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远与近——一个模糊又清楚的国度
澳大利亚到底是白人国家还是亚洲人国家，它到底是属于亚太还是“老欧洲”？也许从这个国家的发展史中，你可以找到想要的答案。
早在上小学、初中时，就曾耳濡目染过“中澳友好”，当时我的故乡南京市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结为友好城市，澳大利亚的“友好使者”——袋鼠落户南京玄武湖动物园，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也加深了对澳大利亚的好感。
后来笔者“干妈”（其实是南外的法语启蒙老师，因为同姓而如此称呼）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却对那里好感寥寥，后来搬到新西兰居住，这让我对那片遥远的孤立大陆心情变得复杂。不久后笔者妹妹老师两口子（都是上海资深音乐家）退休后应邀去澳大利亚教学，住了很多年才回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我对“袋鼠之国”的了解变得丰满起来。
去年底，澳大利亚带头炒作所谓“中国代理人”，其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Turnbull）更屡屡对华“呛声”，议会、民间针对中国的不友好声音也此起彼伏。但耐人寻味的是，于此同时相反的声音也绝不罕见。许多国人对这种所谓“精分”显得颇为不解。
其实这恰是澳大利亚这个“和任何大陆都很远也很近”的“孤岛式大陆”最大的特性。
英美或“第三国”
作为最晚被“旧世界”发现的、有人居住的大陆，澳大利亚和英国渊源深厚。早在1770年英国就宣布对澳大利亚拥有主权，8年后正式建立了第一个澳洲殖民地——悉尼。自1788年至1868年，英国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将大量罪犯送往澳大利亚，而非原本的目的地——毗邻已开始闹独立的北美十三州的加拿大（这导致同样和英国渊源不浅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迥异的民风）。
和加拿大一样，澳大利亚的“独立”过程并不明显，是澳洲各英属殖民地自然改组为州，然后组成一个继续承认英国君主为“共主”的君主立宪联邦。这个联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像加拿大、南非等英国“嫡系殖民地”那样，派遣大军参战，并创造出诸如“悉尼号奇迹”（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一艘名叫“悉尼号”的澳大利亚巡洋舰立下奇功）等脍炙人口的功绩。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许多领地一度被日本侵占，甚至本土也遭到战火威胁，关键时刻美国大军赶到，通过莫尔兹比港保卫战、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等一系列战役扭转了战局，让澳大利亚转危为安。
正因为敏感地意识到美英的此消彼长，战后澳大利亚迅速果断地跳下英国“旧船”，搭上美国“新车”，这一点甚至比和美国陆路相连的“兄弟”加拿大做得更明显（加拿大加入北美防空体系，但在许多美国海外用兵场合拒绝捧场，相反，除第二次中东战争外从未缺席过任何英国参与的多国出兵海外战争）。1951年9月1日，澳大利亚和美国达成《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实际上新西兰是通过和澳大利亚签约被拉入的），正式成为美国军事伙伴。1955年2月，冷战色彩明显、号称“亚太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成立，澳大利亚是8个成员国之一——这个并不属于东南亚的国家之所以积极参加，是为了找到加入越战的口实，1971年，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永远撤军”，从此退出在东南亚的军事干预，但澳大利亚却一直“勤勤恳恳”地继续参战直到美军撤退，这被视作澳大利亚“亲美疏英”的开始，尽管许多澳大利亚论者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温和”的，毕竟在英国武装干预马来亚事务时，澳大利亚也帮了忙。
此后为控制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南印度洋的广阔海域和商道、航线，美澳进行了积极军事合作，美国制造的F-111（除美国自己外只有澳大利亚拥有）、F/A-18战斗机，“佩里”级护卫舰等军事装备涌入澳大利亚军队，取代传统的英式武器，美国驻军也取代英国舰队，成为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常客。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一度减弱，最少时驻军只剩下178人。但奥巴马“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政策公布后，澳大利亚积极配合，2016年底同意美国增加在澳大利亚北领地军事基地驻军，拓展基地使用功能，2017年又同意美国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兴建情报装置。虽然军费拮据，实力不足，但澳大利亚却是积极响应美国所谓“南海航行安全”计划的少数国家之一，并不惜工本兴建两栖攻击舰、新型驱逐舰、新型潜艇等适合远洋的舰艇。
