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瓒绪与齐白石，从挚友到路人
2017年12月17日晚的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上，齐白石的一套《山水十二条屏》以4.5亿元起拍，9.315亿元成交的价格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意味着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最高纪录诞生。
不过，这并不是齐白石唯一的一套《山水十二屏》，甚至也不一定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套。齐白石曾画过三套《山水十二条屏》，第一套在湖南老家的时候，画了一套换得40亩水田，现下落不明；保利征得的那套创作于1925年，也是目前民间可流通的齐白石最大的山水条屏，为民国名医陈子林贺寿所绘；另一套是1932年为四川军阀王瓒绪所绘，现收藏在重庆博物馆。
三峡博物馆所藏十二条屏与保利展出的十二条屏有什么区别呢？专家称，保利拍卖的《山水十二条屏》绘于齐白石的风格转型期，而三峡博物馆馆藏的这套《山水十二条屏》成于1932年，正是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画风和技法非常成熟的时期，这也是齐白石艺术价值的最高体现，成为了“传说中的《山水十二条屏》”。齐白石的山水画存世数量并不如花鸟画，而实际上他的山水画在他全部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是理解齐白石一生艺术历程、创作与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像三峡博物馆所藏的齐白石《四季山水屏》如此精心细作的大尺幅十二条屏，在齐白石传世山水中至为罕见，被誉为齐白石山水中的最佳者。
在画屏中，齐白石对他和王瓒绪的关系做了说明。《梦游渝城》上，齐白石留下了这样一首诗：“毋忘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梦游渝城诗，将军谓治园君。治园将军一笑，白石草衣齐璜”。诗中的“治园将军”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字治易，号庢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幼年曾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王缵绪是职业军人，又数次从政。他一生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
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队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营长。1916年任川军刘湘部团长。后来调任刘湘第二军第9师杨森属下。他总觉得枪杆子太少，难成大器，拼命扩大武装，不料欲速则不达，1921年被革去团长专任永宁道道尹。
王缵绪从一些军阀、政客一起瓜分川汉铁路的借款分脏中得到银币10万元，便丢下道尹，携款到汉口贿赂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衙。买得汉阳步枪2，400枝，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到夔府（今奉节县）。他派员四出，广招兵马。川鄂边界农民踊跃入伙，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了2个团1个营，这就是他自称的“夔府成军”。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第一次从政，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
1938年，8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374次会，任命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50年后，他历任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
除了军事、政治外，王瓒绪在教育方面也很有远见卓识。1933年2月，王缵绪创办的重庆巴蜀学校正式开学。他自任董事长，实施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代办学主张。在极其贫穷而又战火频仍的环境中自主办学，注定是要遭受无数磨难。据史料记载：“巴蜀学校自开办18年以来，学校所有经费完全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除去支付现金之外，他将新建的临街铺面37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曾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除齐白石外，还有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来，自奉亦简”。在征战南北之闲暇时他收藏有唐人《妙法莲花经》卷、宋拓《韩琦墓志》、宋人院画册页、元人《仙山楼阁图》扇面、冒辟疆《草书诗文》轴、徐渭《草书诗文》轴、王铎《草书诗文》轴、傅山《草书诗文》轴、等等历代名家画作。
王缵绪将军与齐白石先生的交往始于1931年，最初是王将军托在京友人向齐白石求印求画，彼此通信成万里神交。写于1931年夏的《紫雪垂空》，是目前所见王缵绪将军收藏齐白石先生最早的作品。
后来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也曾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
其时，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梦游渝城》诗收录入《白石诗草》，序曰：“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逐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
之后二人书信往来不绝，王缵绪还赠送侍女一名以为白石老人“磨墨理纸”。于是，1932年7月，齐白石便赠送《山水十二条屏》以报王缵绪。在1932年8月13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称：“……昨由北平寄上四尺整纸中堂幅十又二幅（七月十九日寄行），此聊报王将军一赐千金，磨墨小婢二事。”1933年齐白石三子齐良琨到四川，为王缵绪带来手拓印谱四册。直到1936年齐白石终于成行。
1936年，齐白石入蜀，是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继室胡宝珠女士。宝珠在1919年嫁入齐家为侧室（1941年扶正），为齐白石生育四子四女，更对他的艺术生活深具影响。宝珠是四川人，齐白石在蜀地时，多数时间都借居在时任川省主席的王缵绪的成都公馆“治园”中，而齐之入蜀与爱妻思乡则不无关系。
