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幸福？——有时是种“富贵病”
导语：是不是生活水平越高、国家越发达，人就越开心？不是。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世界精神卫生调查”报告表明，全球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并非某个最不发达国家，而是经济发达的法国和美国。
正文：
这份报告的依据，是一项在全球18个国家进行，采样数高达90000人的抑郁症调查，调查从9个不同侧面综合考量，确认一个国家的抑郁症发病率，结果令人惊异：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平均抑郁症发病率高达15%，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有11%。
根据调查结果，18个国家中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法国，高达21%，其次是美国的19.2%。而发病率最低的国家是中国（6.8%），其次是墨西哥（8%），所以如果您打算让自己变得开心一些，或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搬到中国去住一阵子——当时曾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您打算让自己变得开心一些，或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搬到中国去住一阵子”。
针对这种被戏称为“穷开心”、“富发愁”的现象，一些心理学家，如精神病理学和行为科学专家、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伊芙琳.布罗梅特等人指出，通常情况下人们总以为，发达国家民众收入高，生活条件优越，抑郁症发病率应该较低，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个中奥妙在于，不少发达国家虽然收入很高，但生活和工作节奏快，工作强度高，人们的心理压力大，社会竞争也比较激烈，这些都可能给人们的心理构成不健康的影响，从而促使抑郁症多发。
也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越是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社会竞争越激烈，有钱、有地位的人处心积虑，希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落后者则对精英们的优越地位羡慕不已，并试图通过加倍努力，赢得那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这就令富裕国家的各阶层人士心理压力剧增，忧郁症发病率也因此居高不下。
当然，对这种意见也存在争议。一些社会学家就认为，“越穷越开心、越富越忧郁”很可能不过是个“伪命题”。在他们看来，出现如WHO调查数据那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认知问题：发达国家社会保健意识强，对心理疾病认识较深刻，一旦有忧郁症苗头就会立即被发现，或主动寻求心理辅导和治疗，而穷国对疾病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生理疾病的层面，对心理健康关注较少，认识也不够，许多忧郁症患者或许自己、别人都不知道患有此病，或即便知道，也不愿浪费金钱，去治这种不治死不了人，治也难以根除的怪病;还有人则简单地认为，或许忧郁症就是种“富贵病”。
当年《印度快报》曾经披露，发展中国家在这次调查中采样普遍性和覆盖率不高，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如偌大的非洲有50多个国家，但被选中参与调查的，却仅有一个南非。又如在印度，尽管当初确定了11个采样点，但实际上只有两个点最终发送了数据，如此一来，就很难说这份调查报告中关于印度的数据“可以表示印度全国的忧郁症发病率”。而一些心理学家也指出，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类似调查经常存在较大误差，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往往和调查人员不相通，影响了沟通结果，并导致数据部分失真。
△来认识这位用9个月时间减掉35公斤的美女。23岁的MariLlewellyn来自英国吉尔福德。现居纽约。Mari一直是情绪波动的人，并且，她常常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的症状。念大学时，她频频现身各种派对，以致她的精神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每天，Mad会暴饮暴食，吃下3000卡路里的热量，当时，她的体重达到了111公斤。当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并且自己可能无法充分享受旅行和徒步的乐趣时，Mari决定减去一半的卡路里摄入。现在，Mari瘦到了77公斤，每天她只摄入正常的2200卡路里的热量。
其实也不是富国一定忧郁，穷国一定开心，即以前述调查报告为例，排名忧郁症发病率榜第三位的是巴西（18.4%），第四为荷兰（17.9%），第五新西兰（17.8%），第六乌克兰（14.6%），第七比利时（14.1%），第八哥伦比亚（13.3%），第九黎巴嫩（10.9%），第十西班牙（10.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犬牙交错，排在后8位的国家（以色列10.2%、德国9.9%、意大利9.9%、南非9.8%、印度9%、墨西哥8%、日本6.6%、中国6.5%）同样既有富国，也有穷国
