事,他们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反正有时间就聚,年少时光,来之不易,快乐就是了。

其实还有第三面,那是独处时的易烊千玺。真正的独处时分是宝贵且无人知晓的。从小时候起,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并且要拉紧窗帘,把门反锁好,这总会引起母亲的批评,现在长大了,母亲要进他房间,是必须要敲门的。独自出门旅行的愿望不知何日才能实现。他的诸多被粉丝戏称为“老干部”的兴趣爱好,全都无比静态,需要独自耗费大量心力:画画、泥塑、钓鱼、写书法……

有时是思维上的出神,起不来床时,哪怕胖虎一而再再而三地催,最后那么胖一人,干脆坐床边盯着他看,他也有自己的节奏。《人物》杂志拍摄的那天,是在颐和园的一间四合院里,下午时分突然雷声大作,“不好了”,大家都给出负面反馈。

雨停后,他在屋子里接受采访,谈到如何看待生死,他认为活着就应该抓住那种会让人瞬间感到幸福的事情,比如刚刚,“一个白色的,特别大,特别漂亮的闪电,就在那个房子正中间‘嚓拉’就劈下来一道,反正当时挺漂亮的。而且特别对称,能看到这种景象,我觉得不多见”。这被他称为是那天拍摄的一个小幸福时刻。

备战高考的前半段时光是在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度过的。安逸避世的老房子、旋转楼梯连接的天台、懒懒的鸽子,是易烊千玺喜欢的那种感觉。复习太累时,他会爬上天台发呆,或者逗逗野猫,大部分时刻,猫都飞快地溜走。后来回到长沙继续补课,他晚上就与胖虎去隔壁小学的球场踢球,这是高考时段的另一种放空。

复习期间,父母与他开了一次易家常规的“政治会议”,父亲强调的是一条其实早已被潜移默化的准则:一段时间只能用来专注地干一件事情。具体到当下—现在该学习,就要尽全力把它学好。

他总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进入沉浸状态,很难判断这是由于天赋还是父母长期的引导。在胖虎眼里,那段日子就是每天,“学学学,吃饭”,从早上到深夜。磨蹭的小毛病偶尔也会跳出来,“每次老师一叫的时候,必须去一趟厕所,去完厕所就开始学习。”备考57天,他最终的成绩是473分,高出湖南省艺考分数线132分。

高考结束后,由他担任主演之一的《长安十二时辰》即将迎来杀青,他很快回到了角色的世界中。李泌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神童,少年成名,在剧里,担任靖安司司丞的他有着拯救长安城的使命。易烊千玺一度觉得李泌很复杂,不好演,当听说这个剧组不会赶进度,一整天可以只磨一场戏时,才有了信心接下这个角色,因为他相信做任何事情“时间长一些,肯定会有好处”。

复习太累时,他会爬上天台发呆,或者逗逗野猫,大部分时刻,猫都飞快地溜走。

选角时,导演曹盾看中了易烊千玺与李泌的相似性。那种慢热、不善言谈的气质,与贵族出身的李泌一样,都是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感。“他年少成名嘛,他知道什么是压力,怎么样去克服压力,李泌也是很年轻被委以重任的,尤其在剧中的这一天,他要去完成巨大的一件事儿,那么他必须要顶得住压力才行。”曹盾说。显然,演员自己也认识到了这点,他的语气清晰而坚定,“我们都背负了很多东西,他背负的是整个唐朝的命运,我背负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所有人的眼光。”

很多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他超强的学习能力。曹盾记得,易烊千玺的第一场戏是李泌和太子在马车上谈话,一页多纸,有三到四个层次,但是调度少,方便演员集中注意力。这场戏大概拍了2个小时,他跟表演老师一起帮助易烊千玺理顺了人物的心理和动机,演员的表现彻底打消了他之前的疑虑。

