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气候与农民起义
1633年底，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等明末起义军首领被困在如今山西和河南省交界处附近的黄河北岸。
当时的形势是，西边有曹文诏带领山西、陕西的明军，在陕西、山西间转战，屡次打败起义军，阻止起义军北上逃入太行山，起义军很畏惧他。东北方向有追击的京营兵，左良玉、汤九州等人则在前面拦截，接连在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作战，多次击败起义军。起义军被压缩在黄河岸边，眼看就要被合围全军覆没。
然而此时的明朝统治机器的运转已经出了很多问题，内部倾轧严重，镇压起义军也变得力不从心。曹文诏曾和御史刘令誉不和，而正是这个时候刘令誉按察河南，又与曹文诏发生口角。刘令誉便公报私仇，参了曹文诏一本，兵部认为曹文诏打了胜仗就骄傲起来了，把他调往大同。
这位刘令誉还真不是什么好人，在清军入关后降清，一直做到了太仆寺卿。
起义军见他们最畏惧的曹文诏被调走，诈称要求投降，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以为真，上奏朝廷。
等到天寒黄河结冰，起义军终于摆脱困境突然从毛家寨渡过结冰的黄河。
随后的经历怕是起义军都难以置信——河南各军竟没有扼守黄河，起义军接连攻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然后像鱼入大海一样，转战今天的河南、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就这样绝处逢生。
很显然，明朝没有于1633年在黄河北岸聚歼起义军，也没有在南岸堵截起义军，最大原因是内讧和防务漏洞——明朝统治者的腐化无能要为其灭亡负主要责任。
在寒冷的北方，冬天黄河肯定会结冰，但那些年冬天也冷得太早了点。气候在起义军突围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正是它在明朝灭亡中作用的缩影——成为一剂关键的催化剂，使立国两百余年、本身积弊丛生的明朝滑向不可避免的结局。
正如肖杰等（2018）在《明清小冰期鼎盛期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中提到的那样，1571-1644 年北方大部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异常低温天气，有36 次初霜、雪期提前，终霜、雪期推迟现象，其中1620-1640 年是明代最为寒冷的时段。
气候变冷可不只是简单的寒冷气候，还包括越来越极端的气候，比如反常的干旱增多。根据刘倩等（2014）的《明末1637—1643 年极端干旱事件研究》，1639年华北地区发生旱灾的县域明显增加，尤其河北和河南境内特大干旱明显增多。
在此之前一年的1638年，洪承畴、孙传庭在潼关大破起义军，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带着十八骑逃入商洛山中。张献忠也在这一年投降，眼看明末农民起义就要被镇压下去，明朝的防备也松懈下来。
却不料1639年张献忠降而复叛，李自成也东山再起，虽然又被明军包围，但李自成还是突入河南。
河南大旱，一斛谷子值一万钱，走投无路的饥民不得不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李自成在河南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并放出民谣“迎闯王，不纳粮”，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假如河南没有大旱、假如明朝中央到地方能够妥善救济灾民，李自成也不会一年之间起死回生如此迅速。
明朝国家机器运转二百余年后早已锈迹斑斑，应对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反应迟钝救灾不力，面对关外的后金势力崛起反倒加征三饷，导致灾民迅速投向起义军，而持续多年的旱灾加速了起义军势力膨胀。起义战争波及更多地区，又让地方政府行政能力进一步下降，更难以应对自然灾害侵袭，产生更多灾民。
上述恶性循环本可以早点中止，但从起义军多次绝处逢生的经历看，那时的明朝政府已经做不到了。
寒冷气候与后金崛起
异常气候也使关外屡遭自然灾害，这对于后金也是很严重的灾难，他们也要想方设法筹措粮食以应对灾荒。
很多人以为女真是游牧民族，这是很大的误解。女真人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算是渔猎民族，靠在森林里采集、打猎并与周边民族交易为生。等到努尔哈赤反叛明朝后，女真人又向农耕方向发展，努尔哈赤时代就开始了八旗屯垦制度。
当然，光靠自己种地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战争中努尔哈赤掳掠大量汉人为奴，破坏了关外的社会和生产秩序的同时，也造成后金内部民族矛盾严重，不少汉人揭竿而起或逃亡，以至于皇太极时代采取了较为怀柔的政策。
以往女真人与明朝之间还有互市，而在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加大了对后金的封锁。皇太极在位时期的办法是征伐朝鲜，逼迫朝鲜与后金互市。1627年初，皇太极征伐朝鲜，同年夏天后金便爆发饥荒。皇太极要求朝鲜卖粮食给后金，说是买卖，其实就是明抢了。
等到皇太极第二次征伐朝鲜之后，朝鲜被逼迫每年给后金进贡“米万包”。除此之外，朝鲜为赎回战争中被后金俘虏的人口，不得不将一万数千石米献给后金。
