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下的“人口悬崖”危机
导语：“三弃一代”“后家庭时代”“YOLO族”这些成为了韩国出生率下降的新标签，同时文在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早在80年代中期，韩国出生率已经有所下降，然而当时认为儿童会为社会造成负担，且人们的期望寿命为70岁，因此对老龄化问题也毫不关心。韩国政府或学者均未对人口减少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韩国的低出生率政策足足推迟了10年以上。受此影响，韩国成为世界上罕见的人口减少国。
在韩国低出生率这一问题2002年首次被人们所关注。有数据指出，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开始急剧下降，到2001年降至1.3名，韩国正式出现超低出生率的现象。
2017年韩国的新生儿数量只有35.77万名，比2016年（40.6243万名）减少4.85万人，降幅达11.9%，史上首次下降到40万人以下。总和生育率降到1.05名，创下了历史新低，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2017年韩国死亡人数共计28.56万名，比前一年增加1.7%（4800人），创下了1983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只有80岁以上高龄群体的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人口自然增加规模创下了韩国开始这项统计47年以来的最低纪录。2017年韩国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得到的自然增加人口数只有7.2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42.6%（5.34万人）。随着低出生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预测韩国“人口峰值”的出现年份也从2015年设想的2031年调整到了2027年，提前了四年。这意味着，从2028年开始，韩国的人口总数就会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在各个年龄层中，属于主要生育群体的30-35岁女性生育率降幅最大。与25-30岁和35-40岁女性群体相比，30-35岁女性的生育数量可达他们的两倍，属于“主要生育力量”，但这个群体的生育率却表现出了最严重的下降趋势。
低出生率、老龄化将会引起劳动力不足、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今后养老保险财政将面临匮乏，韩国将陷入低经济增长的沼泽。
由于收入低、独自生活更舒服、觉得还没到结婚的年龄、担心婚姻生活和工作难以兼顾以及对于养儿育女感到有压力等原因，有结婚意向的20-30岁年龄段未婚男女晚婚，他们认为结婚的必要条件为“经济稳定”、“遇到适合的对象”、“找到稳定的工作”等。
首先，经济困难导致“三弃一代”（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
近几年随着韩国房价和传贳租金（又称房屋典租）上涨，新婚夫妇筹备婚房的经济负担远大于往年，依靠贷款安置婚房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赞成男女婚前同居的韩国人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对新生儿人数产生巨大影响的婚姻登记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韩国二十多岁的未婚男性有一半认为，雇佣和经济不稳是低出生率的原因，要求增加年轻群体的岗位，减少家庭负担。很多韩国未婚男性的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很少有余钱去谈情说爱，更别提买房结婚了。这导致韩国单人家庭数量持续增长。
其次，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纯老家庭和未婚家庭增加。
仅半数韩国人认为必须结婚，从2010年开始一直呈现减少趋势。韩国正走过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父母和子女一起住的小家庭时代，正朝着“后家庭”时代前进。
随着女性的学历和经济能力逐渐提高，比起家庭和子女更重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正以年轻层为中心逐渐增强，这种意识正在逐渐扩散。单身越久，独自生活能力越强，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不想为别人所打乱，也不想迎合对方而改变。
因职场或学业原因导致家人分开住的“候鸟家庭”也逐渐增加。随着双职工夫妇增加，夫妻分开住的情况逐渐增多。借酒浇愁的人也逐渐增加。由于难以同时兼顾工作和育儿，韩国20%休育儿假的职场女性无法复职而被迫辞职，因此休育儿假压力大。
由于低生育、高龄化，2016年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未满15岁的青少年人口数量。所谓的“人口地震”成为了现实。
随着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纯老家庭和未婚家庭增加，到2030年韩国人口触顶回落，一人和二人户家庭增加。至2050年每10户家庭中就有4户为“一人户”。
因为国内8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本身有了大幅增加，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自杀率居经合组织之首。
再次，个人主义文化盛行，“YOLO（你只活一次）”族增加。
按理说，结婚生子，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幸福的事情。但是，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韩国年轻人追求生活方式一致、相处不累、可以没有孩子的伴侣，喜欢不生孩子的生活方式，家庭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降低。
年轻人喜欢独自使用社交网络服务或者热衷于户外活动等，随着个人主义文化日益传播开来，对夫妻性生活的关心也下降了。十对夫妻中有三对以上过着无性生活。最近一年内性生活次数不到一次的视为无性。35%的韩国夫妻每月性生活不到一次，高于全球无性夫妻的20%，继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二。
另一方面，韩国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妻每年都在增加。所谓“不孕不育症”是指夫妻在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同居一年以上仍未能成功怀孕的症状。精子数量减少与压力大、抽烟喝酒等导致的精子活力下降是造成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年轻人因为就业困难而推迟结婚，甚至因为育儿费用昂贵推迟生育时间，导致出现大批晚婚和高龄生育人群，患上不孕症的夫妇也日渐增多。
最后，职场女性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婚姻大事。
韩国职场女性比起结婚更重视工作，沦为以工作为先的工作狂。如果因结婚和生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到时候可能会完全跟不上时代，稍微分神都会错失潮流。韩国一半以上20岁-49岁的年轻人认为“结不结婚也就那样”，对结婚持否定态度。女性比男性的否定态度更强烈。女性的年龄越大，对结婚的否定态度更为强烈。
随着女性学历逐渐提高，经济活动参与增加，结婚和生育正在逐渐推迟。因为工作家庭不能兼顾，导致出生率较低。
人口政策从父母一代过渡到子女一代一般需要经过30年。因此，要想提高已经降低的出生率，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2005年生育率降到1.08名开始，韩国政府在过去12年投入了126.4万亿韩元应对低生育率，仅2017年就投入了24.1万亿韩元预算，但生育率依然未能提高。
文在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为解决低出生率，文在寅总统曾立下选举承诺：加强总统直属的低生育高龄化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30%的公共廉租房优先向新婚夫妇提供;引入0-5岁儿童的儿童补贴制度;增加产假以及提高工资收入等。
不过，通过增加儿童补贴优惠政策等个别政策，并不能提高出生率，必须综合考量生育政策，废除优惠政策的死角地带，并以保护生育的方式改善工作、聘用等社会系统，需要预测由人口结构减少而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建立人口政策控制塔，以改变社会系统。
韩国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重点推进的低生育政策该是，构建工作、家庭并行的文化（51%）;提供抚养、居住费用等补贴（41%）;改善价值观、认识（7%）;扩大、改善产假制度刻不容缓（1%）等。
对此，韩国政府决定不再实行每5年制定一次的低生育、高龄化社会政策，而是预测未来10-20年的长期人口发展前景构图，并从泛政府角度进行推动工作、育儿兼顾支援政策。因为职场女性很难带着孩子上班，所以必须提供预算，增加地铁站附近的职场保育设施。
从2017年起，女性员工在最长90天的产假期间的月薪上限从135万韩元提高至150万韩元。多胞胎孕妇可使用的集各种优惠于一身的“国民幸福卡”支援额度从70万韩元增至90万韩元，早产儿和低体重儿门诊费用自费比例降至10%。
作者：李家成
来源：《世界博览》201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