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判决
乔斯再次来到市政法庭，这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斜顶红砖建筑。
卡普里奥法官果然不记得自己了，但没关系，乔斯已经做好了准备说出一切。
81岁的卡普里奥在普罗维登斯市政法庭当职33年。他的早晨数十年如一日，8点准时开庭，处理几桩交通违规、街边打斗、噪音扰民等鸡毛蒜皮的行政诉讼案。
乔斯的案情毫不复杂，他因违章停车被处以20美金的罚款，但由于罚款没有准时寄达政府部门而被要求缴纳滞纳金，但他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问题，于是前来申诉。
看起来，整场审判过程有点太过简单了—“你已经缴纳过罚款了吗？”
“是的。”
“那么我免除这笔滞纳金，你可以走了。”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法官完全信任乔斯的解释，过往丰富的审案经验让他从眼神就能轻易判断被告是否撒谎。只不过是迟到了一点，根本没有必要为难眼前这位诚恳的卡车司机。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可罚可不罚的案件通常都会处理成不罚。
“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生活。”乔斯却并未打算离开。
“噢，那等我调整调整姿势，”卡普里奥打趣道，他在椅子上挪了挪位置。这位法官总会使你想起自己的祖父，他擅长插科打诨，审案过程中段子频出，总是让旁听席也笑声不断。
人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法庭现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电视节目《当你在普罗维登斯被抓》。这档真实记录普罗维登斯市庭审现场的节目去年开始在Facebook上走红，获得了超过10亿的播放量，卡普里奥的幽默和仁慈与人们印象中的法官是如此不同。今年9月，节目正式被FOX电视台收录，在全美播出。
肤色发红的大个子检察官齐格·奎因也被法官逗笑了。他总是站在卡普里奥的右手边，法官在他身边显得又瘦又小。今年是他们合作的第14年，庭审现场两个人的表情总显得很欢快。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接触司法系统，两人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理念，希望让这个庭审现场温和一些。
如今已发际线偏移、身材些许发福、穿着荧光黄T恤的中年人乔斯开始了自己的回忆—当时他只有18岁，相当叛逆冲动，经常因为超速、酒驾来到法庭，作为这个城市大批移民中的一员，他总觉得自己未来不会有坦途，从未计划人生。
“你当时问我，你以后想成为什么？你是想进监狱？想死？还是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在多次见到乔斯后，卡普里奥忍不住问这个年轻人。
回忆这段20年前的往事时，乔斯因为哽咽和激动中断了语句，但他还记得自己的回答：“我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那次离开法院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努力成为了美国公民，考取了商业驾驶执照，成为一名卡车司机，维持着良好的驾驶记录，他不再是不良少年，而是一位体面的公民。如果不是为了申诉那张不合理的罚单，他压根儿不会再踏足这个法庭。
乔斯略显腼腆地、郑重其事地对卡普里奥法官说，“谢谢您。”令人意外地，法庭现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你在这个节目里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在这个城市市政法庭上真实发生过的。”节目制作人、卡普里奥法官的弟弟乔·卡普里奥对此很骄傲。
25年前，乔的工作是给政府部门拍摄短片，因为姐姐的一个建议，乔打算拍摄哥哥的法庭现场。卡普里奥最初并不喜欢弟弟的这个主意，自觉有些无趣。乔劝说哥哥，也许可以让市民对交通规则有更深的意识，他才答应下来。
在美国，如果你想录制一档法庭节目，只需要得到法官的允许就可以顺利进行。节目最初在当地电视台的凌晨时分播出，安排了一条电话线用来接听观众的留言。
出乎所有人意料，乔平均每天都会接到30通以上的电话，一条线已经无法承受过多的观众来电，于是节目组增设到3条线路，成百上千的电话涌了进来。推特上也会收到来自美国不同州的市民留言，“从未见过这样善良的法官”、“我多希望我们也能有这样一名法官”……他们呼吁卡普里奥提名最高法院的席位，甚至呼吁他竞选总统。