熟悉澳大利亚的朋友指出，澳大利亚之所以执迷于和美国“捆绑防务”，首先是“孤悬海外”的不安全感所致;其次，澳大利亚人有所谓“库克船长基因”，喜欢在海外“秀存在感”，因此不但东南亚，他们在参与海湾、伊拉克等遥远战事时也颇为起劲;第三，尽管羞于启齿，但澳大利亚不少人潜意识里将东、西澳大利亚海视作“澳大利亚的海”，甚至将澳大利亚到东南亚间视作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认为作为白人，自己应该填补英国撤走的空白，而要做到这点就只能和美国合作（现在明白澳大利亚人为什么对军事干预东帝汶事务这么感兴趣了吧）。当然，澳大利亚很担心东南亚、南亚船民源源涌入，也希望将海洋作为“护城河”。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这种“一边倒亲美”的战略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和挑战，许多分析家指出，澳大利亚防务上的第一伙伴是美国，而经济上最依赖的早已变成中国，这“已构成了战略上的矛盾之处”，甚至英国《金融时报》也多次刊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回顾一下昔日怎样平和对待英美势力的此消彼长，在中美澳三角关系问题上慎重行事”。
白、黄、亚、太、欧
可以说，在所谓“主流社会”思想里，澳大利亚从来都只是个白人国家、“欧洲国家”，在澳大利亚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朋友都会对澳大利亚各欧洲移民社区的封闭、顽固印象深刻（比如悉尼的克罗地亚人社区，从教堂到足球俱乐部都是“克罗地亚红白格子”的世界），他们非但拒绝“亚洲化”，甚至将“亚洲化”视作洪水猛兽。
对属于太平洋人种的原住民，澳大利亚殖民当局的残酷性甚至超过其在欧美的“同类”：在塔斯马尼亚，1826年11月29日，殖民地总督亚瑟George Arthur宣布“在合法情况下定居者（白人殖民者）可以杀死‘入侵’土著”，但并未说明何为“合法情况”，1828年11月他宣布“戒严”，称“殖民者有权杀死任何持有武器的土著”（戒严持续3年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长期限的戒严，甚至超过了二战期间），1830年10月则划出臭名昭著的“黑线”Black Line——用550名正规军、738名流放犯人和912名自由殖民者组成一条线，将一大半塔斯马尼亚土地圈入“土著人进入则格杀勿论”的“保护范围”，且这条“黑线”此后不断向南推进，最终的结果，是曾经成千上万的塔斯马尼亚人在屠杀结束后只剩47人，他们被赶出家园，迁移到几千公里外的牡蛎湾。1869年，最后一位纯种塔斯马尼亚男子莱恩William Lanne去世，1876年最后一位纯种土著女子楚格尼尼Truganini去世，遗嘱将骨灰撒入恩特列卡斯托海峡，但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却将其骨骸放进塔斯马尼亚博物馆展览，直到1976年4月才实现了其100年前的遗愿。令人发指的是，至今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坚称“这不是屠杀”、“殖民者没做错什么”、“塔斯马尼亚人是因瘟疫而非战争灭绝”（如历史学家文斯楚特Keith Windschuttle2002年还试图这样为殖民者辩解），正如塔斯马尼亚州立大学名誉教授克莱门茨（Nicholas Clements）所言，“黑色战争”是可耻的，以至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始终不敢把这次“战争”列入纪念范畴，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纪念都会令今天的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尴尬。
对华裔也是一样。
据史料记载，原籍中国广东的华裔木匠麦世英是最早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他于1818年抵澳，1880年以84岁高龄死于澳大利亚悉尼。由于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相继发现金矿，吸引了大量中国淘金者，1857年澳洲华人总数已突破4万人。
1910年，澳大利亚当局推行带有浓厚种族歧视政策的“白澳政策”，华裔移民不仅要缴纳人头税，还一度被勒令不得购置不动产，不得携眷，不得与当地人通婚，这令许多当地华裔不得不选择离开澳大利亚。二战后“白澳政策”逐渐松动，至上世纪70年代中，这项政策被正式全面废除，中国移民开始大幅增加。