值得一提的是，要了解一个国家、地区或人群的抑郁症问题是否严重，单看发病率是远远不够全面的，因为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抑郁症的发病率不低，但心理辅导和社会保障健全、周到，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因受到及时、充分的心理辅导和干预，症状有了明显缓解，不会造成更严重后果，而另一些国家如日本，看似抑郁症发病率不高（在前述WHO调查中抑郁症发病率只有6.6%，在18个国家排第17位，但因患抑郁症而自杀的比率甚至超过了发病率高居第一的美国），就应被列入抑郁症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即便同为“富贵病”，具体发病原因也呈多样化特点，不同国家的人群患病原因差异也很大。比如在欧洲，大多数患者的发病原因是“劳累过度”，而在美国，则更多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发达国家忧郁症高发人群年龄结构相当年轻，为25-26岁。
抑郁症是“看不见的杀手”
抑郁症是导致人类寿命缩短的重要杀手之一，全球有1.21亿以上不同程度患有忧郁症，一些研究表明，在影响劳动力工作效率的疾病中，抑郁症排名“杀手榜”第三，相较于男子，妇女发病的几率高出一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少工业化国家，许多国家的民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知抑郁症为何物，普及相关知识任重而道远。
以加拿大为例，和许多人的印象相反，
加拿大其实是个抑郁症压力很大的国家。有研究表明，位于高纬度的社区因为漫长的冬季和常年、长时间的室内起居，患抑郁症的概率比中低纬度地区大得多。加拿大心理学协会（CPA）2016年公布的一份出自加拿大咨议局（CBC）数据显示，每年抑郁症都会给加拿大联邦经济带来323亿加元损失，包括治疗和辅导的费用，以及误工等造成的损失。
加拿大咨议局指出，抑郁症在加拿大曾长期被忽视，目前已到了严重威胁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地步，该机构称，当前整个加拿大有25%的适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并因此部分或全部丧失工作能力，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为最大宗。
抑郁症的发病率往往和经济、就业等问题相关联，2008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令相关国家抑郁症发病率大幅增加。CPA调查也显示，加拿大抑郁症患者的发病起因集中在工作、家庭等问题上，而收入较低、工作较不稳定的工种在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如果碰上行业性不景气或阶段性问题，某些看上去很不错的工作也会陡然出现抑郁症问题突出的现象，如IT业、石油业原本是加拿大“黄金职业”，但近几年都先后因“大环境”的不景气，出现了“排队接受心理辅导”的戏剧性场面——从这点上看，将抑郁症简单称作“富贵病”，其实并不科学和全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抑郁症问题也严重影响了移民、包括华裔移民的生活。
许多移民初来乍到时因需要适应新环境，或因缺乏北美要求的“本地资质和经验”，不得不暂且跻身那些低收入、不稳定工作领域，而诸如IT等高收入、高回报但也高风险、高压力的工作，则是素来注重文化学习的华裔喜欢“扎堆”的“好饭碗”，这也令华裔很容易被抑郁症困扰，而语言不通、文化习惯较含蓄，则让他们更难寻求必要的帮助和宣泄。
加拿大人力资源公司Morneau Shepell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抑郁症是加拿大职场员工流失的第一大罪魁祸首，由于秋季和冬季为加拿大抑郁症发病率高峰期，这两季也成为加拿大“跳槽辞职率”最高的季节，1/5的女性和1/10的男性都受到抑郁症的威胁，300万以上加拿大人承认自己患有或曾经患有抑郁症，但其中愿意寻求医学帮助的仅占1/3，。调查还显示，不论是否因抑郁症离职，离职后46%的人需要专门花些时间远离工作一下，以进行心理重建。
2017年10月，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安迪-桑德斯（Andy Sandness）在梅奥诊所接受采访。2006年，安迪因抑郁吞枪自杀，虽大难不死.但半张面孔完全被毁。后来，安迪有机会参加梅奥诊所的脸部移植手术计划.不仅安迪的鼻子、脸颊、嘴和下巴，甚至连他的牙齿都进行了移植手术。为安迪捐赠面部的是Calen“Rudv”Ross.Ross的遗孀Lillv希望帮逝世的丈夫完成器官捐献的遗愿。在梅奥诊所.安迪见到Lilly和她17个月大的宝宝。
迎战抑郁——心理干预与心理健康治疗
要更好地应对抑郁症对当代人类社会的侵袭，及时、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治疗。在这方面，加拿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2014年10月初，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服务22年的资深警察卡尔.加德班被发现在警局自杀，原因被初步认定系工作压力造成心理疾病，据Tema Conter Memorial Trust记录，短短5个月内，加拿大警察中因心理问题而自杀的就有12人之多。该中心记录还显示，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加拿大军队因心理问题自杀的人数也多达10人。这一事件引发了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对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极大关注。
许多研究都显示，军警、消防医护人员、公务员、工作忙碌的办公室白领、金融从业者等高责任、高风险业者，职场心理健康问题较多，危害也较大。而更多职业人士的健康和情绪问题，虽未体现为自杀、重病住院等严重后果，却会形成“亚健康”状态，对工作、生活和家庭构成消极影响。
