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宋靖康年间，宋朝遭遇了金军的毁灭性打击，徽钦二帝受俘北上，后人谓此曰“靖康之难”或“靖康之耻”。时人和后人将其称为“靖康之耻”的原因就是北宋灭亡的太耻辱了。以往许多学者都从政治方面解析北宋末年在政治上的腐败。但如冷研其他文章所说，如18、19世纪英军大杀世界的时候，其实也照样腐败。而且政治再腐败，也解释不了一个拥有“八十万禁军”的帝国为什么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被灭掉了。八十万头猪要杀也要杀很久啊！那么，北宋军事制度导致北宋末年军事灾难的根源到底在哪呢？
自979年，宋辽冲突由围绕着北汉的局部战争上升至全面战争以后，宋朝在河北定州、高阳关大量屯兵，在河东地区则以藩镇（如永安军府州折氏）配合朝廷禁军负责戍守。自此以后，“其河北路有定州路，有高阳关路，有真定府路，有大名府路，并带马军都总管”（《宋会要辑稿·职官 41》），取代宋初的“都部署—战区”制度。
▲辽代铁盔
宋太祖命令除殿前司的捧日与天武两军外，“自龙卫以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文献通考·卷 152》），禁军移屯“更番迭戍”以保持禁军的作战能力。禁军更戍有三种名义，曰“屯驻”“驻泊”与“就粮”。其目的除了防止军队长期驻扎一地形成割据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
随着宋初统一战争的结束，宋太宗与宋真宗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中，边患主要集中在河北，故而军队除了驻屯定州的部分以外，其他基本屯于京畿左近，试图以汴梁发达的水陆交通控制全国。
▲宋代钩镰枪
此时，许多朝臣认为更戍法已经不合时宜，只会虚耗国力导致将士疲劳。到了1004—1005年宋朝与辽朝及党项分别缔结“澶渊之盟”与“景德和约”以后，这种观点越来越多。此后，随着北宋各地都部署司设立以后，驻屯成为禁军前往地方屯驻的重要名义，禁军驻屯一地而越少更戍。真宗朝禁军军籍共 43.2 万，其中京师屯兵20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5》），其余基本屯于河北地区。
▲宋真宗画像
宋仁宗继位之初，禁军数额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然而至景祐五年，李元昊立夏并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而这导致了禁军军额与分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直接影响到其后的军事格局。
宋仁宗朝早期，禁军主要屯驻于定州及京师，在陕西路分布较少。尽管宋夏战争发生以后，宋朝立即派遣中央禁军前往西北地区参与战事，然而“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戍及川峡、荆湘、岭峤间，多不便习水土”(《宋史·卷187》)，根本无法适应西北地区的山地作战。
▲范仲淹画像
当时在西北地区主持占据的范仲淹与张亢等人意识到，长期的和平使得禁军极少更戍而作战能力下降的事实。范仲淹由此奏请于当地招募熟悉地理环境与山地作战的土兵，在几次扩增番号以后，宋朝禁军军额由真宗朝的43.2万暴增至仁宗朝庆历年间的82.6万。这也就是北宋八十万禁军的由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9》）《宋史·卷 324》《历代名臣奏议·卷325》《北宋军事制度变迁》《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
骤然扩大的禁军军额导致财政支出急速扩张，造成了“冗兵”与“冗费”的客观事实。但其影响还不只是如此简单，地方禁军的军额由宋真宗时期的11%扩张至仁宗庆历年间的68%。这在一方面促推地方统军制度的完善，而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地方军长期驻扎一地而极少更戍他路的事实。
▲宋代三彩力士俑
直到宋神宗熙丰变法期间，将兵法在军中大规模推行，系将禁军基本只于当路更戍，更戍法作为军事部署制度已基本废置。
由于不再大规模更戍，禁军整体作战能力下降。即便在其后历经拓边西北而训练有素的西军，对于河北平原的作战方式也并不适应。河北方面军因为缺乏战争压力而迅速腐败化，成为了膏粱子弟的避战之所。(《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乐小鱼《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西夏青铜敕牌
但更为严重的是，缺乏备战意识下河北边备的荒废，张舜民呈言河北方面军的情况，说其“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唯是饮食宴乐，优游暇日而已……以至城垒器械，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相习宴安，久已成俗”。这就导致金军南下之时，河北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情况。(《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总之更戍法之废置，后果就是金军南侵之时，河北方面军怯战投降，而西军在进入河北之时，也因对平原作战方式不熟悉，而导致了一系列失败。
另一方面，在979年以后，与契丹接境而防御相对薄弱的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自澶渊之盟以后，“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然而其后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至宋徽宗时期，定州军额共 31 指挥，每指挥减为 400 人，本应有 12400 人，但实际上“尽数不及六七千人”，阙额（缺额）近半。张舜民因此奏曰：“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他州军即可知矣。”（《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
河北驻军阙额（缺额）问题相当严重，然而这仅是宋军阙额的一个侧面体现而言。宋仁宗时期大肆扩张禁军军额，造成了冗兵与冗费，但随后相对的和平导致军队阙额相对严重。
宋神宗执政时期，为了削减军额而诏令并营削减番号，随后于熙宁十年（1077 年）正月诏：“中外禁军已有定额，三司及诸路计置请受岁有常数，其间偶有阙额，未招拣人充填者，其请受并令封桩，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数申枢密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0》）
▲宋代倒钩枪头
这条诏令要求军队中出现阙额之时，将军费封桩而不得移用。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始料未及：“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朱子语类·卷 128》）
原本实行封桩阙额法的目的，或许在于为保甲法提供财政支持，然而随着保甲法推行失败，“毋得移用”的前提被人置之脑后，“上自军期边储，下至代还免夫钱之类，皆出于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98》），甚至成了各级政府敛财的工具。（范学辉《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西夏青铜敕牌
自此以后，禁军阙额不补之事逐渐加深，在缺乏战争压力的河北地区更是如此。“至崇（宁）、（大）观间，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阙折者又三分之一。至靖康间金人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三朝北盟会编·卷 109》）很明显在冷兵器时代，阙额将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总之，北宋末年，阙额和更戍法废置所造成的河北方面军作战能力下降的问题集中爆发。这成为“靖康之难”在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是无法从政治腐败而导出的结论。北宋末年的军事灾难，并不应由徽、钦二帝独自承担。当然这两个皇帝的神操作，帮金人完成了起点小说都不敢设想的军事奇迹。但关键一点是，当时的北宋腐败就腐败吧，还没人想着怎么打仗，没人想着打算就没人想吧，还军队缺编，被官员喝兵血。这情况就别怪战时金人下死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