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可上溯至清代。清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就有意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并提出领事馆应设在悉尼，但当时澳大利亚外交由英国负责，后者百般阻挠，致使中澳始终无法直接建立外交关系。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在英联邦内部自治，从而减少了中澳建交的障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梁澜勋抵达悉尼上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和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此时日本为欺骗中国和亚太人民，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涂抹上“民族解放”、“反西方殖民”色彩，在中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并一手导演了“废除治外法权”的闹剧。
这出闹剧客观上迫使美英等国不得不正视中国人民对不平等外交的强烈不满，其结果，就是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参加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纷纷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原先代办级、领事级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以示对中国的尊重。在这样的潮流里，澳大利亚也和当时定陪都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任驻华大使为澳大利亚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F.艾格莱斯顿，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则是前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当时的工党政府不希望自己“标新立异”，决定等到1950年英联邦外长会议再做定夺。工党在澳大利亞各主要政党中倾向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不敢自作主张，当时他们得到消息，称英国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等英国先有所动作再跟进不迟。
正如消息所预示的，英国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主要国家，两国后来还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意外的是，此前1个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却在大选中败给了自由党政府，而后者的政策导向是“和美国保持一致”，如此一来，英国的“榜样作用”也就无济于事了。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一部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曾与澳大利亚陆军、空军发生交战，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中死亡1591人。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加入带有防堵中国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后又参加了越战。
不过澳大利亚离中国相距遥远，双方并没有任何领土主权争端，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越战中所负担的任务，是确保澳大利亚西海岸和南海间的航道安全，而当时中国海上实力薄弱，双方也无从发生冲突。
1971年，澳大利亚得知美中秘密谈判的消息，其驻法国大使阿兰.雷努夫开始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秘密会晤，探讨改善双边关系问题，但当时的自由党威廉.麦克马洪政府拒绝采纳“中澳建交”建议。
这年7月，主张中澳建交的自由党组成以惠特拉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当时越战陷入泥淖、英国早已承认新中国，和美中间也在迅速接近背景下，麦克马洪的立场遭到普遍质疑，最终在1972年败选，惠特拉姆的工党获胜，他本人任总理，12月21日中澳建交。
此后澳大利亚总是强调“澳中关系很重要”，但又不甘心承认中国在亚太的关键地位，于是不断拉出美国来“助威”，甚至不时将日本作为自己的“劫财”——如前任总理阿博特曾将日本称作澳大利亚在亚太“最亲密伙伴”，甚至失言对二战中日军的“勇敢”表示“敬意”，而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则曾扬言在南海巡航问题上和日本“保持联动”。
