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孩子只能是农民吗？
在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市，有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贫困县：临泉县。它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过去，在做农民负担调查的时候，我就曾重点采访过这个县的白庙镇，知道那一带年纪较轻一点的农民几乎都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随处可见。
2016年3月6日上午，我从临泉县城打了一辆三轮电瓶车，首先赶到了白庙镇三星村的鲁小庄，到了鲁敬臣的家。老鲁生养了四个子女，早些年因为太穷，农民负担又太重，儿女们连读书的学费都掏不起，只有老大鲁京龙上到小学五年级，长女鲁京想上到三年级，小儿子和小女儿都只读了两年书，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相继进城打工；因为没有多少文化，干的也只能是些脏活和重活。
如今老鲁家的日子大大改观，已盖起两层小楼。这天他的长女鲁京想正好从宁波回来了，外孙女小雪也在家。小雪今年14岁，个头长得比妈妈还高，只是性格太内向，见我进门，就像怕生人的小猫似的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和老鲁已是熟人了，鲁京想却还是第一次见到。鲁京想说，她没满15岁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姐妹闯到了河北省的白沟，在一个家庭小作坊缝制手机包和BP机包，每天要工作16小时，还没有节假日，一年干下来手指头都变了形。因为工作太辛苦，工资又低，实在吃不消，就又南下广东的惠州，在一家纺织厂打工，每天也要工作12小时，同样没有休息日。18岁那年她不想再在外面漂泊了，回到临泉与一个在京打工的小伙子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小雪。可不久她却发现，老公在北京有了别的女人，刚满20岁她就与那个男人离了婚，抱着不足半岁的小雪回到了娘家。为把女儿抚养成人，还能让她享受到好的教育，在小雪才满八个月的时候，她就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又一次选择了进城务工。
为了培养小雪，老鲁老两口也是全力以赴，先是让她上了白庙镇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因为家里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又是土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为了不委屈孩子，二人又省吃俭用买了辆三轮车，五十多岁的外婆还学起了蹬三轮。
小雪读到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人也活泼，这让鲁京想感到打工虽然辛苦，却也苦中有甜。但女儿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有了自己的心思，突然就变得不爱讲话，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她就每周设法同女儿通一次话，讲得最多、也最让她担心的就是学习，她发现一讲到学习，女儿就一言不发，后来才闹明白，因为姥姥姥爷都是文盲，小雪做作业遇到了难题没人辅导。她曾想到过花钱请家教，但这事在农村只能是一种异想天开。再后来，小雪不懂的东西越积越多，一上课就坐晕车，她对学习完全丧失了兴趣，甚至对课堂也产生了恐惧，读到初二，死活再不肯去学校。辍学在家的小雪，终日既不说话，也不出门，这种局面让鲁京想欲哭无泪。当我听到她颤着声说：“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我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
离鲁小庄不远的王郢村，是一个有着近两千人的自然村，出去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自然不会少，我在村里访问了几户过去认识的农民。王洪福老人说，他家10口人，6人在外面打工，他和老伴留在家里种着几亩责任田，还帮一个儿子抚养着两个孩子：一个读四年级，一个读一年级。每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见来的尽是些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头老太太，也感到头疼，老师讲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们也听不明白，于是这样的会学校懒得再开，他们也不愿再去。
言谈之中，我注意到，两人在讲到接送孩子上学的艰难时，都说学校离家太远。我很奇怪：我知道邵郢小学就建在他们的家门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孩子们分别送到很远的孟楼小学和姚集小学去呢？后来才知道，那两所小学是建在102省道上，建在安徽通往河南的大道两侧，县里舍得投入，教学楼盖得很气派，师资力量也强，有点条件的人家情愿受苦受累，也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学校去；而同为行政村一级的邵郢小学，却由于离省道太远，没有个像样的教学楼，全校也只有14位老师，连英语课也开不起来。