“孩子的悟性特别高,说句俗话叫老天爷赏饭吃。他能很快地去理解你想让他去演的东西和这个人物他本身的一些东西,他能体会,而且又用自己的方法去把他的体会表演出来。”曹盾说。

拍戏需要找状态,大多数时间,易烊千玺待在休息室里,禁止身边的工作人员打闹,或者找没人的地方看剧本。有时戏都结束了,他命令自己继续留在那个状态里。刚进组时,他会对表演老师有些依赖,因为自己拍戏经验少,角色情绪、剧组调度、节奏都不太把握得住,老师会教他,也让他多跟其他演员交流。

等到拍摄时间过半,他很坚定地认为自己不再需要表演老师了。“你自己看剧本,(知道)该去怎么做,很自然的直觉吧。在现场跟他们也会慢慢交流,那些调度、走位这些也都会有一些适应。然后慢慢慢慢就想,算了,就不要老师了。”

相比较父亲的偏说教,母亲则是用实际行动培养他的专注力。小时候,无论带他去学什么才艺,只要进到课堂里,小千玺就特别认真,“学东西总比周围的人快。”舞蹈课上,有些舞蹈动作,小千玺学一遍就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老师教别人。8岁起,给儿子找舞蹈老师成为了一件令母亲发愁的事情,经常是一试课回来,千玺不满意,“老师跳得还没有我好。”晚上回家的练习有明确的奖惩意味,例如练硬笔书法,母亲不会在数量上做硬性规定,如果写一张就合格了,那么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玩耍,如果总是不合格,那就要一直一直写下去。

今年初,易烊千玺在一档街舞真人秀节目《这!就是街舞》中担任队长。这档节目走的是逆袭之路,在豆瓣上的评分从播出时的6.4变成最终的8.6,在优酷的点击量突破10亿,知乎用户甘棠评价易烊千玺的表现:其实一个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时候。而热爱是说不了谎的。

导演陆伟回忆,慢热的易烊千玺对于跳舞这件事本身,投入极快。第一场队长大秀,他“既快又狠”,为他编舞的国外团队Kinjaz提前把动作视频发过来,并认为需要4小时学会,但易烊千玺只花了45分钟时间。战队成型后的大秀彩排,已是凌晨3点,“他那天怎么叫(休息)也叫不动,要学一个动作幅度很大,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动作……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摔了无数次,他们都很吃惊。”陆伟说。

最初,导演陆伟要找一位00后明星,在节目上展示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这毕竟是个真人秀节目,“所有参与的明星都会面临一层一层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之下你如何去应对,达到最后效果是让所有人都能够信服并且认可你。”

就连这个任务,易烊千玺也在无意中,靠着本色出演完成了。他的人设鲜明,又不缺乏变化。有主见从第1期的节目采访中就完全呈现出来,“我心里有我的底,和我的想法,但我一般不会说。”第3期的赛制不利于他喜欢的urban舞者发挥,当一名叫周星夙的urban舞者强行与别人进行battle失败后,陆伟感受到了易烊千玺的痛苦,“他想要拼命地去保护那些人……他会希望他们战队是一支在编舞和作品上能够有想法的一支战队……这是他大的一个原则,他是不会受你一个赛制和环节的影响。”第8期,当自己的组员蛇男和亮亮即将表演震撼全场的双人舞《精神病人》时,他已与最开始的矜持大不相同,满带着骄傲对全场说:“大家仔细看,这肯定是现在为止,最好的一个作品。”

6个月过去了。易烊千玺的回忆平静到让你怀疑他并没有参加过这档节目。对于来自观众和粉丝的好评,“还好吧。”跟队员的交流,“也没有太多交流,还行。”是不是很投入,“一般般吧。”

一系列的“还行式”答案让人开始质疑他的真实感受。那录制这个节目是开心的吗?“一半一半吧。”他开始袒露,“你能时不时地泡在舞蹈的氛围里面,每期看那么多好的作品,后面还有国际舞、现代舞那些老师,对,还谈论那些battle,觉得挺幸福的。”

