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小孩：“孤独是个奖章”
下雪的冬日清晨，父母像往常一样上班，留女孩一人在家。小女孩短发有些乱，衣服下摆一侧掖在裤子里，一侧留在外面，她面对着上锁的大门，似乎只是站着，也似正在望着……
这是一张黑白铅笔画，是《独生小孩》绘本故事书中的一页，画中女孩就是作者郭婧的真实写照。
她是独生子女，83年出生，在太原长大。
从小，郭婧就经常一个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她有时偷穿妈妈的高跟鞋，在家里跑来跑去，有时给自己化妆，做各种造型。
这也是一代独生子女们的真实写照。
“只生一个好”的口号盘旋在中国上方将近四十年。这一代人，他们成长的过程没有亲生兄弟姐妹陪伴，既得以享受父母的全部关爱，也承担着全家的期望；他们的存在往往被贴上标签，他们的行为往往被拿来分析，在社会和学界引发争论；他们自己虽认为独生与孤独并不必然相关，但回看成长经历，不少独生子女认为，“孤独”已成了他们寻找自由和自我的必经之路。
1978年年底开始，计划生育成为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国家从鼓励“晚稀少”——晚生、少生、生育间隔时间长，到“一胎化”，再到“独女户”——在重农耕的中国大陆，女孩子的地位罕见地得到拔高。
福建女孩张玲就是在当年出生的。
她从小在筒子楼里长大。那时候，一声招呼，楼里各层的孩子哗一下涌出，迅速玩到一起，倒也并不觉得寂寞。
直到有一次，她和一个女孩约架，没想到女孩把自己的弟弟叫来助阵，果然是“打架亲兄弟”，对方以一敌二，张玲当然打不过，心里郁闷，羡慕起有兄弟姐妹的人。后来，她甚至求妈妈路过医院时“顺便”生个弟弟妹妹回来。
82年出生的广东人钟发白没有打群架的经历，他也是独生子女，但善于自娱自乐，逗自己开心。
小时候，他会用左手和右手自己打乒乓球，在家里会一人分饰多个角色，自说自话。但有时想到个笑话，他也只能憋着到学校见到同学时再分享。
可在放假时，钟发白住在亲戚家和表兄弟疯玩时体会到的快乐，和离别时的失落还是有着鲜明对比。
92年出生的浙江女孩翁佳妍在小时候则经常给一位幻想的哥哥写信，用日记的形式。即使家人在时，她也会和幻想出来的哥哥说话，这种自言自语让父母觉得她“有神经病”。
上了高中，83年出生的重庆人丽丽终于首次接触到来自大家庭的朋友，“逮到”一位有亲兄妹的同学。她正儿八经地询问亲兄妹和表兄妹有何区别，对方回答，“当然不一样！感觉特别亲。你跟表兄妹不会说的话，跟亲兄妹就可以说。”
当时，丽丽觉得这番话很高深，触及到自己体验不到，又无法想象的领域，干着急。
“独是我们一代的天生属性，孤是一种我可以用无数种方法去消除的感觉。”钟发白说。
1997年出版的《独生子女宣言》一书中，100多位独生子女讲述自己的脆弱、孤独、敏感和困苦。
2005年，新浪文化开展了一项“80年代独生子女的孤独与亲情”大型调查。6007人参与的调查显示，61.3%的人认为，与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传统家庭模式相比，自己更孤独寂寞，幸福与哀伤难与人分享；66.9%的人希望或曾希望有兄弟姐妹作伴；58.4%的人认为，自己在性格上与非独子女相比更任性自私。
“被自私所蚀，为孤独所袭”似乎是对于这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策下的独生子女较多的印象。
而国内社会对独生子女的大规模集中担忧，则始于一次中日“较量”。
1993年，《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引爆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反思”和“大讨论”，文章提出疑问，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
当时，那篇报道中记述了一次内蒙古草原上的中日夏令营，中国孩子普遍怕苦、脆弱，和日本同龄人形成鲜明对比，以致“日本人已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
虽然文章在列举细节的客观真实性上受到质疑，但其作为导火索还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讨论，独生子女成为舆论靶子。
那时候，“小皇帝”、“小太阳”、“被宠坏了的一代”等标签成了独生小孩的代号，“独”成了“原罪”。
“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意味着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上的情感没有了，少了这种体验，独生子女成了心理上和人格上有缺陷的一代人，孤独、自私等问题一一出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曾如此分析。
美国莱斯大学的裘斯洛·埃格更尖锐，他长期研究中国独生子女问题，曾公开表示，“很多孩子接受到的不是一种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一种类似工具的积累进化。”他认为，不少中国独生小孩经常被一个人关在家里，反复练琴或做功课，为应对未来市场经济竞争做准备。长期如此，孤独和冷漠便成了一种属性。
“因为这些活生生的孩子无法反抗这种工具特性，只能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在内心产生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且，当他们接触到社会时，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让他们发现，成为工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埃格说。
郭婧记得，大学毕业时，经常听到一些人感叹她们这代人可怜，那是曾经红遍一时的网络吐槽帖，似乎是当代“丧”的雏形——
“神一样的80后，什么都赶上了……读书赶上扩招了，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了，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取消福利分房了，谈个对象准备结婚买房了，赶上市场经济高潮，房价已经站上‘珠峰了。”
2015年出版的《80后，怎么办？》一书中，作者杨庆祥把80后定义为“失败的一代”——他本人生于1980年。
书中，杨庆祥认为80后一进入社会，就全面溃败。这种失败并非世俗意义上的不成功，而指思想文化上没有提供新的异质性内容。
