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在《周易》中，讲究男性支配女性是天经地义的，《周易·系辞上传》中就指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西汉董仲舒根据这一原理，从阴阳方面入手，将阴阳鱼男女进行比较，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然后以天道“贵阳贱阴”为据，从而得出绝对的“男尊女卑”的结论。
儒家的“男尊女卑”贯彻到女性的生活之中，要求女性以“三从”之道作为行为原则，终身依附于男性。
何为“三从”？汉班昭《女诫》围绕“三从”思想提出了一系列行为规范，使得这一思想更加具体化。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说白了，就是丈夫的地位高于妻子，妻子必须受丈夫管制。
清金廷标描绘的东汉班昭援笔授书故事
具体到日常生活中，又是怎么去要求女性，特别是妻子的呢？
先说出嫁前的女子。在《礼记·内则》中有：“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还规定男女7岁“不同席，不共食”。规定女子到10岁要深居闺房，以受姆教。
唐朝时一些女学著作更是对女子的坐、用、行都做了规定，要求有别于男子，例如在《女论语》中，就指出“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也就是说，对女古代女性来说，走路不能回头了，开心了不能大笑，生气了也不能发泄，或者干脆就少出门。
在明代的《女儿经》中也记录有“莫要轻薄闲嘲笑，莫要恼怒好相争。身歪脚斜伤体面，抛头露面坏声名”，不管是笑还是怒，女子也都不能随着自己了。
《女论语》中对女子的私人生活也有要求，它指出：“凡为女子，习以为常。五更鸡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随意梳妆。拣柴烧火，早下厨房。”“莫学懒妇，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犹未离床。起来已宴，却是惭惶。未曾梳洗，突入厨房。容颜龌龊，手脚慌忙。煎茶煮饭，不及时常。”
女子五更（差不多5点之前）就要起床了，如果不起床就感觉惭愧与惶恐，还会耽误早上煮饭的时间。现如今看来，真是很难做到啊。
这还只是针对出嫁前的女子，对于出嫁后的妇人来说，就更加诸多要求了。女子必须对丈夫非常恭敬，也就是常说的“相待如宾”。
为了做到恭敬丈夫，不但要在礼节上周全，甚至还不能跟丈夫太过亲近，而这个不亲近还不仅仅是在外人面前，在自己卧室里也不行。因为“房室周旋，遂生媒黩。媒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女诫·敬慎第三》）
“举案齐眉”的故事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由于他的品德高尚，很多女子想嫁给他，他最终却娶了相貌平平的孟氏女。
孟氏女嫁给梁鸿之后，精心打扮了一番，结果引得梁鸿不满，一连七日不与她讲话，直到孟氏女换做粗布衣，梁鸿才大喜地说“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后汉书·梁鸿传》）。
此后梁鸿每次归家时，孟氏女都准备好食物，低头不敢仰视梁鸿，将盛饭的案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
国画大师魏金岭工笔人物画《举案齐眉》
不仅如此，作为妻子还要尽心侍奉丈夫，对于丈夫说的话必须悉心请听，即便丈夫发怒了，还要忍气吞声，不可以反驳斗嘴。
汉代的班昭甚至认为，就算是丈夫“训导”妻子的内容是不得当的，妻子也不能去争是非曲直，如果因此惹丈夫发怒被打，就是咎由自取。
在《女论语》中是这样表述的：“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夫若外出，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
在古代中国，从礼教和法律上讲，妻子没有解除婚姻的提议权或请求权（至于事实上有妻子“求去”是另一回事）。丈夫可以通过“七出”、“义绝”而休妻（“七出”就是常说的“七出之条”，“义绝”，是指夫或妻与对方亲属之间或双方亲属相互之间有谋杀、重伤、奸淫等行为，使两个家族之间“恩断义绝”的情形）。
但法律没有授权或允许妻子在任何情况下“休夫”。在《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的规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和离”可以存在，但主动权仍然在丈夫手里。
明初，朱元璋公开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放表门间，免除本家差役。”（《明会典》）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有明一代，贞洁烈妇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是在《明史·列女传》中立传的就有200多人。
（作者：额尔瑾，“观察者网”授权看历史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