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多重疑问
2015年1月，刚上任不久的埃尔多安总统在迎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刻意安排16人打扮成不同时期的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总统府的楼梯上迎宾，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对于这样不同寻常的举动，俄罗斯学者评价埃尔多安一直有“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称他为“新时代的苏丹”。
但实际上，埃尔多安对于土耳其历史的装扮完全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16个帝国中的匈奴、回鹘都与土耳其人无关，至于帖木儿帝国，更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曾经击败并俘虏过奥斯曼苏丹，让奥斯曼帝国在近百年时间里没缓过来。在这16个被乔装打扮的帝国中，唯有奥斯曼帝国才是现代土耳其正宗和直接的来源。
2012年，土耳其拍摄了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影《征服1453》，以完全正面的方式讴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根本不提破城后奥斯曼军队对城内居民的屠杀。近年来，土耳其的中小学课本也做了改动，对奥斯曼帝国时代有了更多的正面描述。土耳其还大力资助国外对奥斯曼时代的历史研究。
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正像2015年那次事件一样，埃尔多安和他的拥趸所描述的奥斯曼帝国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游牧民族是如何成功上位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一般都不长命，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例外。从1299年建立国家到1918年帝国解体，前后620年。对于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统治民族占人口少数的帝国来说，存续600多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国正确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
突厥人在被唐帝国驱逐到中亚后，原本居住阿姆河流域，后来阿拉伯帝国走向衰落，开始大量雇用突厥人作为雇佣兵，越来越多的突厥人成为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雇佣军，并趁机崛起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奥斯曼土耳其人当时就作为塞尔柱土耳其王国的一部分，被分封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角，处于王国的边区。
奥斯曼从13世纪80年代开始对周围村庄和要塞进行兼并，经过60多年，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领土扩张至十万平方公里。就在帝国势头蒸蒸日上时，帝国的敌人也纷至沓来，首先是来自欧洲的十字军击败了土耳其人，其后是蒙古帝国的征服，再就是帖木儿帝国击败了奥斯曼甚至俘虏了奥斯曼苏丹。帝国的发展受到重挫。
经过上百年的内政纷扰和制度建设，直到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才完成了从游牧部落联盟到中世纪帝国制度的华丽转身。就这样，奥斯曼再次崛起。在欧洲战场上，苏莱曼大帝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打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差一点攻下维也纳，锋芒直指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1453年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此后还在普雷韦扎海战中击败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国等国的联军，称霸欧洲和地中海。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拥有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的大片土地；作为人口少数的土耳其人，统治着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怎么管理这么多风俗不同、文化各异、经济落差巨大的民族呢？奥斯曼帝国实行的是“一国多制”，统治有极大的灵活性。
苏莱曼大帝所确立的帝国核心体制，是中央集权的“苏丹和哈里发制”，即奥斯曼的苏丹也同时兼任哈里发，成为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领导者。政教合一的领导权保障了帝国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苏丹控制着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树立法律权威，能有效地管治地方、人民及官员；而作为伊斯兰教哈里发，还可以圣战名义，动员起一支动辄几十万人的大军。
在地方政府层面，实行行省制和采邑制。地区政府由总督和地方贵族共同治理。特别是在欧洲，除了个别主要城镇和要塞有土耳其驻军，地方上完全由当地贵族自治。塞尔维亚还拥有自己的国王。奥斯曼苏丹直接控制的只有亚得里亚堡和小亚西北部等地区和一些军事要塞，在这些地区实行传统的封建采邑制度。采邑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稳定的骑兵兵源，为苏丹出征作战，成为帝国军事力量的源泉。
对少数民族，则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宗教团体只要维护帝国世俗权威和正常捐税，就可拥有独立地位。穆斯林必须缴纳什一税，非穆斯林必须缴纳约占收成25%～50%的土地税，此外还要缴纳人头税。这就可以理解，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人主动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可以少缴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帝国皇帝对于传播伊斯兰教根本没有兴趣，因为穆斯林增多意味着帝国财政的减少。
作为奥斯曼帝国列位苏丹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苏莱曼大帝对帝国的最大功绩，不是他的能征善战，而是他的立法。苏莱曼大帝通过细致而严格的立法，确立了上述一国多制的统治格局，让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可以作为国家中的少数群体而统治众多的民族，并且让这个宗教和政治上相对宽容的帝国，成为历史上的长命帝国之一。
帝国是如何变成“病夫”的？
1683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扩张的极限。在维也纳城下，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国军队遭遇惨败，波兰骑兵追击溃逃的奥斯曼士兵直到多瑙河。维也纳是奥斯曼帝国扩张停止的终点，同时也是帝国走向衰落的起点。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成了西方人眼中的“近东病夫”。
奥斯曼帝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内外交困：对内，奥斯曼统治阶层突厥人数量少，境内的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一直在谋求独立，在帝国衰落时独立的声浪更是空前强大；对外，经过十几次俄土战争，俄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了大片领土。
这些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不难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来解决。但“帝国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从外部压垮帝国，而是从内部腐蚀了帝国。后宫干政、太监干政、近卫军干政，对帝国的伤害，甚至比外部问题更加巨大。
后宫干政意味着非正式权力侵入正式制度。这是家天下的帝国不可避免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在12年间更换了18位宰相。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太监的首领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和大教长。后宫和太监的干政，让真正的政治家在帝国的事务中无能为力，甚至成为受迫害和排挤的对象。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机会，但这些改革的尝试都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摧毁了，几代厉行改革的苏丹都被自己的近卫军废黜或杀害。穆罕默德三世、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都是这样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维护帝国形态。
1918年，奥斯曼帝国也在一战中解体。从帝国里独立出的国家竟然有40多个。1683年奥斯曼的疆域达1200万平方公里，当代土耳其面积仅为7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在“病夫”年代竟然丢掉了93%的领土。
国家面临危机，“帝国病”必须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根治。统治阶层也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为何无力将改革坚持到底？为什么改革的阻力如此巨大？为什么那些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保守派会战胜那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这些都是奥斯曼帝国留给我们的悲剧性疑问。
作者：唐昊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