“这一代人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做好充分准备。50、60后也没有做好准备，但他们在社会转型前已占有了部分资源，所以过得相对轻松些。80后恰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也未找到有效应对方法。80后的典型在于，和改革开放、全球资本化、计划生育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
还好，郭婧倒是喜欢这种自己有权做主，选择职业和想要的生活的感觉。“改革开放对于我的个人选择和意志来说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它是鼓励我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比想象的难。
2006年，从天津美院毕业的她进入塘沽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份工作薪水稳定，父母满意。
但对郭婧而言，除了发工资那天是开心的，其他时候都很郁闷，工作内容她并不喜欢，不开心时就靠不停逛街、消费弥补空虚。
思来想去，她决定辞职当“北漂”，去北京一家游戏公司设计人物和装备。这和父亲的意愿背道而驰，父女关系一度很僵。在父亲眼中，之前的工作更安稳，去北京是冒险之举。
在北京的三年，郭婧经常焦虑。为了吸引玩家买游戏中的装备，设计要越炫越好，起初的新鲜感逐渐消退。有时半夜醒来，她会觉得自己被恐惧包围，失业怎么办？到底能不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了？此后，她又去新加坡做动画设计，但近十年的打拼好像让她离自由创作的梦想越来越远。
30岁，郭婧辞掉工作，回到太原老家，正式创作一本属于自己的作品。
为避免心理压力，创作期间，她不参加同学会之类的活动，每天在家就是画画，吃饭，睡觉。在画《独生小孩》时，她经常陷入自己和自己的对话。“这时候没人帮我做选择，我要自己问自己，然后自己给一个答案。”郭婧说。
回想之前的几份工作，她觉得，如果违背自己的心去走别人的路，内心就会有个像黑洞一样的东西，一直吸收孤独并让人更加孤独。
“独生子女并不一定意味着孤独。”
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说。风笑天认为，对独生子女的研究初期，国内学术界较多的研究结论延续了西方“问题儿童”的观点，认为独生子女是具有某些性格缺陷和行为问题的孩子，但90年代后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这种负面评价。
在风笑天看来，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不存在与普通儿童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们并非“问题儿童”。
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用来描绘独生子女特征的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和共同问题。通俗地讲，就是独生子女为同龄人背锅了。
孤独感的存在也不一定是因为独生，而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陈默认为，1993年是独生子女孤独感的重要节点。
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这意味着人们吃饭不愁了。“恰在物质不缺的时代，中国迎来大批独生子女。独生和孤独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绝对的。这些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这才是促成孤独感的决定性因素。”陈默说。
过去20年，陈默接触了八千多个家庭的案例。很多案例中，家长难以走进城市独生子女的内心世界。陈默发现，很多儿童在考虑一些终极问题，比如我是谁，从哪儿来，我死了以后去哪儿，人有灵魂吗，宇宙是怎么产生的……
“独生子女的认知水平普遍高，他们想的这些问题一定会让人感到孤独，因为这种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方面是对抽象深刻问题思考的低龄化，另一方面，来自家长的过度关注和期许让孩子不得不以“报恩”的心态去偿还，升学等压力随着年龄增长倍增，这些都加剧了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感。
“孤独是个奖章，要挂在胸前，这是一个成熟人类的标志，一种自给自足的精神状态。”翁佳妍说，她觉得孤独无法消解，也不需消解。
“我不怕孤独，但我开始怕无助。”钟发白说。小时候他会换着花样排解孤独，现在，钟发白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各种责任，“现实足以压倒人，无暇去伤春悲秋地怕孤独。”
今年初，他本人、父母、妻子、女儿，和不到一岁的儿子都先后得了流感，轮着发烧。幸亏妻子休产假，自己的时间也灵活，二人才得以扛着病照看家人。一场流感让一家人三个礼拜才调整过来。这让钟发白意识到，看上去幸福美满的三代同堂其实很脆弱。
想到养老和两个孩子将来的教育，钟发白感叹：“压力都在我未来的十几年上了，这段时间如果能不脱层皮地走过来，真的是祖坟冒青烟了。”
以孤独为傲的翁佳妍最近也在思考友情和亲情的差异。高中时母亲重病，朋友的陪伴帮翁佳妍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她觉得朋友是可以两肋插刀的人。
大二时，母亲旧疾复发。翁佳妍看着大姨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心里会想，“我妈跟她姐姐到底有多少共同语言呢？会不会聊人生？聊思想？估计整天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她们确实能这样（扶持照顾彼此）。血缘是无条件的。朋友之间能做到吗？朋友能奉献到哪种程度呢？”
去年，39岁的张玲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小时候想有个弟弟或妹妹的愿望没能得到满足，如今，她为大女儿生了一个妹妹，不让女儿成为“独二代”。
郭婧笔下那个迷路的女孩一开始是孤独的，经历冒险旅途后带着一颗充实的心回家。“人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里也许孤独，但最终会得到内心的满足，这就是成长。”她说。
（忠伯荐自《看天下》）
责编：Ester
作者：陈光
来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