但耄耋之年的卡普里奥早已对政治失去热情。33岁时他也曾竞选罗德岛州的司法部长，但遗憾落选，“参与政府竞选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年轻时喜欢那样的工作，说不定可以做得很好。”
法官卡普里奥“对现在的职位很满意”，眼下，他连去审理更棘手的案件这样的欲望都没有，在市政法庭里审理交通违规的小案子挺好，法官没有退休年限，他想这样度过余下的人生。
安德莉亚就快被那一叠罚单压得喘不过气来。
过去的一年，她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接受儿子被谋杀的事实，除了承受亲人离世的悲伤，还要一寸寸亲手抹掉他在世时的痕迹，整理遗物、处理欠款……她向卡普里奥法官一张张解释着违章停车罚单的由来，不得不提起儿子被杀后桩桩件件使人心碎的后事，一边陈述一边禁不住掉泪。
卡普里奥不忍听下去，“没有人应该经历这样的生活”。他示意她不用继续解释了，告诉她只需要付罚单中的一小部分—50美元。
但他马上就为刚刚的决定犹疑了。他再次抬起头问眼前这位悲伤的母亲，“这会让你身无分文吗？”
“我还有5美元。”
他立刻修改了刚刚的判决，“我不会让你带着5美元离开，我将免去所有的罚单。”
每每想起那个时刻，卡普里奥法官都觉得他一定会问出最后那句话—他总是从被告的眼神里判断这笔罚款是否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绝不在他们经历困境的时候雪上加霜。
卡普里奥时常在庭审现场想起他的父母。他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出生，父亲是一名送奶工人。在他们所生活的罗德岛州，人口的1/8来自异国，15%的人拥有至少一位移民父母，在检察官奎因的印象中，市政法庭上一半的被告都是移民，大多过着困苦的生活。
在被告身上，卡普里奥总是能看到过去生活的影子。他曾多次在访问中提到童年时的一个冬天，一家人在厨房的炉火边聊天，父亲问他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当时还不到10岁，这个问题难倒了他。
父亲接着说，有一天，你将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你记住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幸地有需要律师的时候，我没办法支付这笔费用，所以你不可以向穷人收钱，但是你可以从富人身上把这一笔钱补回来。
那个夜晚对小卡普里奥来说就像是一种昭示，此后的人生他都在为了成为一个律师而努力。“我很幸运，我最终能成为这样的人，在我一生中从未想过从事别的事业，我打从一开始就想做律师。”
法官卡普里奥后来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律所，但他发誓，自己从未向支付不起律师费的人收取费用。
他不曾忘记自己来自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他记得没有办法洗热水澡的冬天，记得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在星期天吃到甜点。每当有人在法庭上因为缴纳罚款面露难色，他都会立刻想到过去的这段日子。
正因如此，他时常担心自己是否对被告的惩罚过重。每一天早晨，他在穿上法袍，走进法庭之前总会对自己说，“上帝，请让我控制好我的脾气，让我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对人们的理解，让我公正、仁慈地对待每一个来到法庭的人。”
卡普里奥在30岁后走入司法系统，在此之前，他做过洗碗工、擦鞋匠，也送过牛奶和报纸，他相信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够帮助自己理解被告的生活，判断眼前的人是否有能力支付一笔罚单，他留心和被告的眼神交流，认为这能在言辞之外透露出对方的意图，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否诚实。
一位来自非洲的移民因超速被罚，但他对卡普里奥说，自己并没有看到限速的路牌，妻子也解释，“车上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不会过分超速的。”法官却找来被告正在上小学的儿子，问他“你觉得父亲有罪吗？”孩子一本正经地看着法官说，“有罪！”庭审现场爆发出一阵大笑。
“你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卡普里奥对被告说，他信任这样一位父亲不会在家人在车上时危险驾驶，“因为你良好的驾驶记录，我原谅你的这次超速。”
还有一位高中生因为闯红灯来到法庭，卡普里奥不想给他留下不好的记录，原谅了他的冒失行为，条件是对方要答应他必须考上大学，必须毕业;85岁的意大利老奶奶因为超速上庭，卡普里奥看到其中有些部分每小时仅超速几公里，就免除了部分罚单，省去她再次上庭的麻烦。