另外一项获取粮食的重要手段是从明朝抢掠。比如1622年攻取广宁右屯卫，掠夺粮食“老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三十石五斗二升、小米一万五千零二十石七斗一升、黑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石一斗一升、高粱一万三千二百一十石五斗三升，共五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从明朝掠夺粮食，对于后金一方不仅能缓解粮食紧张，还能激发士兵的掠夺欲望。然而对于辽东明朝势力来说，则意味着战争、社会秩序破坏、人口损失和灾难，造成了极为惨重的后果。此消彼长之间，后金实力不断扩大。
寒冷的气候有时也会对后金有利，如《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是如何跨海作战的？》里提到的，后金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趁海水结冰的时候拔掉明朝的海上后勤基地觉华岛。
除此之外，后金也趁着饥荒蔓延的时候，专门拨出存粮吸引汉民归附、蒙古人归降。通过拨付粮食给归附的蒙古部落，后金巩固了其在蒙古部落中的影响力。所谓满蒙一家，也是饭桌上来的。
等到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彻底推翻了在北京的明朝朝廷，后金才在带路党的指引下进军关内，平定了北方。
而在对政治风向不怎么敏感的南方，起义军和南明残余势力的抵抗又持续了18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美洲的绿化与寒冷气候
比如南明最后硕果仅存的永历政权，已经被清兵逼到了西南一隅，导致永历皇帝病急乱投医，甚至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求援，同意皇室集体信天主教。
所以才有1647年葡萄牙雇佣兵在桂林帮助南明守城，击退了清军。第二年，永历皇帝便同意皇室集体受洗，包括嫡母王太后（教名赫烈纳）、生母马太后（教名玛丽亚）、王皇后（教名亚纳）和皇太子慈煊（教名公斯当定）。
随后南明政权还派使者觐见罗马教皇。
说起来南明政权如此热心于天主教，与天主教在明末多年传教有着很大的关系，此时的南明大学士瞿式耜的伯父就曾跟随利玛窦学习。罗马天主教会对南明政权还有影响，也是多亏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从欧洲到东亚的路线被开辟了。
不过永历皇帝肯定想不到，发现了自己的欧洲人还往另一个方向去过，点开了一片新大陆的地球迷雾。
那也就是哥伦布阴差阳错发现美洲的故事。
发现美洲后，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即东西半球之间人口、农作物、动物乃至病原体之间的交换开启了。欧洲殖民者带来了东半球的牲畜和黑奴，连同东半球的病原体。
大多数病原体，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和后来的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的病原体来自东半球的动物。而西半球驯养的动物很少，带到欧洲的也就更少了，这就让病原体几乎是在西半球单方面肆虐。当然，西半球的病原体也不是毫无斩获，据说梅毒就是从美洲传到欧洲的。
这对美洲土著可不是什么好事。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杀死了大量美洲土著，而随着欧洲人到来的战争和奴役也加剧了土著人口的灭绝。美洲土著社会随之解体，社会失序和饥荒又杀死了大量美洲土著。
最近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的一篇研究就估算，美洲因为瘟疫、战争、奴役、社会失序和饥荒等多重原因，在16世纪的人口损失高达5500万人，而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人口据估算达6050万人——相当于消灭了美洲90%的人口。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损失，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被开发的土地废弃，美洲有5600万公顷土地在16世纪发生次生演替，重新恢复自然状态——而这意味着植被重新生长，大量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固定到植被和土壤中。
15世纪，美洲还是个碳源，也就是在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据估算向大气释放了15亿吨碳元素。而随着人口灭绝和土地废弃，在16世纪，通过光合作用，美洲从大气中净固定了74亿吨碳元素——里外里美洲这是在一个世纪里减少了空气中99亿吨碳元素。
根据南极冰芯样本中的空气二氧化碳浓度分析，自从1530年左右开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幅降低，直到1610年降低了约10 ppm达到了272ppm的数百年来最低点。然后大气二氧化碳低浓度一直保持到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工业生产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时代到来了，二氧化碳浓度剧增。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在16世纪下降了7-10ppm，对应的是空气中148-222亿吨碳元素被固定，而美洲大片人类用地再度绿化，形成森林或草原，减少了空气中99亿吨碳元素，大概能占空气中被固定的碳元素的一半。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的那篇研究还提到，估算美洲在土著大规模灭绝后再度绿化造成的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减少占到那段时间二氧化碳浓度总减少量的一半，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了——不保守的估算下，美洲的人类用地再度绿化甚至可能减少空气中188亿吨碳元素。
