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社会的中年危机
2017年11月底，来自神户县的山口组成员堀部隆一，无意中发现自己投稿的小诗被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山口组新报》上：“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是漏尿。”
从创刊开始，报纸就有一个栏目叫做“川柳”（日本杂俳中的一种），开放接受来自全国组员的投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与黑帮气质严重不符的打油诗频频登上《山口组新报》，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让人摸不透的中老年失意，让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当年那个“菜刀断指”“筷子插耳”的狠角色。
连《产经新闻》的记者也忍不住调侃：“大佬迟暮，真是比工薪一族还虐。”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日本老龄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连黑道组织也开始沦为“老年中心”。据日本警察厅2017年的统计，全国50岁以上的黑道成员超过了40%。
崭新的丰田级别高档车，清一色穿着黑色西服的马仔，造价不菲的通体纹身……这一切曾经让不少极道男孩沉浸在拥兵自重的快意中。
但如今，极道男孩变成了极道老男孩，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切手指”的时代已随着他们的青春一去不返——世界上规模最浩瀚的日本黑帮，正面临着一道“生存或是毁灭”式的难题：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汹涌袭来，日本警方也对他们虎视眈眈。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黑社会组织要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在日本，暴力团体可以合法接受登记，并在法律监控下活动，日本警察厅每年都会发布白皮书，统计黑道成员的人数。
而这一数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下降：1990年代初，全国有黑帮成员7万人，到了2016年底则只剩下18100人，去年又减少了4600人。就连号称“4万人军团（含预备成员）”的山口组也严重萎缩，势力只剩四分之一。
近年来，动用武器的惩罚变得愈发严苛。深谙日本黑社会内情的牧师铃木启之说：“组织开始请求参与帮派斗争的伙计们‘努力不动刀，也尽量不开枪，否则高层们也会被连带关进去。”
因此，如今所谓的“火拼”，只不过是深夜把人塞进车里，或者向敌对团伙的办公室扔个灭火器。
这样的日子就像兑了白开水的奶，“最近喝酒应酬或是唱卡拉OK几乎都在白天，因为晚上容易卷入纠纷，所以实在无聊。”再加上在组里“没饭吃”，许多底层成员其实都一贫如洗，退出组织的人也越来越多。
为了招募新人，作为行业标杆的山口组不仅建立了养老金体系，意在激励资深成员为年轻人腾地儿，还把眼光瞄向了互联网。
他们创建了一个名叫“反毒品，净化日本”的网站，页面设计则完全是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不少照片是他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日本海啸时亲赴现场救灾的场景。但这种方式对年轻一代“新不良”来说吸引力接近于“0”。
“头儿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收了礼物要双倍奉还”、“被打了一定要打回去”、“闯了祸就把自己小指切掉”……以往这些黑社会成员的自我修养以及坚信不疑的“科学发展观”，在漫无组织的街头地痞眼里已经腐朽不堪。如今在黑帮内部，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也无需再切手指，向组织付一笔巨额赔款就完事了。像背叛帮派这种问题，也被看做是像跳槽一样的家常便饭。
即便如今黑道混得十分惨淡，但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实施针对黑帮组织的《暴力对策法》以前，在日本社会上，黑道的存在仍被认为是“必要之恶”。
197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无仁义之战》就以这样一段旁白开篇：“日本战败已经过去1年，虽然战争这个巨大暴力消失了，但是失去秩序的国土上又卷起新兴暴力的漩涡，人们要如何对抗这种失序状态，唯有靠自己的力量（黑帮）。”
二战后，日本国内一片混乱，经济全面崩溃。为了与认为“战胜国国民无需遵守战败国法律”而四处肆虐的人抗争，已初具现代黑帮雏形的赌徒、贩夫走卒以及无业人员纷纷联合起来。
以暴治暴的手段立竿见影。因此黑道们开始被自尊心已严重受创的国人称为“侠客”、“侠道”。
随后，从战败阴影中走出的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
凭着早期黑市的原始积累和政府的纵容，黑道们也透过“恐惧”，建立起黑白通吃、规范良好的经济事业群。
日本社会甚至还出现了“黑道的活动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的看法，与此相对，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
彼时，黑帮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非常好：“他们穿着华丽服饰，开着名贵汽车，在凉爽的酒吧里饮酒作乐，只要身负象征山口组的‘菱形代纹，手下就会有一帮为自己卖命的年轻组员。”