第8期,当自己的组员蛇男和亮亮即将表演震撼全场的双人舞《精神病人》时,他已与最开始的矜持大不相同,满带着骄傲对全场说:“大家仔细看,这肯定是现在为止,最好的一个作品。他叠了很多十几厘米长的纸人,每天在卧室里陪自己玩。

他喜欢那个氛围,但最开始想的是,自己也是氛围的一部分:每期都去跳舞,参与排练,各种练,与自己的队员一块出作品。结果呢?“我12期就是坐在椅子上看……然后还各种评价,这我也不爱说。”用语言表达,几乎可以说是他最不擅长的技能之一。

再回头去看节目里那些燃爆了的时刻,会发现大多数时刻,无论是韩宇打破近5年街舞圈纪录的抢7大战,还是小P和黄景行潇洒性感的爵士舞,抑或是亮亮遗憾遭淘汰的半决赛紧张对峙,他都只是个看客。

第一次上台,是战队首秀,他与队员偷偷加了一个动作,大概有5秒;那之后,他继续坐在椅子上,他笑得要比平时多,尤其是看到真正精彩的作品时;决赛那期开头,他与自己的队员又跳了一次齐舞。

那天,他见证了中国街舞史上罕有的25轮连续battle,整个舞台被汗水、欢呼、不服和热血充斥着。导演组临时加了一个环节,让他和罗志祥作为队长参与几轮battle,他用补妆的时间飞快记住了动作,亲自battle了两轮,将整个比赛推上了一个小高潮。那是整个节目最令他兴奋的时刻,持续了大概1分钟,没过一会儿,《这!就是街舞》结束了。

对于这个遗憾,他偶尔会跟编导开玩笑地抱怨几句,然后也就过去了。就像那双找不到的白色长袜一样。

与高强度的生活节奏相处是他从5岁开始就必须修习的功课。那一年千玺母亲带着儿子去北京天通苑的一家才艺社,想看看能不能学钢琴,结果老师说,孩子太小了。他们转身走进了舞蹈班,只上了2次课,老师就夸孩子学得快。3个月后,他就跟着老师和班上的女孩子们一块参加全国比赛,拿了银奖回来。

这对母亲来说是个鼓励。她开始带着儿子参加更多的特长班:中国舞、民族舞、现代舞、拉丁舞、街舞、魔术、葫芦丝、手风琴、声乐、架子鼓、书法、变脸。有的是长期且投入更多精力的,譬如跳舞和书法;有些只是随便学学,像魔术和变脸;而架子鼓,只上过一堂课,就因为跟同学打闹拉伤了腿而停止了。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句话从小被母亲灌输给儿子,在日后的采访中屡屡被易烊千玺提起。坐在天通苑距离当年舞蹈教室不远的茶室里,千玺母亲向《人物》记者讲述自己的人生:因为贫穷而不得不高中辍学,南下深圳的车间打工,在车间里,她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同事的孩子很多成为了留守儿童,每次过年回来,她总会听到同事讲述孩子不认识母亲的故事。她暗下决心,以后自己一定要全程参与孩子的成长。

这预示着母子未来将近10年的共同奋斗时光。她还对孩子有一个期望,那就是绝不能过她这样的平庸的人生,要“与众不同”。那种特别的、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对她来讲有着致命吸引力,这源于学生时代对于班上文娱委员的羡慕,那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和她受到的荣光与关注是千玺妈妈青春的梦想和遗憾,她不希望儿子经历自己的遗憾。快临盆时,她回到江西老家待产,每晚与丈夫通话的内容便是一块查字典,商量孩子的名字—一定要四个字的,这样才够特别。

不管生活被母亲安排得有多满,小千玺总能从中找到一个缝隙,并在其中找到快乐。他叠了很多十几厘米长的纸人,每天在卧室里陪自己玩。每个人身上都有技能,有的有翅膀,有的骑着老虎,这段时间觉得谁的技能不怎么样,就给扔掉。被他宠幸时间最长的一个纸人,一直到五六年级,比别的纸人都大,是造物主般的存在。

