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韩国：高压下的“汉江怪物”
经济发展迅猛、流行文化强盛、工业科学发达，韩国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若是将韩国比喻成一幅画，它绝对华美秀丽，甚或波澜壮阔，更带点梦幻的玫瑰色，但在画面的细节里，又充满荒谬、混乱的笔触，以及莫名其妙的符号表现。
而对在其中度过一生的人们，每一笔画却总是透着一股窘迫—竞争激烈的升学压力、肉体劳苦的兵役压力、你争我夺的就业压力、外形为王的颜值压力……就像《江南Style》里“鸟叔”有些滑稽的舞蹈背后，是首尔江南区的男女欲爱与韩国格差社会下的光怪陆离，复杂文化交织产生的“汉江怪物”。
第一or失败
韩国是个地狭人稠、天然资源并不丰裕的小国，加上它那遭受压迫、殖民的历史与对朝鲜战争的恐怖记忆，使得它多少有点自卑。
但这个曾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的民族善于忍耐，不屈不挠，民族自尊心格外强盛，且有着一致对外的“恨”文化，试图让这个国家强大。
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造就出许多的“世界第一”，这是韩国之所以发展出财阀经济的民族性根源，也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看，韩国人常挂在嘴上的fighting（奋斗），也使得这个社会充满了竞争压力，甚至走向病态。
而僵化的社会阶层和重视尊卑差异的社会，则更让韩国人渴望成功，向往朝着上流社会移动。
韩国人前仆后继地追求“第一”，仿佛只要取得“第一”，便能争到面子、获得他人的尊重，甚至光耀家族门楣。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不管不顾。
2005年，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宣称培育出人类史上第一只复制狗“史纳比”，后来却被发现是数据造假。追根溯源，出身贫农家庭的他，背负出人头地的沉重梦想，选择了铤而走险。
就像是曾经“好感度排名第一位”的滑冰运动明星金妍儿，她在2011年错失金牌时有一句著名的感慨：比赛结束后，通常都会收到很多道贺的讯息，但这次，一句“恭喜”都没有收到。冠军和亚军，被对待的方式就像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只凭名次来断定一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而无法“看”向努力的过程或其他更多的方面，这是一种韩国的国家病。只要不是第一，便是输家、弱者，甚至是民族的罪人，这样的文化几乎是所有韩国人身上背负的沉重十字架。
追求第一也反映在教育上。韩国是一个过度看重高等教育的国家。
有一次在韩国，跟朋友聊起他家里刚升上高中的孩子。他正想方设法要给孩子报上一所“保证考取首尔大学”的补习班。那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补习班，而且有名额限制，需要考试。所以，他要先给孩子报名另一家补习班，以保证能考上这个补习班。
为了上好大学，报了好补习班。为了上好补习班，进了另一个补习班。这样会很夸张吗？其实不会。在韩国，“大学联考决定孩子的一生”是真理般的存在。考上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或只是到首尔读一流大学，就等于就业有了保障，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
韩国家庭内，子女每周补8科常见，补满全科也相当正常，甚至有些家长请来“学业经纪人”替孩子安排补习课程。韩国有“四当五落”的说法，亦即一天睡4个小时的考生会考取理想学校，但睡5个小时的则可能落榜。越是邻近高考的年纪，补习越是疯狂。
而追求第一的心态，也使韩国人普遍有“火病”，凡事都追求效率。多数韩国人的口头禅是“巴里巴里”（形容快点快点）。七八十年代的急速经济成长，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的三丰百货、圣水大桥因业者赶工、贿赂官员非法变更设计导致施工不良倒塌的事件，都与这一心态有关。一味追求效率，却轻忽相关安全保障的问题，造成了人性与道德的扭曲。
还有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近年经常在首尔举行的“发呆大会”，主办单位希望能提醒当代韩国人放慢脚步，以纾解紧张感，但原来应该放松的发呆却不能睡着、不能笑场，主办单位还要检测心跳指数，违反规定者还会被提出警告，最后再评定成绩选出第一名……试问，这样的放松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者目光下的群体社会
韩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我们”。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不同于中文里“我们”是一个复数名词，韩语的是一个集体的“我”，是种更加亲昵的关系。
它可能存在于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而这个团体可能透过学缘、血缘跟地缘的关系连结。它也可能是一个地区、组织或是社会，通过对内的“情”的连结，彼此间相互支持和义务奉献，从而一致对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和“情”这两个词可以无限延伸，从家人到同乡，再到两个彼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韩国人，都可以产生“情”。团体成员会对彼此有强烈的关联感，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大家同感骄傲或是耻辱。在国外的大学里，韩国学生最喜欢黏在一起，也会避开其他国家的学生。
整个韩国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国民都把国事当成了家事，国家自然会强大。但“我们”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所发展的喜爱、关怀、亲密以及依附等感觉走到极致，就变成了只注重群体性却轻忽个体性的社会。