这相当于一辆油老虎SUV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来回跑33万次的碳排放，如果它还没散架的话。
“小冰河期”众生相
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它在百年内大气浓度骤减，会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人类迎来了一个叫“小冰河期”的特殊历史时期。
“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气温下降1℃将使作物的生长适宜期缩减3至4周。
在17世纪的寒冷背景下，全世界很多国家战争、骚乱、饥荒等频率猛增。西欧在17世纪初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当时领有西班牙和奥地利在内的半个欧洲外加大片美洲殖民地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没想到一场波西米亚的骚乱最终卷入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国家参战。
战前神圣罗马帝国几乎完成了对法国的包围，在战争初期也是占优势，眼看就要把德国新教诸侯镇压下去，重现天主教在德意志的荣光了。然而瑞典和法国却相继加入神圣罗马帝国敌对一方参战，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老谋深算之下，天主教法国居然领导新教国家打败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的世界霸权也在三十年战争后开始走下坡路。被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和葡萄牙也相继独立，瑞典突然崛起。
最惨的是德意志，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悲惨地沦为棋盘——绝大多数战役都在德意志各诸侯领地上开打的，三十年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等让德意志地区损失了25%-40%的人口。
之后欧洲各国的战争和内乱也没停止。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并跑到倒霉的爱尔兰烧杀抢掠（见《英国脱欧现原形》）。乌克兰哥萨克爆发起义，从波兰独立出去，崛起的瑞典与波兰交战，沙俄也趁机入侵波兰，即波兰历史上的“大洪水时期”，波兰在近20年里损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法国则爆发了投石党运动，差点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波旁王朝还是挺了过来，镇压了起义，随后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王权是大大加强了的。
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是德国经历的巨大的谷物产量损失；是法国在17世纪30到60年代早期，谷物损失比例达20%-40%；是西班牙在16世纪90年代及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谷物损失比例达30%-50%。
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在寒冷的17世纪里，应对得好的就像法国波旁王朝一样，有惊无险度过危机还打败了外部最大强敌；有的就像瑞典瓦萨王朝，危机成了他们的机会迅速崛起，又在近百年后把北欧霸权葬送在军事冒险中；差一点的则像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被打成猪头，德意志也成了一地碎片；更差的则是波兰的大贵族们，内乱不止，不少人还争相为瑞典带路，把普鲁士这个魔鬼还释放出来了，并最终参与了对母体的瓜分；还有更差的则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倒行逆施之下被资产阶级推翻，虽然短暂复辟但最终还是丧失了统治。
你可以把晚明的君主放在这个世界大背景下观察一下，想一想他们应该排在哪里。
17世纪影响世界历史的外部因素是寒冷气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洲人口锐减导致的人类用地再度绿化。但是纵观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情况，如果社会发展没有到脆弱的临界点，或是当地政府不那么昏聩无能，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一定就会扩大危机。
明朝灭亡的最大一口锅还应该扣在腐朽无能的统治阶级头上。最后不少明朝统治阶级成员选择了与清朝合作，而明朝的最后两个忠臣竟是两个原本的边缘人物——大西王义子李定国和海贼出身的郑成功。
17世纪世界范围内危机还给人类带来这样的启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已经相当大了，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激增，全球气候的波动就更大了。在我们这个世纪，会不会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气候的变化投射到人类社会，让17世纪的惨剧反向演绎一遍？
亦或者，故事的前奏其实已经在上演了？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