“两个部落之间会打架,各种打,对,而且一般我玩的时候都是,我会把它们摆到桌子上,有的在书上面,有的在书中间夹着,好像就在里边飞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写作业写着写着会走神儿,就开始把它们拿起来玩。”有时母亲来收拾房间,会把他的纸人扔掉,这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但也仅限于此。

毕竟,不需要借助外力,缝隙可以存在于各种出神的时刻。妈妈至今讲起来仍很生气,儿子实在是太磨蹭了,“就一个饼,你知道吗,他可以从上车吃到下车,吃两个小时。”母子俩经常为此大吵,有次甚至惊动了在天津工作的父亲,父母一起批评小千玺,这让他感到委屈。争吵过后,他可以快速地吃上几顿饭,然后又恢复原样,“咬一口饭,就慢慢慢慢吃,想事情,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易烊千玺说。

说到磨蹭这点,胖虎也终于忍不住了。每次该到出发的时间,他去敲易烊千玺的房门,经常半天都没有动静,他也不知道人在房间里干嘛,反正就是不出来。有次实在急了,他喊了起来,里面的人也不爽,喊回来,最后胖虎撂下一句,“你爱去不去。”

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千玺)走到电梯口,跟没这回事儿一样,拿着手机,‘哎咱到那儿怎么样怎么样’。”胖虎有点哭笑不得。磨蹭的毛病依然不会改掉。《人物》记者从易烊千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有时候我在做自己的事情,就不想出去,不喜欢别人一直叫我。”

毫无疑问,母亲对儿子是严厉的。每次上课,只要条件允许,她就会在场,便于回家指导儿子继续练习。拉丁舞课的前3个月,她也交钱报了名,学会了所有基本动作,千玺的第一个舞伴,就是由她一个一个动作指导出来的。她还亲自绘制了硬笔书法的练字格,拿去打印店印了一沓(她的双手比出约30厘米的厚度,而在易烊千玺的记忆里,“纸能堆到我腰那个地方”),用于小千玺练习。

母子俩经常一块去参加各种比赛,很多比赛是妈妈在网络上搜索出来,自行报名的。她有种生活智慧,总能为想做的事情找到可行的门路。每次千玺拿奖,母亲要比儿子激动,“他永远是淡淡的,没什么反应。”在千玺看来,遇到那些特别好看的奖杯,他会更加开心,而如果只是个普通模样的奖牌,便觉得有些无趣。

2009年,易烊千玺加入飞炫少年组合,节奏又上了一个台阶。每周二、三、四中午放学后,母亲会为他请好假,他坐十几分钟的公交车回家换衣服,然后与母亲坐919路进城到德胜门,再换地铁或44路公交车去北新桥上课,整个过程耗时约2小时。周六日的早上,他要6点起床,先在昌平少年宫上课到11点,下了课坐三轮车到车站附近,母亲拉着他,飞速打包一碗沙县的干拌粉,拼命跑向919公交站。

他们通常坐在最后一排,因为食物的味道太大,吃完饭,母亲会拿一件大衣挡住,让他换上舞蹈服。下课时间通常是夜里10点、11点,他们坐地铁返回德胜门,再坐345路回到昌平东关,倒13路回到家。最后一班公交上,他们是常客,母亲会拿出一块菜板,那是儿子在公交上写作业的课桌。

有时实在太晚了,赶不上末班车,妈妈便会想尽各种办法换乘到近一些的姐姐家,第二天再5点起床送千玺回到昌平上学。要么就坐公交到离家最近的地方,再打黑车。父亲心疼母子二人,会让他们直接从北新桥打车,但千玺妈妈说,那要150块钱左右,她没舍得过一次。