齐白石在1940年以前，为王缵绪绘制了多件精品佳作，而王用于书画收藏及重要的个人印鉴均出自齐手，但不知何事使二人突然交恶，不再往来。齐白石甚至在1941年《蜀游杂记》中提到：“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阅此日记，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明摆着刻意抹去与王缵绪有关的任何信息，二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阅了一次《蜀游杂记》，面对十年前的往事，齐白石挥笔写道：“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捡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历游四川，仍作记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须记之。八十六岁。”到底是何“小事”让白石老人十年后依然无法忘怀？
关于二者关系，因为王缵绪的军阀身份和齐白石平民画家之间，人们极易想象出“巧取豪夺”或“附庸风雅”等词汇，于是衍生出一些民间说法。有四川省文物专家对此有研究论证，他们认为：
第一，王缵绪看重齐白石艺术成就，独眼识慧（包括对待陈子庄），不惜重金且连续数年不间断购买其画、印。齐白石为王缵绪作画乃求购而非赠送；齐白石对王亦心存感激。
1931年齐白石先生曾为王先生刻“家在圭峰故里”印，有边款：“治园将军万里索刻于余，知己之恩，以老眼之技，不足为报。将军必曰：‘齐璜何客气也？’余曰：‘世人皆骂，君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一技岂能酬答耶？’辛未夏，齐璜并记于旧京。”这段话最能够证明齐白石与王建立的是买卖关系，而且是在其低谷时期开始购买。
齐白石润格从来明码实价。1920年写的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还、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把如此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
1931年齐白石自写（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格），明示：“画刻日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花卉：条幅2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尺内每页6元，1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4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4元，刻上款加10元。”
1931年，齐白石的艺术进入盛期，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提高润格理所当然。但提了画价，并不比相应的北京画家高。同是1931年的润格，萧谦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白石4元）。周养庵三尺以内条幅16元，四尺以内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册页每件6元（与白石相同或略低）。萧、周年龄比白石小，在当时名声略相近。当时齐白石的画几乎紧张，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对钱画交易的规矩把得很严，但在画价上却持低姿态。于是才有齐白石先生“世人皆骂，君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的感慨。
第二，因王缵绪未兑现予齐白石3000元承诺而产生间隙。成都民间流行的说法，齐白石与王缵绪因为金钱发生了冲突。白石老人认为：“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齐白石致弟子姚石倩书信说：“予已与中英弟有约每月来函一次。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乱，已免悬悬。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缵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缵绪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方鹤老、曾默躬如相见，代称名问安。”
姚石倩是王缵绪的幕僚，不具有经济上的决定权，不可能代王缵绪许赠三千元。而王缵绪也不缺这三千元。为什么王缵绪决定赠送齐白石三千元？赠送金额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由谁确定？以何种方式支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相反，王缵绪对知识分子、对文化人的尊重，却有不少记载。
第三，因拒绝鉴赏而产生矛盾。而实际上王缵绪收藏的书画，齐白石未出具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管部江洁女士查询藏品资料后告知，王缵绪藏品中没有发现齐白石题跋。但王缵绪在其收藏的古书画上广泛使用了齐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项圣谟山水人物图册》就钤有齐白石为王缵绪制印多方，如“治园眼福”、“治园所藏”、“治园心赏”、“王缵绪印”、“王治易”等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赵之谦花卉图扇面》上钤有“治园心赏”。在戴山青编《齐白石篆刻作品选》收录有多方齐白石为王缵绪制作的收藏印，如“治园暂有”、“治园考藏”、“治园鉴藏”、“治园藏书”等。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齐白石应王缵绪之邀刻制的一部分。
第四，王缵绪从未表示对齐白石不满（交恶系双方），相反于1949年2月王亲口向记者说“齐白石先生的画是我平生所最珍爱”。但是，1936年齐白石返京到1946年《游蜀杂记》出现划掉字迹，可以说明二人关系开始疏远，而王对齐疏于问候的确有可能发生，因为1937年至1946年处于抗战时期，从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等要职任上，占据其全部时间和精力。
对书画作品真伪的不同认识不是造成齐白石、王缵绪关系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书画鉴定活动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许可以从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态和艺术家齐白石的个性来考虑。