所有的标准都只有“我们”，而没有“我”。当“我们”都在追求第一，自然就很难容忍其他价值判断，也使得压力更无处宣泄。
从小的地方看，在首尔街头可以很容易发现当下流行什么衣着与影视作品。比如，便利店、咖啡店所播放的流行音乐，经常是同一首单曲，就像是说好一般。这里面充满着要跟上流行脉动的想法，或是出于“不该跟人家不一样”的担心。
在韩国，是需要格外注意他人目光的。若以男性上班族为例，除在外表上需要注意自己的打扮，要像韩剧里一样以华美的姿态吸引他人的目光，更要在外面表现得自信满满，不轻易掉泪，不能不合群，不允许给人惹麻烦。
韩国酗酒问题一直很严重，酒品价格便宜的状况下，一年支出仍超过20亿美元。不少上班族习惯酗酒来纾压，特别是每到周五晚上，由于暂时可以离开公司的那个“我们”，三五成群与同事或同窗约聚，举杯痛饮，得以稍稍放松。当然，即便这样，也是另一个“我们”。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的做自己，而是在做那个“我们”认知中的“我”的形象，因而压力山大。只要稍有违逆“我们”，毫不留情的指责就会降临，让人无可招架。
前文提及的黄禹锡教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世界级的造假丑闻伤透了“我们”的心，黄禹锡被取消最高科学家的头衔，从被人仰望的“大韩民国的科学英雄”变成“民族之耻”。韩国检察署进而展开调查，黄禹锡更被韩国高等法院以诈欺罪、违反学术伦理罪论处。全世界都看到韩国这出笑话，把“我们”的脸丢到国外去，那就不是自己人了，无需太客气。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好好思考过，在这整件事的背后，充满了“我们”对于他人目光，对想被“整个世界看见”的过度重视。
格差社会里的易碎生命
在距地铁江南站一公里多、跟我们熟知的江南富人区只有一条六线马路之隔的“九龙村”，就可以感觉到韩国现状的乖谬。
那是首尔最大的贫民窟所在，居民栖身在没有门牌、没有暖气、没有冰箱的低矮棚屋，靠捡拾垃圾为生。其中大部分人，到2011年才有身份证。整个区域举目所见，都是破败与厌世的情状，而这都隐藏在江南区的繁荣背后，不为外人所知，甚至除选举期间以外，很少被国家或政治人物所见。
更讽刺的是，造成九龙村的正是国家暴力。它最远追溯到1981年全斗焕政府为了筹办奥运，以城市美观为由下达“清洗”街道的命令，驱赶城内的穷人、流浪汉、无人照顾之儿童与身心障碍人士，集中安置在现在的江南区外。
如同一般国家，韩国社会也一样充满问题与挑战，但一个无边的繁华兴盛，跟一个无尽的颓落残败，在同一时间空间里并存，这感觉很是魔幻。
由于韩国长期以来扶助大财阀的政策，没有在经济成长与所得再分配上求取平衡，资源几乎都在财阀家族手上，而一般老百姓却是面临低薪、工时长、物价高，难以翻身，甚至产生了新的极贫阶层。
按2017年劳动所得名列前0.1%的人，每人平均劳动所得达到6.6亿韩元；所得排在倒数前10%的人，平均所得仅为69万韩元。最富裕族群所得，几乎是所得最贫困阶层的1000倍。
所得与阶层差距持续扩大，又延伸出包括出身、外貌、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等“文化藐视”。前述的九龙村就是一例，当九龙村的贫困问题受到国际关注，首尔市长朴元淳迫于压力在2014年提出兴建住宅就地安置，却遭到当地居民抗议，认为贫民阶层会拉低居住质量与地价，更会造成安全隐患，使得重建工程延宕至今。
2003-2016年，韩国已连续13年自杀率高居OECD国家之首。2016年韩国约有13092人死于自杀，即每天有36人自杀，不到一小时就有民众寻死。在自杀的民众中，又以10岁至30多岁的青少年、青壮年族群最多。
自杀问题十分严峻，文在寅总统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表示要將自杀死亡人数减半，韩国政府也首次制定了“预防自杀国家行动计划”。
究竟是什么导致韩国民众走上绝路？就业状况持续没有好转、家庭负债高涨、阶层分化与贫穷问题日益严峻，是普通民众心理受压的重要因素。
而青少年的高自杀率，主要还是因为受不了课业压力。平均每4名韩国青少年中，就有1名经历过严重抑郁。“7月自杀潮”的诞生，就是因为大考刚刚结束，众多青少年自觉发挥不佳，无颜面对父母。
在首尔市有名的“自杀圣地”麻浦大桥，2007年至2012年间，平均每年超过100名自杀者选择在这里跳下。2012年，首尔市对麻浦大桥进行修整，安装了2200盏LED灯，并在扶手上写上韩文诗词与温情标语—“天空很美好吧”“吃饭了吗”“喝杯咖啡你觉得怎么样”“困难的事情就像吹过的风一样”之类的文字，还搭配了洋溢着温馨笑容的照片。此外，还加强了警察巡逻，桥上安装了紧急报警兼心理商谈电话，利用动态感应装置感应是否有人爬栏杆，把它命名为“生命之桥”……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即便韩国首尔市政府做了这么多努力，2013年仍有163人试图从这座桥跳江自杀，它依旧是最“热门”的自杀场所。
想要解决自杀率高的问题，真正治本的方式还是要改善整个经济状况与社会压力，并张开完整的社会防护网。
自2018年开始，韩国政府将根据警察厅自杀事件调查记录，对近5年来（2012年至2016年）的7万名自杀死亡者进行全面分析，以确定高危地区与高危人士；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国家自杀动向监视系统，将分散在各个机构的统计数据统合在一起，实现对相关现状的实时掌握。
此外，还有一个相当具有韩国特色的做法，是针对偶像等演艺人员建立自杀应对体系，通过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引进对艺人的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以上，都可以看出韩国政府想摆脱“自杀之国”恶名的强烈意志，只是收效如何，可能还有待观察。
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
作者：林奕辰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