可以这么说,从小学起,易烊千玺就开始熬夜了。

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1年。直到有一天,北新桥附近出现了一辆红色的轿车,是父亲为家里添置的新车。在母子俩的记忆里,这辆车如魔术般出现,结束了当时的辛苦奔波。

临近小学毕业,为了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升学上,易烊千玺退出了飞炫少年,初中生活很快开始,兴趣班只剩下了舞蹈和书法,直到有一天,来自时代峰峻的一通电话打来,邀请母子俩去重庆看看。

他们去了,对于未来即将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第二次,第三次,母子俩去了更多次的重庆,从2013年8月开始,易烊千玺去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TFBOYS组合成员。

有的时候,当易烊千玺决定放空,他想寻找群居的缝隙。在湖南备战高考的日子里,他看着外面的学生三三两两,结伴嬉戏,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他几乎没有熟识的高中同学,初中也请假不断,唯一算得上完整拥有的,也只有小学同学了。

他的微信被盗过一次,大部分老同学都遗失了。他先把QQ下载回来,登上QQ,通过一个小学同学问到了儿时要好的朋友阿深的微信。

那个下午,阿深也恰好没事,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许久。包括儿时的丢沙包,摔卡片,包括千玺个子矮,坐在教室前几排,但一身才艺,留着西瓜头,在学校甚是受欢迎。有时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专程来想看千玺跳舞,让他烦得很,但是跳了大家就能骗点好吃的,倒也不错。

阿深还记得,小学时的一次爵士舞表演,她与千玺成为搭档。大家谁也不会跳舞,千玺就当老师,上台前,“他是安慰我们的那个,他很自信,对,就哪怕有时候表演出现小失误,下台来他也是云淡风轻。”

小学有段时间,千玺主动跟母亲要求吃小饭桌,这样能跟同学多玩一会儿。小学6年,往夸张了说,“断胳膊断腿”那种伤,他就受过3次,原因只有一个,淘。或许是因为课外生活被安排得太满太累,与朋友在一起时,他总是释放得那么彻底。从一楼和二楼间的平台往下跳,手上跳出了一个复健的指托。公交车上,掰腿玩,直接把韧带拉伤了,在家躺了半个月。一次生日会,他邀请了很多同学来家里玩,结束时,父母开车送一部分同学回家,等到回来时,家楼下停着警车—邻居受不了了。

最后一班公交上,他们是常客,母亲会拿出一块菜板,那是儿子在公交上写作业的课桌。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来了,甚至开始想念工作,但仍决定好好地体验一次。毕业时,他在黑板上写,“大家加油,很高兴能跟你们一个班。”

阿深也提到了他的疯。那场夏日午后的谈话末尾,她说起自己去艺考,想考导演系,没能成功。又说,她不会放弃的,想研究生再考。

千玺回复:“对,别放弃。”还开玩笑似地安慰她,说自己本来想学美术来着,还不是学了表演。紧接着又告诉她,梦想成真时,可别忘记找他这个老同学。

“过了这么多年了,再这么一聊天发现大家其实没有怎么变。比如说看新闻啊,觉得他样貌变了,变成熟了,也长高了很多,板着脸,有时候经常看着,感觉好像变了很多,但其实一聊天发现没有变,然后就会有一种感叹,就是时间走了,但是人没有变,就是人是物非。”

起初,孩子式的天真被那个名叫“工作”的怪兽侵蚀得厉害。“14年、15年那两年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懵的。没有反抗。也没有对谁倾诉。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被)安排,然后去做,(被)安排,去做,就这样。”易烊千玺给自己出道的5年进行拆分,前两年,可以说基本延续了童年的模式,只不过由被母亲安排换成了被公司安排。