今天的澳大利亚不论政府、社会或民间，都纠结于“我们是亚太的还是欧洲的”这一定位困扰——这多少算是一个进步，因为哪怕倒退15年，这在澳洲“主流社会”中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当然是欧洲的了，土著人？他们在哪儿？”
从羊毛到矿车
曾几何时，澳大利亚的经济主要依靠畜牧业、尤其羊毛及上下游产业支撑，被戏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但如今这个传统印象已成了“过去式”，作为全球第一大煤矿出口国、第二大铁矿出口国和第二大黄金出口国，澳大利亚成了“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在短短一百多年历史里主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那么澳大利亚的经济是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不动声色地从羊背上下来，又踏上矿车的呢？
许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亚最初的外来移民许多是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等，这些人中有躲避服役和重税的农民、小商人，有落魄失意的水手，有渴望在新天地里交好运的冒险家，也有被强制送来的流放者和囚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体和精神强悍，敢于尝试和冒险，相信好运，而19世纪中叶的澳洲经济可谓死水一坛——养羊，把羊毛剪下来，然后装船运往遥远的英格兰北部，去满足当地红极一时的纺织业，这就是澳洲经济的“半个环”，另外半个自然是从英国运回工业品，以满足澳洲人的需要了。
当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冒险家们正在各海岸、小岛上挥舞镐头挖来挖去，在人烟罕至的溪涧河流里折腾——他们在找矿，找金矿，当时全球商业已初具规模，黄金成了全球通用的硬通货，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寻找金矿，并在19世纪40年代相继发现了几处大金矿，如被称作“金山”的美國加州海岸北部小镇圣弗兰西斯科（即旧金山），和被称作“北方金山”的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今天加拿大卑诗省）等。
不安分的人们很快产生了各种遐想：既然北美西海岸有金山，那么同样濒临太平洋的澳洲东海岸有没有？一些居住在澳洲的好事者和若干从北美几个“金山”跑来“寻找新机会”的淘金老手一拍即合，开始在澳洲东海岸找起了黄金。
1851年2月，好运居然真的来了，几个来自美国“金山”的冒险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真的发现了砂金。当这些冒险家将淘到的砂金喜滋滋拿出去炫耀和变现后，澳洲本土和来自新旧大陆和几座“金山”的淘金客短时间内便蜂拥而至，他们中有些人直奔巴瑟斯特，惟恐动手晚了再也淘不到金，还有些人则“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在巴瑟斯特周围寻找新的矿脉，他们很快在维多利亚州的巴拉纳和本迭戈等地发现了更大的矿脉，矿脉的中心是一片名叫疏芬山（Sovereign Hill）的红色丘陵。
1858年，22名来自英国康沃尔经验丰富的矿工在疏芬山发现一块重达68.98公斤（2217.16盎司）的特大金块，这块金块被菲利普港黄金公司检验员杰夫里（Richard Jeffery）起名为“欢迎金块”（Welcome Nugget），这块金块被发现纯属偶然——矿洞的主人去吃午饭，留下值班的工人发现有人闯入盗挖，逐走不速之客后在盗挖处发现异样，却莫名其妙晕倒在地。矿主和工友们回来后十分惊讶，就打算挖开看个究竟，结果便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砂金，这个纪录直到11年后才被另一块同样出自澳大利亚的“欢迎陌生人”（Welcome Stranger。重97.14公斤）打破。这块砂金为冒险家们带来10500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
“疏芬山奇迹”让当地很快变得拥挤热闹，距离矿区不到100英里的港口墨尔本在1840年时人口尚不足1万，4年后竟膨胀到12.3万人，一下超过了美国“金山”的人口，这里也被来自“金山”的冒险家称作“新金山”（大约从这时开始“金山”变成了“旧金山”），并且因此在几年后被定为英属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直到1923年前都是澳大利亚的首都，整个澳大利亚人口十年内翻了两番。而1852年澳大利亚矿产占GDP比重达到35%，这一比例甚至比今天还要高得多（如今整个工业占比也不过26%左右），自1852年至1870年，澳洲矿产出口都超过羊毛，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个金矿重镇出口值短短3年竟翻了6番，