1936年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与刘湘、刘湘与刘文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与政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艺术也是风起云涌，变化无常。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被推翻，迎来思想上的大解放。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使得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观念逐渐为人知晓，先后涌现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张大千等一批川籍艺术家。另一方面，从古老的封建农耕社会向近代民主的工商社会过渡需要一个过程，加之成都“五老七贤”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家经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课，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场。在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的人看来，新派画家齐白石就是野狐禅，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这种看法不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而齐白石的到来必然会打破四川书画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个别人借机挑拨，制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齐白石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但他乡村生活形成的诸多习性并未随着艺术上的成功而改变，他勇敢又胆小、热情又多疑，一生勤劳多产但又非常节俭，甚至被人误认吝啬。他渴望精英认同但又讨厌无谓应酬，常常闭门作画，被北京画坛称为“西城三怪”。
到成都后的齐白石并未融入休闲之都的欢愉之中，依然保持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闭门作画，基本上不参加应酬。一些仰慕者登门拜访，因无人介绍，常吃闭门羹，这些都让一些当地人十分不适应。
另一方面就是齐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于不常出门，很容易轻信别人的传言，如果有人挑拨，难免发生误会。此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齐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误会过。对于多疑这一缺点，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认识，在成都时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边款特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时客成都之治园。”对于王缵绪，他还是非常热情，先后给王缵绪绘制了《钟馗搔背图》、《红梅图》等，这些作品都绘制精美，尺幅巨大，是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可见他对朋友的真诚。但如果发生误会，他心里又是非常不悦，只是由于邀请者是军阀，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园（王缵绪公馆），只能回到北平后在日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涂抹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记忆。从涂抹的那一刻，曾经的挚友变成了路人。
世间都知道王缵绪是齐白石画作大藏家，为什么现存重庆三峡博物馆仅《十二山水条屏》一件藏品？
报载：“1949年2月8日，王缵绪在家宴请挚友，宴客的地方是在他家后院洋楼下，客堂里挂上齐白石的山水屏条四张，又花鸟四张，当中壁上大幅紫藤一张。大厅里面两边白壁上分左右共挂上大幅山水十张，也是齐白石画的。来客疑心王将军是在待客之际开齐白石画展呢！大家在主人殷勤款待下，慢慢地吃着喝着。席间无所不谈，到杯盏狼藉之后，好像大家都有话要说，主人也希望客人多坐一会儿，于是又你一句我一句，对于当前的时局都非常苦闷，因而更打开了王将军的话匣子。他把他在抗战胜利后向中央当局关于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诸大端建议是如何的，他失望得很，因为他所建议的，当局只是点头称好，而从未实行一件。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除了感概外，更加悲愤。
当谈到他收藏画甚多时，他干脆得很，他说这件事很不容易，他在二十四年（1935年）以前，他还随时买假古董。最后他对大家说：齐白石先生的画是我平生所最珍爱的，在座诸公，如果你们也高兴他的画，除了这十大山水留着，作我的纪念外，其余外面的，你们可以每人取走一张。大家都充满惊喜的心情，一转眼间，王将军早已将取画的木叉拿在手中，问大家爱那张取那张，并声明确系诚意并非玩笑。于是刘自新（成都“四川同昌行”创始人，曾捐献抗战和慈善）心厚得很，要了齐白石四张山水画，有的要了一张，而心厚的要两张，外面室里的画光了，他说还有，又引大家到别一间室里大取特取，于是大家都得了这现困北平八十九岁的老头子的名贵画了”。
关于王缵绪与齐白石的交往，可以确定的是王缵绪是把齐白石的绘画、篆刻艺术引入四川的重要人物，促进了齐白石艺术在西南地区的流传推广，历史意义非同小可。
1949年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台时，曾派蒋经国、俞济时到王缵绪家中，嘱其同飞台湾。王缵绪并没有听从蒋的安排，坚持不去。当时王缵绪的长女王泽瑜在香港，知其父极其珍爱自己的收藏，电告“速携物去港”，他同样没有采纳。他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孬，这些文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带出国，最后落入洋人手中。”
1951年6月，王缵绪先生在成都把他毕生收藏悉数捐赠给川西人民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前身）；同年，西南博物院（重庆三峡博物院前身）成立，一部分捐赠藏品（主要字画、碑帖、拓片、图册等）由成都运至重庆，交西南博物院收藏，其余留成都川西人民博物馆。
据统计，现存四川博物院王缵绪先生捐赠的私人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等刻制。现存重庆三峡博物馆王缵绪先生捐赠的历代珍贵书画达395件（套）。其中，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44件，二级文物96件，另有古籍图书360余种，拓片、印谱等230余种。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即为捐赠藏品之一。
“民国儿女多奇志，精彩胜过看电视”，话虽调侃，但细想一下，却也不算言过其实。民国名人们自然也是各个性格鲜活、命运跌宕，留待我们唏嘘感怀。
作者：狄文圭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