当时他最适应不了的事情,是每周末要去重庆训练或参加活动,回北京的飞机总是深夜,有时第二天早上无论怎么努力都爬不起来,最后只好让父亲去学校请假。

2015年,他升高中,先在学校上了一周课,同学的名字都没记全,之后他再也没在学校待上这么长时间。那一周里,他发现,大家都早早预习了高中课程,老师讲得好快,他听不懂,作业也不会做,但也不走神,就认真地坐在教室里,成为“高中生易烊千玺”—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来了,甚至开始想念工作,但仍决定好好地体验一次。毕业时,他在黑板上写,“大家加油,很高兴能跟你们一个班。”

他接着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分阶段,“16年、17年就是能适应了吧,慢慢找回自己当艺人的状态……我能感受到这些,那种在活动里面会比较自然,然后越来越,就那些工作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能更好地去适应。”

工作继续侵占生活,但这一次,两者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楚了。初中时,他曾经是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该小组后来的主旨严重跑偏,主要研究吃喝玩乐,构成了他工作外的很大一部分社交生活。

阿浅是这个小团伙的一员,向记者描述了他们的聚会模式,主要由千玺发起,他有时间,就会叫大家出来。有时在三里屯附近打会篮球,男生打,女生看着,有时打台球,他们都喜欢吃那些老北京的东西,涮肉、卤煮——年轻人不爱去,再挑个角落坐,也不必担心被发现,饭局统一由“千玺大佬”买单。有时去北三环看夜场电影,看完出来散步回母校怀旧,边压马路边聊天,有人就戴口罩,没人就不戴。

由于他慢热封闭的性格,能获准进入他缝隙的人并不多。2014年,胖虎接到一份新工作,每天接送一个男孩上下学。第一次见面,男孩朝他鞠了一躬,说了声“老师好”,“就感觉他属于一个特别懵懂的时候,这个是谁谁谁,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用脑子听。年龄比他大,他就习惯性是那种(鞠躬)。”

这份工作对于胖虎来说很简单,也有点无聊,主要是千玺不跟他说话。胖虎想过打破尴尬,第一天,他问千玺累不累,对方回答,还好,over。后来的几个月,在胖虎的记忆里,就是每天一个小孩,面带微笑,拉开车后座,然后沉默。有次千玺提到自己放学时会饿,胖虎就在接他时买麦当劳或者驴肉火烧,递到后座,两人还是不说话。千玺饭量大,有时能吃俩汉堡,“后面坐个除草机,下车剩个包装袋。”

在胖虎的视角里,破冰自他陪千玺去重庆出差开始。那时他们要从学校直接去机场,千玺发短信问他衣服的事。胖虎回忆,短信沟通几轮后,“他说不然加微信吧,我当时说了一句‘你还挺会过’,他回答我‘毕竟是父母的钱,还是毕竟是零花钱’,我记不清了”。一次活动后,千玺主动坐到副驾,跟他谈论了当天的工作,七八句话,在胖虎看来,这就“挺多的”,“我觉得哇噻,我就觉着忽然一下这距离就近了,不局限于上下学那种,忽然一下。然后后面就一起闹啊什么,那就太熟了。”

与胖虎充满起承转合的故事不同,千玺的回忆与表述都是平淡的,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在面对外界的探询时他会故意消解意义——在他眼中,从胖虎给自己买吃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熟悉了。所谓的第一次坐副驾,他淡淡说,“没有,可能是后面有东西放在那儿。”他声称对此前几个月的相对无言丝毫不觉得尴尬,反而觉得挺舒服。

但并不只一个人观察到,被求助,或许是他人偶尔进入易烊千玺的群体缝隙的标志。

《长安十二时辰》剧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记得,拍戏到后半阶段,易烊千玺会开始向周围的人求助了。“我们拍水戏,给他扔到水棚里,底下有浪,打他脸上,眯眼睛,他就动不了,他就会用眼神去看着周围的人要纸巾。刚开始没觉得,后来觉得他这种需求他会表达给你,因为他跟你亲近了,他会表达他需要你。”

她又总结道,“我觉得他眼神比他说得多。”