如今加拿大政府机关和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業）很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在帮助排解员工心理压力、解决心理问题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在三个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在渥太华邮政局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负责人就召聚所有新员工开会，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负责人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逆境、不喜欢的人，或许会被人误解、工作中被人烦扰、家庭中遇到暴力等等，但任何人在单位感到压力、难处时都不会孤单，有很多人可以帮助大家。单位人事部有咨询师（或称顾问，但不是中国那种专职心理咨询师，）可以提供心理辅导信息，也可以指导员工如何用适当方式保护自己、化解难处。单位设有图书室，其中就有心理疾病咨询方面的书籍。人事部又发给大家一些宣传资料，包括可以得到帮助的社会机构网址链接、通讯方式等。
当时这位朋友曾觉得这是否有点多此一举，但不久后她一位年轻同事工作中遭遇挫折，女友又恰在此时提出分手，陷入一种恐慌、抑郁和自我封闭状态，幸亏心理健康干预的及时跟进，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糟糕的状态（还是有后遗症因此被调岗）。
这种职场心理干预并非政府机构的专利，许多较大的商业公司同样为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如一些企业会额外补贴一定额度的心理治疗。
同样，加拿大的学校也很重视心理干预和辅导。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近年来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中小学生心理问题较以往更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许多北美大城市，社会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变，许多成年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尚且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在这方面相对更脆弱、更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学龄儿童自更难例外。
其次，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小学生的社交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学生宁愿“宅”在家里，和网络上的朋友打交道，而对现实中的同学、朋友缺乏交流之道，而网络社会同样并非净土一片，存在着诸如网络暴力、交流障碍灯问题，而学校、社会对这种新变化准备尚不充分。
第三，北美学校虽重视素质教育，但占中小学绝大部分的公立学校上课时间偏短（一般美、加中小学下午两点半左右即下课，且放学后通常不得呆在学校不走），这在客观上对学生的心理调节有所影响。
当然也应指出，如今在北美，学龄儿童心理问题受到更多重视、报道，在客观上也给人“如今孩子心理问题多”的印象，而实际上正如一些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以往许多学龄儿童心理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未被普遍关注、报道罢了。
在加拿大，学校里从学前班开始，就有意识地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心理辅导内容，用生动的形式鼓励学生“有心理问题要大胆说出来”，如果学校认为学生存在心理问题，会立即联系家长，并提出心理辅导的建议。儿童心理咨询被纳入健保体系，如果学校认为学生需要见心理医生，会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报告，后者会持续跟进，直到心理医生拿出医学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为止。
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公立学校通常经费、师资有限，倘经过评估，认定学校内存在需进行持续心理辅导的学生，便会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交报告，申请资助，后者如通过心理医生报告等资料认定学校要求合理，会拨付相关经费，并派出相应心理辅导人员跟班，由于这些心理辅导人员注重“保密”，在学生们看来，不过是班上比别班多出一个老师罢了。
北美学校心理辅导注重调动社会工作者积极性，许多心理辅导工作都有非盈利机构和义工担负。
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加拿大教育部门会立即对涉事、目击的学生提供专门心理辅导，以免其遭受心理创伤，如几次校园暴力案件发生后，所有目击学生都接受了应急心理辅导。当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加拿大也曾派遣专门的儿童灾后心理干预专家前来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个别确实需要的部门，加拿大大多数办公室、写字楼都鼓励穿便服上班（因而也不存在什么“非正装日”，因为天天都是非正装日），这既是给雇员、也是给顾客情绪减压，让他们能在工作场合尽可能保持一种轻松的情绪。
拿大是全球屈指可数，将心理与情绪辅导、心理治疗纳入健保体系的国家，如果家庭医生在治疗时认为病人存在心理、情绪问题，或病人自己觉得有这些问题而与家庭医生交流，都可以安排去看专门的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师。如有需要，还会发放雇工补贴。