“淘金热”也带来了贪婪、争夺和骚乱，1854年12月3日巴拉纳尤里卡矿区就爆发了淘金者反对政府垄断开采权、设许可证收税的武装暴动，这场持续了仅90分钟的骚动导致至少27人死亡，被称作“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一次武装起义”，这次“淘金骚乱”导致一系列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殖民当局震惊之余开始尝试澳大利亚自治，1856年通过《选举法》，赋予澳大利亚所有白人男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建国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当然，“尤里卡骚乱”对华人而言并非什么福音——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个排华法案霍瑟姆皇家委员会报告（Hotham's Royal Commission report，），就是在此次事件后被殖民地当局采纳的（因为他们莫名其妙地认为“中国矿工是骚乱之源”，而事实上几乎没有华人参与骚乱）。
然而“黄金繁荣”并未能持久：砂金开采带有浓厚的粗放经营特色，门槛低、参与者众多，幸运儿永远是极少数，而这种“大呼隆”开发会加速矿脉的枯竭，“欢迎陌生人”的被发现几乎成了澳大利亚“黄金时代”谢幕的标志，到了1870年前后，澳大利亚的“黄金热”冷却了。“黄金热”奠定了澳大利亚建国的框架，但并未能真正改变这里的经济结构。
不得不再次骑上羊背的澳洲人不甘心“矿车”的远去，开始在“黄金热”未涉及的西部搜寻新的金矿，因为有“新金山”的成功，这次伦敦投机资本涌了进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淘金热”在西部收到了一些成效，伦敦等地的证券交易所到处传递着“澳洲新金矿”的传说。但实际上这次矿业繁荣带有很大投资泡沫色彩，“干货”并不多，随着泡沫破灭，这次“矿山热”很快退潮，唯一的功绩是让原本荒凉的西澳大利亚人口成倍增长。
澳大利亚真正“踏上矿车”，是从二战后一次神奇的“乌龙飞行”开始的。
1952年11月16日是一个星期三，43岁的西澳大利亚州农场主朗.汉考克（Lang Hancock）和他的妻子何博（Hope Hancock）照例驾驶自家的单引擎“奥斯特”型小飞机前往首府珀斯，他们是典型的“羊背族”，因为农牧场地广人稀，因此不得不经常使用飞机作业。
在飞经哈默斯利山时突然发生暴雨，为躲避积雨云他们不得不冒险超低空沿着特纳河进入一座大峡谷，在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照耀下，自幼对采矿学兴趣盎然、早在1936年就办了采矿许可证、1938年就成立“澳洲青石棉采矿公司”的汉考克此时不但是农场主，也是一个曾经经营了9年矿山的有经验矿产专家，他一眼就发现，飞机两侧的河床和峡谷，居然是由裸露的铁矿石构成的！
从积雨云中脱险的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对这片峡谷进行专业勘探，为此不惜飞了7000多个小时，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发现，这是一大片富铁矿，矿石纯度高达60-70%。
澳大利亚联邦和西澳大利亚政府最初根本不相信汉考克的结论，因为他们早就考察过那片俗称“铁壁峡谷”的皮尔巴拉峡谷，并认定“有铁矿但不具备开采价值”，因此立法严禁汉考克或任何人对那里进行开发。为此汉考克不得不采取最“古老”的做法——自费勘探和花钱游说，终于在1960年获得“铁壁峡谷”独家开采权，当年这里的铁矿便开始投产并出口，而此时在北方，二战战败国日本已从废墟中开始经济腾飞，迫切需要大量铁矿，第一船澳洲铁矿石便直接销到日本，这对完美的买卖搭档“比翼双飞”，澳大利亚人梦寐以求的“矿车经济”终于成形了。
此后的事已广为人知：精明的汉考克主动“搭”上了著名的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 Group），最终以每年矿产销售总额2.5%的代价将“铁壁峡谷”的铁矿开采权转让给后者，最终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的：汉考克夫妇成了澳洲富豪榜上排名前列的大富翁，力拓成了世界三大矿业巨头之一，澳大利亚从“羊背”跨上了“矿车”，而汉考克夫妇的女儿吉娜（Gina Hancock）则继续经营被力拓认为“不够档次”而放弃的矿区，并最终也成为一代澳洲著名矿业巨头。
其实不单“矿车”是受海外影响而兴起的产业，“羊背”也不例外——澳大利亚原本只有原始的单孔目和有袋类哺乳动物，既没有一只羊，也没有一头狼或一只牧羊犬。如今的澳洲似乎也大有从“矿车”上“下车”的趋势：如今该国GDP占比最高的既不是“羊”，也不是“矿”，而是服务业，比重已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70%。
“羊是为英国养的，矿是给中国采的”，一些澳大利亚人用这样的语言概括澳洲经济支柱的變迁，可即便支柱切换为服务业，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也势必只能依赖海外市场。
作者：陶短房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