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叫黄毛，他叫章宇
《我不是药神》热映那几天，章宇被隔壁邻居认出来了。在电梯里，邻居大哥盯着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你是不是那个黄毛啊？天呐，我隔壁居然住了一个演员！
“此人不叫黄毛，他叫章宇、章宇、章宇，”跟他一起拍了《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的王传君看不下去大家只知黄毛不知章宇，在微博上正儿八经地介绍：“一位非常好的演员，演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
宁浩把章宇推荐给《药神》导演文牧野之前，后者找黄毛找了很久，本来想找一个“浑身上下经历很多，但因为年龄小，眼神很干净纯粹的人”。但文牧野第一眼看到章宇时，就决定是他了，文牧野盯着他的眼睛问，“今年二十几？”
章宇今年36岁，前十几年一直是被人忽视的状态。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贵州话剧团，待了3年才终于抽身离开，来北京做心念已久的电影演员，多是出演不知名的文艺小众电影，豆瓣评分在2.4到8.1分不等。
直到遇见《药神》，他演的黄毛获得了大量关注和认可，这部电影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类型片之一。黄毛全部台词不过11句，也不大笑，全靠动作和眼神，在王传君饰演的老吕去世后，他坐在屋外的楼梯上剥橘子，哭得绷不住，最后被文牧野拉到一边。在徐峥、周一围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中，章宇表现毫不逊色，有人评价章宇“每个眼神都是一部戏”，他也顺利入围了今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章宇对于演了《药神》后的一切褒奖显得陌生又有些无措。“我拍了一个电影，演了一个角色，当然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他又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曝光度，“我不太享受电影之外的曝光，也不擅长，对我来说是消耗。”
他拒绝了一系列的片约，理由包括：无法相信那个角色、感觉自己会是电影里的“异类”、表演风格极不协调等等。直到他看了一个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剧本，章宇接了下来，原因是“被人物的某种生命状态触动了”。
作为从业快10年的演员，章宇并不太擅长和镜头相处，他说，“在镜头前我只有在角色里才感觉是安全的，自在的。”这也是章宇一直抗拒视频采访的原因。章宇认为每个创作者都要慎用他的材料，对演员来说，材料就是脸，如果平时用得过多，就是在自我消解，而文字采访让他感到安全，“它限流，因为现在看字的人没有那么多。”
他甚至不习惯纷涌的喜爱和称赞，一再重复自己是“捡了角色的便宜，沾了电影的高光”。
见到章宇是在《无名之辈》电影的宣传期，他戴着贝雷帽，穿着白衬衫和蓝色马甲，盘腿坐在椅子上，烟一根接着一根抽。在聊到关于电影和角色的时候，他话密，肢体语言丰富，笑起来抬头纹深到可以夹死蚊子，有时候还会站起来比划。直到聊起《大象席地而坐》和导演胡波的时候，场面一度安静和沉默。
胡波在拍完这部处女作后，于去年10月13日选择用一根绳子告别人世。今年2月23日，4小时版《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获得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但这些胡波都看不到了。
章宇还记得《大象》杀青那天，他和胡波站在街上对着乐，特冷。“他对我影响太大了。”章宇反复提到胡波让自己相信现实中有那种生命存在，他觉得胡波的眼睛很透，总是直勾勾地盯着人。
“没有什么比一个恰如其分的句号更直杵人心。”章宇一直很迷恋句号，包括人生的句号。他对《人物》记者说，“你问的所有问题里，就墓志铭这个我最感兴趣。”很多次，他想象死去的方式，频繁更新自己的墓志铭，最近一次，他想好的墓志铭是：“此地埋有一瓶好酒，如果你掘墓，请在这儿陪我喝一口再走。”
口述=章宇