1990年前后的经济泡沫时期，手上“不劳而获”的钱比谁都多的暴发户就是黑帮干部。在当时大阪的北新地或东京的银座等闹区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挥金如土的身影。
另外，日本黑帮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他们基本不会危及国家的经济以及大中规模企业的利益，事实上，也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
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警察自首：“这事儿是我做的。”如此的行事方式为他们赢得了一段时期的生存空间。
当时就连警察也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黑社会的谋生方式是在法制和人治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一种协调人的角色，虽然其存在方式相当敏感，但却必不可少。”
在2010年之前，黑帮组织会在东京歌舞伎町举行年度“团拜”。他们西装革履，集体出动，在自己的地盘上向每一个人问好。
“街上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氛，混合着尊敬、恐惧、愤怒、不知所措以及羡慕。”——这也是日本黑道最后的光景。
随着黑帮组织的触角遍及政商各界，甚至延伸至海外，日本官方的危机感也日益加重，警方发誓，赌上国家的威信也要瓦解这些恶势力。
从2010年起，黑帮年度“团拜”被官方禁止。一股反黑潮也在民间旋即升起，很多商店和公司门口会挂一块牌子，写上：“暴力团追放”，也就是痛打黑社会的意思。
山口组辩护律师山之内幸夫说：“对日本黑帮来说，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
在《暴力团对策法》颁布的20年后，2011年各都道府县也相继推出了《暴力团排除条例》。它的精髓在于非精准、包围式打击，“你跟黑道来往，你就是反社会势力”。
在这些条例中，不仅黑帮成员无法开银行账户、租房子、进入公共浴场，就连与黑帮成员多次吃饭、聚会、旅行或者打高尔夫的人，都会被警方列入“接触过密”的黑名单。
因为不能开设银行账户，黑帮成员的孩子只能拿着现金到学校交学杂费。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黑帮的人。
就连第六代山口组组长司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忍不住说：“我们是黑帮，但我们也居住在这个国度里，也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有父母，还有孩子……可是现在，他们却因为有黑帮的父亲而被欺负和歧视，我知道我们没有人权，但没必要牵连家人不是吗？”
《暴力团对策法》三番两次的修正，再加上各地的排暴条例，许多企业都不敢再和黑道接触，和过去经济泡沫时代相比，如今整个日本黑道的事业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黑道们的金脉越来越匮乏，只能依赖“不正当”事业维生——规模较大的，除了传统黄赌毒项目，也利用P2P网络借贷平台，以及像比特币这样的先端科技进行欺诈。
而规模不大的黑帮团体手法就略显“可耻”，具体来讲，就是贩卖兴奋剂给未成年人，或者专门骗一些“单纯的老人家”。
生存空间所剩无几，越来越多“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有了孩子”、“对组织的高会费不满”，或者，只是单纯因为在帮里待着“无法养家”的黑帮成员选择脱离组织。
曾为第四代组长竹中正久保镖、山口组旗下“义龙会”会长的资深黑道竹垣悟也于2005年金盆洗手。
长年的极道经历，让他始终挂心于那些焦虑的道上兄弟。2012年，他成立了五仁会——这个听起来也像黑道的组织，其实是个NPO（非营利组织）法人团体，专门协助黑道成员和犯罪者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现在正是金盆洗手的好时机！”竹垣悟认为，在这个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社会，原黑帮成员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纹身的中年男人，那么你在日本的就业前景将会非常暗淡。
据警察厅的报告，“脱黑人员”的就职率只有2.5%，因为害怕暴力、担心吓跑客户，北九州市80%的企业表示不愿意冒风险雇用“脱黑人员”。
即使“脱黑人员”找到了工作，也还有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职场欺凌。
2016年12月27日，《西日本新闻》也刊登了一篇题为《前帮派成员的艰难现实》的文章。文中提到某前黑帮成员，经朋友介绍到了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工作。可是有一次公司丢了备品，同事们纷纷投来怀疑的眼神，甚至当面辱骂“罪犯能干什么活儿啊”、“不要脸的东西”。
就这样忍了三年，他最终打了上司一顿，然后离开了公司。
3年前，希望养老不想再生事端的老年极道吉田退出了黑帮组织。然而根据“原暴五年条款”，即使他脱离了黑帮，但在法律层面上，5年内他仍然是道上人。
不久前，吉田因为“向店员隐瞒黑道成员身份购买手机”而被警方带走。
“我的身体也在这里的警官照顾下，定期服药，越来越健康。但是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被关。妈妈93岁了，入狱时我骗他说我要去中国做生意，听我小孩说，妈妈虽然已经痴呆了，但还记得她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儿子。”
（龙智君荐自《世界华人周刊》）
作者：佚名
来源：《今日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