我想，如今都说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有着不小的差距，却不曾想到，其实就是在农村的学校之间，也会由于一些“形象工程”，产生出巨大的差距——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又因为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它击碎了多少留守儿童的“大学梦”呢！
2016年的“三八”节，江淮地区居然下起了绒毛小雪，气温陡然降到了零下。这天一大早，我就搭乘了去六安市的高铁，然后转乘去独山的公交，在独山邮局前见到了开车前来接我去西河口的农民朋友张学宏。
对于这个西河口乡，我并不陌生。十二年前，我在做农民工调查时，曾在那儿待过三天。那儿是响洪甸水库上游的淹没区，人均不到三分地，为了脱贫，先后有两千多农民远赴海南淘金，他们在完全没有安全措施的私人金矿里，从事着地下开采工作。那年我到西河口采访，就发现成排的小洋楼盖得十分漂亮，男人们出行一律都骑着摩托，那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住下来才知道，这道风景的背后是西河口人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三百多个原本活蹦乱跳的年轻人，都患上了十分严重的硅肺病，成了不能正常行走的残疾人，出门只能以车代步；其中不少人连说话也很吃力，说着说着就要趴在桌子上喘上一会。本来他们是想和贫穷赛跑，结果输掉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就是把家里的小洋楼卖了，也治不好自己的病了。这次我再来时，当年摩托呼啸而过的场景不见了，很多人已经相继过世，我采访过的11位“硅肺病患者代表”，就走了7位！幸存者除了来接我的张学宏，还有就是田维和、李启柱和罗世武。
那天，在罗世武的帮助下，我走访了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的母校，今天的郝集村城开希望小学。潘传应校长介绍说，现在的郝集行政村已有着五千多人，人多地却很少，青壮年差不多全进城打工了，且长年在外，因此，在校学生中的留守儿童占到了70%以上。
在留守儿童活动室里，站在我面前的六年级女生胡雨蝶，提到父母时突然勾下头，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她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双双出去打工了，在南京收废铁，一年只回来一两趟；她对父母既怀念又怨恨，说自己遇到任何困难，受到任何委屈，连倾诉的地方都没有，她说：“我想念他们，可他们总是不回家，回家一趟也匆匆忙忙，时间长了，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了。”
曹鑫枝和胡雨蝶同班，也同龄，都是13岁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就在六安市区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她跟着奶奶生活。奶奶住在张冲，离学校有八里多的山路。她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学校，每次要走上一个多小时。8岁开始学会骑车上学，冬天天亮得迟，起早赶路没有月亮时，周围会漆黑一片，她就得一手扶车把一手打电筒；遇到下雨下雪就更糟了，为此她摔过不少跤，有时栽进沟里，有时跌在田里，但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
小鑫枝说得很自豪，我听了心里却有着说不出来的滋味，觉得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太不容易了。像她们这么大的城里的孩子，还在父母跟前撒着娇呢，而她们已经在面对整个世界，遇到天大的困难也只能自己解决。
放学后，我首先去了田维仁家。我听说田维仁已是硅肺病的二期病人，每年可以享受4500元的国家补助，但这点钱显然不足以解决他的生计，他还得抱病去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帮助做饭和看门；儿子儿媳妇虽然都外出打工，干的全是力气活，收入并不高，不可能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读书，就只能丢给田维仁的妻子周大芳照料。
我去看周大芳时，她正在自家门口埋头剥着麻皮。她今年虽然只有58岁，看上去却比城里78岁的老人还要老。这时，两个孩子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我的心就由不得一沉。两个分明才七八岁的孩子，脸上竟见不到一点儿光泽，甚至，看不出一点儿表情。冷漠，麻木。我想，对于这个家庭，两个孩子也许就像两只小猫或小狗，仅仅是在被“圈养”着。
我问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她说——田文tíng。我问是哪个“tíng”，她要写给我看，于是就在我的采访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婷”字。
我问她学习还好吗，她不说话。我问她数学作业不会做了怎么办，她说，她会空在那里。我问她怎么不去问老师呢，她说，不敢。问她是不是想妈妈，她想了很久，才说：“不想。”我一怔，半天回不过神来。
离开前，我想同田文婷留个影，村民们在边上逗她，要她笑一下，她一直僵硬地看着镜头，最后也没有笑。
望着田文婷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我忽然想哭。我想，把“留守儿童”交给了“留守老人”，这是不是在把“未来”交给了“过去”？
最后一站，我去了鄂豫皖三省边区的金寨县。