《药神》杀青之前，我拍的是黄毛被撞那场戏，拍到凌晨。最后一镜，导演一直重复着再来一遍，我就坐在皮卡车里，旁边是撞我的大货车，它先把我推起来，然后往后退，我像倒放一样演被车撞的瞬间，就一直演倒放。倒放了六七次的时候，我就纳闷了，为什么还要再来，之前挺好的。然后大家突然就说：祝你生日快乐……
虽然我完成了我所有的预想，但我也没想到，电影和我自己会被这么多人喜欢，我当时差点还因为跟《大象席地而坐》的时间撞了要把《药神》推掉。因为没预料到，所以《药神》热映的时候，我有很大困扰。手机上的社交软件都炸了，所有的事和人都突然簇拥过来，应接不暇，完全没有防备。
微信里可能有10年不联系的人突然冒出来祝贺你，一个很可能是我5岁的时候见过一面的远房表妹，突然出现了，说祝贺，要加我微信。
我以前没见过这种场面，突然一下子都来了，刚开始我很高兴很惊喜，没过几天就变成很大的焦虑。连着一个月，我每天都要出去见各种不同的人，看很多剧本，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做决定，我还要想着法子礼貌地去拒绝很多东西，这些对我都是极大的消耗，我的生活被这些搅糊了。
我推了至少有20个剧本吧，最后挑了一个，就是我现在拍的，一个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剧本的优势和缺陷都同样明显，也很有风险，成本不大周期很紧。但是我在剧本里看到了我喜欢的某些面向，人物的某些点触动了我。
在拍这个戏之前，也是《药神》之后，我快一年没拍戏了。虽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一年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时间是个演员。我的经纪公司老板是我朋友，和他合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得自由，我也不用他们给我宣传。换成别的老板肯定不行，必须得去给人家挣钱。
我可能受不了一整年都在拍戏。我太懒散，不算是一个勤奋的人，必须得大部分时间闲着，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是比较舒服的。圈中好友劝了我10年，不过并没什么用。
我是贵州人，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学的是戏剧表演。本来准备一毕业就来北京，但机缘巧合参加了贵州话剧团的考试，当时我也没觉得一定要进去，但没想到就被录取了。我想那也不是个坏事。
而且剧团里好多演员都在那待着，在外面也干着自己的事，我想我也可以，多好啊，多领一份薪水。结果一晃，3年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每天也生活得非常安逸。
在话剧团的3年，我几乎一直都在演出。即便是在一个主旋律的创作命题下，我也是当人来演，没有当成一个脸谱或一个符号。而且当时征服观众更难，很多时候要去乡镇表演，在广场上搭个台子，你面对的观众是一些老太太老头和小孩，他们可能连电影院都没进过，更别说去剧场看话剧了。
在话剧团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我很强的信念感。怎么说呢，有的东西你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或相信，但这又是你的工作。那你首先得从作品本身梳理人物，让人物变得更合理，让自己去相信他，你才能去演。
那3年，我一直都想着辞职来北京。但生活像一个旋涡，待着舒服，你很容易就被吸附进去了。2005年，在贵阳，我一个月工资有五六千，朋友都向我借钱，除了工作，偶尔去电视台配个音，给人排个节目，生活过得很轻松。
而且你手上总有些事没做完，事情又总是会接踵而至，总觉得做完下一个就走吧，一拖再拖。
直到那次贵州雪灾巡演，我们演的小品《美丽的山坡》拿了国家的奖，于是就一直不停地巡演。我是男一号，但是我受不了一成不变地重复，每次我都试图寻找一些新的感受和刺激。
我不能保证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很好，但从以前到现在，我在对待自己那部分的时候，从来没有糊弄过。每一个人物身上，都会有一个触动我的点，我觉得那个点有魅力，即使很小，也会激起我的创作欲。
但在小品巡演途中，我跟合作的演员说，我们那个地方换个演法，这个地方再琢磨琢磨，但得到的反馈就是，“哎，咱别改了，这是很完整的一个东西，你老改，下面人不一定看得懂。”
