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的年味比较浓

异国的年味比较浓

一年一度的辞旧迎新日,总在酸甜参半的氛围中落下帷幕,元旦也好,圣诞也罢,都有让人身心俱疲的仪式,也不断通过这些仪式来提升对生活的热情。著名喜剧演员维克托.博奇曾经在自己出演的《丹麦的小丑王子》中戏言:“圣诞老人一年只拜访人们一次,还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1951年初,饱受二战之苦的日本终于被美军全面占领,在他们眼中,整个东瀛就是一座废岛,到处是受过枪弹“洗礼”的残垣断壁,百姓面目苍凉,脸上看不到对未来的任何期望。年关将至,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只有黑市上交易得来的、最寒碜的菜品,以及角落里那台当初为了了解战况而不得不保存下来的收音机。然而,在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仍坚持播音工作,将一线消息传送至日本每个角落的NHK广播电台没有向这个世道低头,他们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特派员经过数轮拉锯战,终于争取到制作一档跨年节目的权力,邀请当时最红的一线歌手进驻,组织了一场男女歌艺之战,取得了空前的收听率,为战后的日本民众重新点燃内心的希望之火。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日本一年一度空前隆重的“春晚”——红白歌合战。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欢度春节,与“年兽”正面交锋的时刻,异国也正以不同的形式举办最重要的跨年活动,以或华丽或虔诚的形式敲响岁月更替的钟声。可见,中西文化差异再大,也都无法忽视“跨年”,并为此付诸了心力。在捍卫传统的过程中悄然变革的今天,你能从中嗅出欢愉、期待、放纵,乃至金钱的气息,这才是真正的年味。

也许是宗教传播的功劳,也许是单纯为一年的时光做一个漂亮的收鞘。平素闲散慵懒的欧洲人,在“跨年”这件事上的处理则一点儿也不怠慢。诸多中国人过春节,都讲究在大年初一去庙里撞钟、抢头香;神奇的是,这种传统你在欧洲也一样能见识到。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历纪年法,将每年的1月1日作为新一年的启始,所以到了12月31日那天,以重礼数闻名于世的英国人都会拿出满瓶的美酒,在橱柜里塞满肉食,讨一个“丰衣足食”的彩头。与此同时,中国人为烧头香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英国人则以“打井水”来代替,除夕当天一早,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去汲取第一桶井水,以这样的“头香”求得一整年的幸福安祥。

法国人的“头香”则是看风向,除夕那天若刮的是东风,就意味着这是水果丰收年;刮的是西风,则表示渔业与奶业将美不胜收。西班牙人过年的某些习俗则更接近中国,他们会在那一天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夙愿,确保他们不哭不闹,在欢声笑语中讨得整年的福运。如果说中国北方家庭过年的时候,习惯于在饺子里包上硬币,让吃到它的人成为新年的幸运儿;那么希腊人也做了差不多的事,他们会炮制一个家庭式大蛋糕,在里边藏一块银币,分到蛋糕的人里总有一位能吃到这份福气,讨得头彩。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跨年方式也与中国异曲同工,他们以燃放烟花的方式将年过得浓墨重彩,打碎一些瓶瓶罐罐,以示“除旧迎新”,甚至把烟花直接唤作“中国人”。

团圆、美食、烟火、祈福、求运,这些中国春节该有的元素,在欧洲同样缺一不可。犹记1998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罗马新年》中,整个罗马都在新年前夜沸腾起来,狂欢盛景、丰富大餐,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混乱场面的反应,基本上点透了跨年的本质——以酒色繁华来承受“老了一岁”的现实。

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在“过年”这件事情上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形式感,要知道,岛国的跨年规矩之多、仪式之繁琐,同样教人叹为观止。每年公历1月1日至3日,系日本的春节,人们为这三天的假期做足了准备。

首先,每家每户都得准备几百张年贺状,分寄给亲朋好友表达问候,年贺状上甚至还有抽奖号码,以测试每个人的新年新运。其次,日本的孩子也一样能得到压岁钱,那几乎是专门让玩具店用来发新年财的。再次,各大商店都会适时推出“福袋”,里边装着新年商品,保证每个得到它的人都会觉得物超所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元旦前夕,每个商场都人声鼎沸,挤满了当地人和中国游客,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抢购各色福袋;里边装着什么,谁也不是完全清楚,可正是这份“神秘感”酝酿出巨大的商机,让购物有了新的乐趣;当然,“福袋”的诞生,也让各大商家顺便清理了积压仓存,提前过了一个富足年。

另外,食物的准备也是有讲究的,元月的那三天被称为“三贺日”,小辈去长辈那里完成拜年仪式的同时,也能尝到年糕汤。从前的年糕都是一家人乐乐呵呵一起打出来的,现在则是直接从商店购买。被日本平民视为“珍味”的河豚上桌了,祈愿发财的栗子饭上桌了,象征“认真、辛苦”的黑豆上桌了,屠苏酒上桌了,用来召唤“七福神”的惠方卷也上桌了,当然还不能缺了压轴的“跨年荞麦面”。这些必备年菜,道道寓意吉祥,将整年的福气塞进精美的漆器之中,让你赏心又悦口。

作者:暗地妖娆
      来源:《世界博览》2018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