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在亚洲
亚洲和欧洲之间沿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在整个中世纪都维持着。尽管香料等植物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抵达了欧洲，然而植物并没有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通道跨越亚洲。当1495年至1520年代，欧洲第一批远洋探险抵达南亚和东亚时，垄断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植物进口——香料是对印贸易的主要商品，而丝绸和瓷器是对中贸易的主要商品。不过，凤仙花（Impatiensbalsamina）和萱草（Hemerocallis fulva）仍然在16世纪结束之前被引入欧洲。
在印度，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在17世纪初开始动摇葡萄牙人在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一个半世纪的贸易、建立堡垒和战斗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从1769年开始控制了印度的外贸。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加尔各答植物园；最初的两位监督威廉·罗克斯堡和他的继任者纳撒尼尔·沃利克将许多植物运回邱园和英国的私人花园。他们让加尔各答成为了整个南亚的植物交流中心。某一品系的中国蔷薇属植物被称作“孟加拉月季”，因为它们是通过加尔各答流出的。第一批印度杜鹃、栒子、小檗、蔷薇，以及星毛郁金香（Tulipastellata）和球花报春（Primula denticulata）等草本植物都在1840年代之前抵达了英国，除了从加尔各答传入的之外，还有一些是通过约翰·福布斯·罗伊尔从旁遮普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引进的。
1685年，中国的港口在官方名义上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但海关条例仍然非常严格，对外贸易实际上只限于澳门和广州。即便如此，一些中国植物开始抵达欧洲。中国菊花在1680年代曾短暂地出现于荷兰，但很快就消失在栽培中，而一株朱槿在1800年代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里开花。这株朱槿是由东印度公司的医生詹姆斯·坎宁安引进的，不过18世纪初的大部分引进植物都没有确切的来源。虽然中国植物此时在欧洲的影响力有限，但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花园的描述让欧洲园林刮起一阵中国风。
19世纪初见证了引进中国花园植物零星但充满热情的尝试，中国千百年植物育种传统的成果进口到了欧洲。菊花、翠菊、山茶、芍药属植物（尤其是牡丹）以及月季，所有这些植物都在英国甚至欧洲引起了强烈关注。大多数植物都是被拥有园艺头脑的船长引进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于1790年在邱园种下了第一株牡丹。赫特福德郡沃姆雷伯里的亚伯拉罕·休谟爵士活跃地将芍药属植物和菊花散布出去。园艺学会的两位创办人，业余园丁和植物搜集者查尔斯·弗朗西斯·格雷维尔和邱园的监督威廉·汤森·艾顿也推进了植物的散布，后者更是将邱园收到的引进植物散布到英国各地。在1900年代被散布于各处的植物包括绣球花和卷丹。1818年，广州的茶叶检查员约翰·里夫斯开始将植物运往园艺学会，其中包括第一批紫藤。在1820年代，学会向中国派遣了两名植物搜集者：第一位是带回了藏报春（Primulasinensis）种子的约翰·波茨；第二位是约翰·当佩尔·帕克斯，他得到的指示很明确：寻找木香（Rosabanksiae）的黄花类型。
在那时，人们在园艺方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以南和以东的土地上，尤其是澳大利亚。当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1788年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位于伦敦哈默史密斯的李和肯尼迪苗圃已经推出了5种澳大利亚植物，其中3种是佛塔树属（Banksia）物种。在悉尼殖民地建立之后，这座苗圃仍然是新植物一点一点引进的主要渠道。1829年，第一个“自由”殖民地建立在澳大利亚西岸的斯旺河河畔。萨里郡富有开创精神的两位重要园丁詹姆斯和罗伯特·曼格尔斯兄弟从新殖民地搜集植物，并将种子送回英格兰。