大家好像更多地是趋于一种安全的、按部就班的惯性，但这让我很痛苦，当重复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我就快要呕吐了，生理上到极限了，我不能再演了，再演我马上就要崩溃。
我记得是演出前候场，我坐在休息的大巴上，突然就很厌倦。那种反感突如其来就把你裹挟住，你也不知道哪儿就不对了，立刻就想走。
那场演出当然还是去了，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演这个小品。在舞台上我有一种解脱感，像跑10公里长跑，还剩最后500米，你知道马上要完成这次长跑了。
后来我就找了个借口辞演了。那之后有一天家里网断了，我翻着我以前的日记看，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的那一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2008年我应该在北京，我一想，我X，正好2008年，我赶紧走吧（笑），很快我就走了。
实际上我是被开除的，直接被登报除名。当时我请了一个假，来北京，但一来我就再没有回去过，半年之后单位催我回去参加工作。我当时在拍一个电影，两次警告后，就直接被开除了。
我其实写了一个辞职信，当时揣在兜里没递出去：“由于本人对艺术事业的狂热追求和对艺术实践的极度渴望，以及自身的生存现状。经思忖，决定去北京一边挣钱，一边学习。特此向团部申请辞职。”
当时离开话剧团，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的。这种信心不是说我觉得自己能达到什么高度，而是我强大的兴趣和欲望：我就要吃到那块肉。
我之前在贵州，圈子也就那么大点，大家很容易就知道你，你也很容易就满足了，觉得好像我真那么优秀。
那时候总有些北京的剧组过来拍摄，他想找当地的演员，不管怎么绕，都会找上我。但是你会发现重要的角色都是从北京带的，他们只是在当地解决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色。我想我也行啊，我也想演重要的角色，但当时对电影来说，我还是一个孩子，都不能叫入门。
我就在里边客串，慢慢做着，因为剧组总让你去联系当地演员，结果后来就慢慢做成了副导演，有机会的话自己也可以客串一下。
应该是零几年，我忘了，那是我第一次拿到电影男一号的角色，叫《小亮》，那是个很小的片子。我当时很兴奋，啊，终于让我拿到了。以前我只是串戏，只言片语，但当自己身上是完整的人物剧情线，又是主演，太珍视那个机会了，每场戏都想演牛逼，最后用力过猛。
刚从舞台转镜头表演的演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不会近景表演，我只会演连续的段落，不叫停的话，情绪很连贯。但是我现在只拍一个词、一个短句，甚至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标点，而且剧组干活跟打仗似的，没办法对着空气，对着镜头演，怎么演就是不灵，你就突然不知道那个词怎么给了，分寸拿捏不好。
所以最后就很拧巴，我很沮丧，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好像自己把它搞砸了。
后来我看成片，在中央六台播出，胆战心惊，哎呀（笑），有时候看得我一身冷汗，怎么能这样呢？好多人看到问我那是不是你啊，我当时心里就很羞愧。但这个瑕疵你又盖不掉，你就只能下次做得更好。
电影《手枪》是我第一次深深扎进角色的表演。2010年拍的，但片子至今还没上，导演不满意，也不着急，到2016年还在补拍，补拍了6年，我人都变老了，这个片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
这是一次非常极致、非常痛快的创作经历，在还没有剧本的时候，就导演和我，我们聊出了电影的主题、方向，我们都知道要拍成啥样。我前后用了半年多准备角色，是我投入时间最长的一个戏。
我自己在拍摄主场景—一个小破旅馆住了小一个月。在小卖部门口的台球桌打台球，去公共澡堂洗澡，晚上跟那些外来务工的朋友喝点酒。小卖部的老板，大家都叫他三哥，给我介绍了三次工作，我都没去。人家跟你非亲非故，但非常仗义。我挺愧疚的，因为我不得不跟他撒谎，直到瞒不住了，说我是要拍一个纪录片，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虽说我以前也体验生活，但没有一次像这样，当你下潜到那个深度以后，你完全改变了自己，抛弃了20多年所有的习惯、朋友，你依赖的一切，过上一种崭新的生活，就像谎言说了一千次，你自己也当了真。你体会到的是角色，是这个人生活里的苦闷、焦躁、困境和愉悦，跟你之前的情绪点都不一样。