金寨县坐落在大别山的腹地，是中国最著名的将军县。2009年我第一次去金寨访问当年的老红军时，曾震惊于那里的山高林密，走进去就像跌进了无边的大海，山连着山，山套着山，把天都挤小了压矮了。一个普通的行政村，村民们会散落在五六十个山头之间，交通又极其闭塞，山里的孩子读书自古就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务工人员的大批进城，大家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孩子们读书仍要翻山越岭，选择弃学的多，所以文盲成堆。1990年5月，共青团中央牵头创办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就来到这个县，将校址确定在走出过14位开国将军的南溪镇；并请曾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过的徐向前元帅题写了校名。
也许因为建有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今日的南溪镇已变得人气很旺，全镇五万人就有两万多人住在集镇上，其中学生就占了七八千，此外还有大量陪读的家长。
走进这所学校，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699名学生都挤在23间教室里，每班人数少则70，多的竟超过80人。陈德武校长说，在他这儿上学的孩子太多，但留守儿童并不多，只有二百多；尽管留守儿童的人数不是太多，但在关爱和保护留守儿童的工作上，他们却是花了大气力。学校为此专门配备了心理老师，建有“留守儿童之家”，还为这些孩子建立了个人档案。
作为一所如此瞩目的学校，在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上做些积极的探索，这是可以想到的。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所学校，我碰到的两个孩子，却使我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有了新的认识。
周艺航，一个11岁的小男孩，一眼看上去就十分阳光，他和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边的那些城里孩子一样，快乐又坦荡。他的家在大山里的长岭村，步行到校有着一小时的路程；父母常年在外，自己就跟着陪读的奶奶在镇上租房居住，日子虽然过得并不轻松，他却异乎寻常地乐观而坚强。另一个叫陈晓丽的女孩子给我的印象更深，她也才11岁，头发梳成舞蹈演员那样的巴巴式，脸上始终挂着可爱的微笑，很有礼貌，甚至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成熟。她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也是奶奶在镇上陪读。两个孩子都是那样的懂事，甚至比城里的孩子更知道发愤图强。他俩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又都是这所希望小学升旗仪式的主持人。他俩使我眼前一亮，让我知道“留守儿童”中并不都是性格内向、缺乏自信、不善言谈甚而会是自暴自弃的孩子，让人看到了中国农村可以期待的明天。
为什么这所希望小学的留守儿童不多？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中心小学办公室主任杨清达。他告诉我，南溪更多的留守儿童，被困在了大山的深处，他们或因家里太贫穷，拿不出到镇上陪读的钱，或是出得起这笔钱，老人身体却不好，没法出来陪读。杨老师说，全镇还有538个留守儿童分布在下面的三所村小学和九个村教学点上。近年来，国家对老区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很大，像南溪镇下设的每一个教学点，仅义务教育的经费补助一年就给到6万元，哪怕这个教学点上只有一个留守儿童，也会给这么多。
“只一个学生，也设教学点？也给6万元？”我感到很惊讶。
“是的，”杨清达说，“北塘教学点就只有一个留守儿童，那个孩子很不幸，他家里有三个残疾人。”接着他把9个教学点的情况一一道来，我才知道除了北塘，还有两个学生的，和只有四个学生的。只要这些孩子有着实际困难，无法到镇上或村里的学校上课，就设教学点。总之，必须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我想，这种优厚的待遇也只有革命老区的人民可以享受到。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各地的留守儿童也能够这样，显然不是三五年可以实现的。
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把孩子留在身边念书，但异地上学的问题会和南溪的山头一样多。父母务工的有些城市，你没有当地户口，即便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却上不了高中考不成大学，学习再好，还得送回来做留守儿童。“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加剧和固化；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同样在逐渐陷入停顿，而且，“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也正在褪色。
留守儿童的出现，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突出的一个不平等现象。
在回合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他们是农民的孩子，将来，他们的孩子也只能是农民吗？
（薛致中荐自《中外书摘》）
责编：Ester
作者：春桃
来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