有位大陆移民来加拿大后，妻子先是出轨，后又和他离婚，时不时还来要钱，长年累月把他折腾出了精神分裂症。患病时他在渥太华大学读博士，起先一边读书一边在大学医院接受门诊治疗，但因病情严重被院方要求休学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所有诊疗、药物、饭食都由国家医保计划承担。刚开始他还有清醒的时候，偶尔会回家呆一会，就到处找熟人吐苦水，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心理痛苦，颇有祥林嫂的感觉，朋友们又爱莫能助，只盼望他病情能好转，早日回家。可他的病情实在严重，一时看不到治愈希望。医院床位有限，他又暂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于是政府请了一位社会工作人员到他家中看顾他的生活起居，陪他去医院治疗。在这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他不但未付分文，还从政府领取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情况缓解后他表示，若非这些干预措施，他很可能将一蹶不振。
加拿大社会认为，产妇是心理忧郁症的多发群体，因此对于这一群体政府特别出资，派护士上门探诊，及时给予心理辅导，防止产后忧郁症发生，一旦发生也会及时进行治疗。
许多心理健康组织都依托社区进行活动，他们通常选择在社区中心、社区图书馆等地方，举行免费的心理健康咨询和讲座，有些组织还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咨询热线。
加拿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个移民国家，且移民们多保留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传统，一些新移民、甚至老移民说不好英语或法语，交际圈十分狭隘，容易陷入孤独、沮丧，无人倾听和无处倾诉等心理障碍怪圈。因此，加拿大各心理健康组织特别注重针对不同族裔的问题有的放矢，许多组织都与各少数族裔的侨团、社区或宗教团体合作，并设有各族裔语言的心理讲座与辅导。如加拿大心理卫生会，就与某华人侨团连续10多年举办“情绪测试活动”，专门针对华裔移民家庭成员间不良心理情绪相互感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辅导。
加拿大心理辅导的特点，是注重家庭氛围。加拿大人认为，许多情绪问题是在家人间相互感染的，因此鼓励家庭成员相互关注彼此的心理问题，并及时提供帮助;加拿大心理辅导还特别注重让有心理障碍者“参与”、“表现”，如对有心理障碍儿童，他们习惯于采用游戏进行辅导，让儿童变得开朗合群;而对成年人，则鼓励他们多接触社会，多进行团队性活动，许多团体本身就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和聚会
加拿大心理辅导的一大特点是注重义工。许多团体除了负责的专业人士，大部分日常活动都由义工组织，一些重大活动，还特意安排正接受辅导者参与义工服务，让他们得以在这种服务中提高心理素质。
加拿大人认为，许多心理问题发生在弱势或边缘群体，因此特别注重维护这些群体的权益和尊严，即使慈善救助，也不得以侵害弱势群体意愿、损害其隐私为代价，加拿大同性恋者可以组织“自豪游行”，残疾人可以领驾照、开车，和正常健康人平等競争各种岗位（前温哥华市长苏利文就是高位截瘫），这些都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心理健康的好办法。
美中不足
但加拿大式心理干预也存在许多令人诟病之处。
今年3月5日，滑铁卢大学一位22岁本科生自杀，随后该校发言人证实网上传闻，即自2012年起该校已连续发生10起学生自杀事件，仅2017年就有3名大学生自杀，其自杀原因几乎都是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
据该校学生“吐槽”，尽管该校理论上有心理咨询师，有完善的心理辅导体系，但效率低下，很多徒具形式。一些自感抑郁严重的学生拨打心理咨询热线却总也无人接听，约心理咨询师辅导却几个月也排不上，即便排上也只能听到几句无关痛痒的“车轱辘话”。该校学业紧张，实习压力巨大，抑郁症发病概率畸高，这样的心理辅导体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留学生在这方面困难更大：除了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还有语言障碍和社交圈狭窄的问题，一份针对加拿大国际生（即留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留学生受访者知道学校里有心理健康咨询服务，而真正去咨询的比例则更只有可怜的4%。
一些专业人士总结了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校园心理辅导的一些症结所在。
首先，校园心理问题日新月异，而辅导、干预模式滞后，形成许多不适。2012年8月的发生在加拿大卑诗省的“阿曼达事件”中，受害人阿曼达遭受网络欺凌后，不仅及时求助，更按照心理辅导指示做了“所有的一切”，甚至她母亲本人就是校园心理辅导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避免其被网络暴力逼迫自杀的悲惨结局。对此，加拿大华裔心理学家、现任市议员的区泽光曾痛心地说，这件事给了加拿大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因为这等于说，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
滥用心理辅导、浪费政府资源的问题也很突出。由于北美公校普遍缺经费师资，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心理障碍学生的心理辅导资助又十分慷慨，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些公校往往将所谓“临界儿童”（有一些“准心理障碍”如交际能力差等，但又不太像心理疾病患者）往“确诊”方向推，以便“搭车”获得资金、心理辅导专家等资助，从而惠及学校里更多学生。这种倾向对当事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时未必有利，且构成对税款的浪费。
作者：陶短房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