一段时间里我有点走火入魔，有一次导演和摄影来复景，我很高兴，去看他们，我在他们旁边站半天，晃了晃，我们那么熟，他们竟然没人认得出我。我就觉得我成了，我的底色已经跟环境彻底地融在一块了。我上前拍他们，他们吓一跳，一直喊，“我×，我×，我×”。
演完这个戏，第一次杀青，大家很高兴，但我出不了房间。我记得我给导演发了个短信：我明天就得做回我自己了，但我在做猛子（剧中人物）的时候，感觉我更像我。
那个恍惚劲儿，好像以前那些生活都是我装出来的，是我为了讨好，为了逢迎，为了不让人尴尬，做出的一副嘴脸和姿态，这个人物才是你真正应该有的状态。拍电影的时候有朋友来探班，他都不敢跟我讲话，觉得我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
因为有过那么一次深入的体验，那之后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以前从没在一个人物上走那么远过，我有一次那样美妙的体验，也是感受最强烈的一次。
我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胡波的去世，但它对我来说无疑是很重的一件事。
在《大象席地而坐》开拍之前，胡波来我家吃饭，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宇哥，我不能有钱，如果我有了钱，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有了钱我就完蛋了。
我当时真的愣了好久。因为我并不排斥钱，所以听他说出那么笃定的一句话，我愣了好一会儿。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说，因为胡波非常珍视那个陷在苦难里面的自己，他非常珍视那个苦难，那是他创作的土壤。
胡波从北影毕业，他是很优秀的学生，有很多机会去拍广告，拍网大去挣钱，但是胡波都拒绝了，就闷在家里写小说，写剧本。
我说你不拍网大我能理解，可是拍广告你可以当练手啊。他说不是的，宇哥，那个东西我只要拍过一次，在我之后的每一个镜头里面都会有影子。
他太纯粹了，真的，他比好多艺术家都要纯粹。我相信有才华的人很多，怀才不遇的人也有很多，但是像胡波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出现。
《大象》真的很犀利，很刻薄，但实际上胡波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他的那些狠劲儿，只放在他作品里。
胡波会直勾勾地看着你，他的眼睛特别透，盯得你发怵，尤其是你知道他对人性的刻画和解剖度，有力道，有眼力，所以当他在盯着你的时候会感觉很不舒服，好像什么东西被他看到了。
我在饰演黄毛的时候，在眼神上下了很大功夫。胡波也给我了很大的启示，在角色里，我也可以像他这么看人。
我认识胡波后，反观我自己，发现我很庸俗。我杂念比他多，眼睛也比他脏。这不是因为胡波死掉了，我才这么夸他，觉得他好，不是的。他的死亡是净化了他自己，而不是净化了我对他的评价，他的好都在作品里面了，每个人自有判断，我的判断就是我非常喜爱《大象》。
胡波剪辑完片子，我看了两遍，我告诉他，胡波，请你坚持你的选择，我们干得挺漂亮的。
我脑子里还是最后一次见他的样子，去年7月底，他穿件纯白T恤，白鞋，浅色仔裤，还骑那辆白色破踏板儿，长头发收拾得挺干净。那天北京下了阵雨，他说他路上被淋了。我们就乐。
那一次他状态非常好，我们从傍晚聊到第二天天亮，一切感觉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胡波求死这事，让我心里边有些东西彻底震裂了，从此之后就合不上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那应该是死亡本身吧。
外婆的去世是我第一次直观地看到死亡。人的遗体被送入火炉里边，半个小时出来的已经是一堆骸骨形状的骨灰了，我当时看到非常震撼。殡仪馆里烧遗体的工人，烟不离手，一根接一根，他把那些骨头敲碎，有的小骨头掉在石床的缝里，我说那儿还有一块。他说哦，夹了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见他的烟灰在往下掉，连同着外婆的骨灰，石床上别人的骨灰，还有尘土，一起装在很小的骨灰盒里，这对我触动蛮大的，人的生命最后就这样画上句点了。