他甚至允许被告在法庭上唱歌和跳舞，调侃不听话的子女活跃气氛，见证相爱的情侣在庭上一时起意的求婚……
拍摄哥哥25年后，乔也在思考节目走红的原因，他想，卡普里奥法官的特殊在于他愿意用他的权力给那些原本深陷生活泥沼的人一次喘息的机会（abreak），给他们机会倾诉和表达，但他的宽容有底线，不会无休止地原谅一个明知故犯的人，他总是在庭上对被告说，“别回来，如果你回来，就不再是现在的判决了。”
10月初，法官免除了一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退伍军人的闯红灯罚单，他正在治疗因战争而留下的创伤后遗症。
网友在视频下评论，“法官怎么能够放过他，这种行为很可能威胁到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啊，他高速闯过红灯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他应该为此受到惩罚。”“闯红灯就是闯红灯，这就是违反法规，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是否违规没有关系。”
这是卡普里奥经常面临的质疑—他总是太过轻易地放过被告。而在法官卡普里奥眼里，被告在怎样的生活经历中违反了法规，比是否违规本身重要得多。
他的儿子大卫·卡普里奥始终记得，高中时他第一次旁听父亲的庭审，父亲让他和另一位伙伴站在他的法官长凳旁，让他们试着去判断眼下这个案子的黑与白。大卫在那时清楚地感受到父亲的立场，在法官的位置，听着被告那些有关生活不易的陈词，很难不去为他们考虑而想方设法减轻一些罚金，甚至是豁免。
仁慈并不总是遇到对等的善意，卡普里奥的经验也并非总是正确，普罗维登斯的几位市民就曾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如何在法庭上骗取了法官的同情，逃脱了罚款。
“错判了怎么办呢？”《人物》记者问卡普里奥，“我并不后悔在法庭上放过了谁，我只害怕自己还不够仁慈，曾对人判决过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有人说你的判决太仁慈了。”
“我讨厌那些人。”
他接着解释，“政府手中的资源无论如何都大于个人，一张罚单不会影响政府的运作，但是一张罚单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卡普里奥对公平的看法影响了检察官奎因。在做巡警的几年时间，奎因和坏家伙打交道，看到的都是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我的工作就是抓捕坏人，当我开始转做检察官，并和法官合作后，他让我柔和下来，让我看到法律和秩序的另一面，这种感觉好极了，社会有另一个层次，有那么多人努力维持生计，你看着这些人，你不会再想着抓捕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改造。”
在法庭中，检察官奎因是执法者，他的任务是保证法律被严格遵守，而法官的任务则是考虑所有的背景资料，倾听被告的诉求，综合考虑之下作出相对“公正”的判决，“不是一条规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形，如果我不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那是我的失职。”检察官和法官并不必要立场相同。偶有意见相左，奎因会在法庭现场提出异议，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卡普里奥手中。
不过，在和卡普里奥合作的14年里，奎因在99%的情况下都会认同他的决定。“这并不是犯罪现场，”奎因说，“这仅仅是一个市政法庭，我们处理的不过是交通违规的小案子，虽然他们违反了一些规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后果，但我们所做的是纠正这些过失，让他们不要再犯，而不是（惩罚）。”
卡普里奥在接受英文媒体DailyMail的专访时提到，“如果我认为这个案子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和需要考虑的场景，我会给他们benefitof the doubt（无罪判决），我不认为被罚等于有罪。”
法官卡普里奥和检察官奎因现在是市里的名人了，走在路上经常会被认出来，被要求合影。卡普里奥还常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每天都有市民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临别时总不忘说一声，“嘿，你们真的做得很好。”
作者：涂雨清
来源：《人物》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