胖虎记得自己陪千玺一家人去湖南参加中考时,千玺发烧了。“他一家人一个房间,我一个人,就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他自己就进来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弟弟在那屋太闹了,(然后)直接躺那儿睡了。”

中考前夕,易烊千玺与家人在湖南备考,没有工作人员在身边。有一天,胖虎突然接到千玺的电话,电话里他用没有起伏的语气说,小区里出现了粉丝,打扰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但此后他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千玺被粉丝追赶,不得不躲到小区保安身后打电话。

胖虎相信那个电话是打给自己的,“我为什么觉得那事儿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是他语气不像视频里那么紧张和急促,就正常地跟我说一件事儿:现在他们坐我们家门口,都是小屁孩儿怎么怎么—他还说人家小屁孩儿……”

等看到视频时,他才察觉到千玺当时很无助,闭关的状态下被他人打扰到。胖虎很后悔自己没有去湖南,“所以我事后才感觉到他是一个,是非常需要保护的一个人。”逐渐地,胖虎成为重要的、陪伴和保护易烊千玺成长的那个人。

进入缝隙的另一个标志是来自易烊千玺的,隐藏极深的关心。

胖虎讲起去大理和内蒙古的两次旅行中千玺对自己的照顾。一次是爬玉龙雪山,胖虎身材胖,起了高反,后期基本走4个台阶就要休息一下,是千玺“总是特别快地跑到买氧气那地儿,买完再给我,然后一直在前面玩接力那种感觉”。

开车去内蒙古之前,胖虎提到,自己没怎么开过长途,可能会困,千玺就说那困了一定要休息,别赶路。结果那次的公路之旅,全是胖虎“那个年代”的歌,李克勤的《红日》,Beyond的《海阔天空》。胖虎很纳闷,平时全是欧美英文歌,怎么今天放的全是这些?

他告诉记者自己觉得那些歌是千玺故意放的,怕他困。但他表示如此肉麻的事情,他永远不会试图去跟千玺证实。

第二天的采访中,《人物》记者把疑似关心胖虎的瞬间全都抛给了易烊千玺。他淡定地全部予以了否认,“就觉得那个氛围在那儿,就放那些歌。”

这个少年拥有着与其年龄不相匹配的沉稳主张,外界如此难以靠近,不由得让人想起他那句,“我不想说我就真不说了。”

胖虎承认,如果他现在来到千玺身边,未必可以做到跟他交心。“因为他现在更成熟,同时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第一,他也更警惕了,第二,他的性格也比以前更沉稳,就是更慢热,更不容易接受陌生人了。他之前说,我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不是说想成为大家想成为的人。你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

在那些出神的时刻里,易烊千玺有时候会变得有执念,这首先表现在当他想吃什么的时候。

他念旧,总会想再次寻找童年时那些美味的食物。儿时家楼下拥有“昌平最好吃的早餐店”。有次休息,他回昌平的水库和山上转了转,也想再去吃一次,但老板换了,时间也不对,就没吃成。

还有次他拉着胖虎去找曾经吃过的一家过桥米线,胖虎回忆,“我的妈啊,走到一胡同里,特别深,冲着一面墙说,‘就在这儿啊’,我说‘是不是拆了’,他说‘不可能’,特别执着。我当时觉得他特别缺心眼,我说肯定找不到,肯定变样了,好几年了。然后惊讶的是,他真的找到了,带我吃了一次,我们俩就走了。”

真正能够体现少年的自我与主张的事例展现在他的事业逻辑线中。2017年9月,易烊千玺工作室成立。采访中,他向《人物》强调了“个人”两个字。

一位工作人员提到,易烊千玺会与大家一起讨论工作室的各种决策,“没成立之前,他自己也知道(想要什么),但他不说,工作室成立之后他开始表达了,他一直都挺明白自个儿要什么。”她喜欢与易烊千玺一同工作,遇到大家都想做的事情,就很快拍板,“做!”而有些必须要去配合的工作,只要他们给出理由,易烊千玺也会很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