我姥姥是很自然的生老病死，但胡波是自己打了句点。是谁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比一个恰如其分的句号更直杵人心，胡波打的那个句号，我不好说是不是恰如其分，但直杵人心，尤其是对我。
我觉得句号比什么都重要，句号打在哪儿，是一个人整个人生修养的问题，是比逗号什么的都要美的事情。怎么结束，这也是我思考最多的一个事情。
墓志铭这个问题是我常常想的。墓志铭这三个字，对我就有莫名的吸引力。我想过，而且想过无数次，经常有时候冒出一个想法，哎，这个可以是我的墓志铭。但我经常忘，记性特别差，还写在本子上了，但是现在本子不在身边，没办法读给你听。
我记得有一个的大概意思是，此地埋有一瓶好酒，如果你掘墓，挖出那瓶酒，在这儿陪我喝一口再走。这是我最近一次想到的，每一次都不一样，之前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要怎么死，这个我也想过，很多次。我希望不是生老病死，我觉得应该酷一点，哪怕最后我躺在医院里，自己拔掉那根管子也行，不管是供氧的还是供血的管子，这是最次的死法，其他死法都想过。
但我没想过演电影这个句号要怎么打。我觉得等有一天我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热情了，我就会停止，等我再也提不起任何的好奇和冲动，得不到冒险的刺激了，我就会考虑终结它，就像我从话剧团离开的时候一样，毫无拓展的重复让我窒息。
但直到今天，包括今天刚结束的拍摄，我依然都是对它充满热情。我现在预想不到没有热情的那一天。演戏仍然是带给我最大乐趣和快感的东西，甚至大于性。除非我有一天，找到另外一件事，比如当厨子——如果做菜的快感比我演戏要来得大，我可能就会奔着那个去。
我是一个对未来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也没有具体的想要演的角色，我选戏很简单，他能不能激起我的创作欲望？我有没有能力把他演活？
没有对未来的计划，也就没什么后悔的事情。晚了3年来北京也没有后悔，在话剧团的那3年，大部分时间我是快乐的，只是我最后腻了，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跑了，就是这样而已。我在那里毕竟得到了创作的快感，也得到了认可。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的父母身体都还比较好，一人吃饱全家不愁，虽然他们也很想让我成家，但我恐婚，他们也不会太强求，因为我从小就拉低了他们的期望值，他们就退而求其次了，觉得你只要不做坏事，身体健康，就已经很好了。我的家人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喝酒喝太多，熬夜还有抽烟。
我出丑大都和酒有关。希望我有一天能趟过酒精这个坎，不是戒酒，戒掉就是没有过去。而是你要不受它控制，能很好地跟它相处。我思考过我跟酒的关系，像两口子，两个人是家暴关系，是互相的，如果说酒是我的媳妇，她经常家暴我，我就会愤起反抗，我也会家暴她那么一两次。但这种关系是不健康的，应该和睦相处。接地气一点说，就是我喝到某个程度，可以不被酒牵引，我现在可能是不受自己控制了，沉溺进去了。
以前我都是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在演戏，这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演戏的时候就像现在，在小镇上拍戏，手机也关掉了，用诺基亚，只能发短信打电话，也没谁给我打电话，很舒服。
平时舒服的时候，睡到自然醒，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早上，起来吃个东西，开始喝茶，东翻翻西看看，一个人发呆。如果有特别投机的朋友，可以聊聊天，最多两个人。到了晚饭前，去游个泳，动一动出出汗，晚上再喝点酒，舒舒服服，跟自己喝或是跟朋友喝。
我喜欢很多演员，但就是没给自己立过一个偶像，可能这就是我烂泥扶不上墙的原因。但我知道，我想成为哪种演员，就是那种，走在大街上也不是那么多人认识我，然后听着别人议论，你看过他那个电影吗？很好看。
那个电影是我演的。我的作品被有深度有品位的人认可，又可以自由地游走在大街上，这真的是再理想不过的状态了。
作者：翟锦
来源：《人物》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