10年后，约翰·林德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植物学记录》上发表了“斯旺河殖民地植被简介”一文，文章共列出283种植物，部分已经被英国苗圃种植。1827年至1828年，对澳大利亚植物日益增长的兴趣让苗圃主罗伯特·斯威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澳大利亚植物志》的书，书中描述了56种英格兰当时种植的植物并配以插图：佛塔树、金合欢、银桦、彩鸾花、哈克木以及宝容木等。人们对新西兰植物也有一定兴趣，然而它们从未真正流行起来。美丽长阶花（Hebespeciosa）是一个例外，它在1840年代进入欧洲，同属其他物种逐渐接踵而至。然而长阶花属植物直到20世纪才开始进行大规模杂交。日本：欧洲对外贸易的最后一道前线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稳固了贸易通道后，对异域植物的关注焦点重新回到了东亚。第一位利用这种自由贸易条件的植物搜集者是园艺学会派遣的罗伯特·福琼。他的大部分采集都来自苗圃和花园而非野外。他带回的植物包括秋牡丹（Anemonejaponica，今称A. hupehensis）、迎春花（Jasminumnudiflorum）、荷包牡丹（Dicentra spectabilis）以及杜鹃、连翘等其他灌木。福琼还为东印度公司进行了更多探险，但到1850年代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那里成为最令人兴奋的引进植物的来源。后来成为邱园监督的约瑟夫·多尔顿·胡克探索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并带回了25个杜鹃新物种。他还带回了岩白菜和报春。
欧洲对外贸易的最后一道前线是日本。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早在16世纪就和日本建立了贸易往来，但日本政府在1630年代关闭了日本和西方的接触，只允许荷兰人前来贸易，并允许他们停泊在长崎港内的一个小岛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只有三名植物学家成功进入日本本土旅行：他们是17世纪90年代的恩格尔贝特·肯普弗，18世纪70年代的卡尔·桑伯格，以及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在他们三人中，只有西博尔德通过自己在莱登的苗圃将种类较多的植物成功引入了欧洲。日本的植物育种传统几乎和中国一样古老，西博尔德引进的许多植物都直接来自日本当时的花园：鸢尾、百合、绣球花、玉簪和樱花。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将港口向外国船只开放。除了返回欧洲的西博尔德，第一批来到日本的重要植物搜集者是罗伯特·福琼和约翰·古尔德·维奇，他们为欧洲带回了天香百合（Liliumauratum）、日本报春（Primula japonica）、日本的铁线莲属植物和菊花，以及从前被称为“维氏蛇葡萄”的一种五叶地锦。
几十年后，紧接着欧洲对日本植物的兴趣的是日式庭院的流行。18世纪对中国风格园林的迷恋到1850年代时已经衰减，而直到1890年代约西亚·康德出版了《日本花卉》（1891年）和《日本造园术》（1893年）之后，日式庭院才被视为是独特而有趣的。在英国，营建日式花园的尝试始于1890年代；日式风格的高潮出现在爱德华七世时代，有时还会请日本设计师来到英国负责设计，这种风气迅速扩散到了欧洲大陆。日式庭院在当时被理解为一类特别的岩石和水生花园，于是适合这种种植风格的植物突然流行起来，如玉簪和萱草类植物、西氏鸢尾（Irissieboldii）和玉蝉花（I. kaempferi）的各品种等。日式庭院在英格兰的流行在一战后衰退，不过日本植物继续流行于整个20世纪。
随着植物搜集者们深入中国内陆，最后一波亚洲植物引进浪潮仍然来自中国。切尔西的维奇苗圃在1899年派遣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前往中国，这次和他后来参加的一次长途探险鼓舞了后来者在中国西部和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地区进行大量采集。杜鹃类植物成为20世纪初植物搜集工作的重点，成为最被渴望的引进植物，将它们引入欧洲的植物搜集者包括乔治·福里斯特（1904年第一次长途探险）、威廉·珀德姆（1909年）、雷金纳德·法勒（1914年）、弗兰克·金登-沃德（1911年）、美国人约瑟夫·罗克（1922年），以及1930年代的弗兰克·勒德洛和乔治·谢里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植物也被引入欧洲栽培：几种重要的百合是通过威尔逊；华丽龙胆（Gentianasino-ornata）和几种报春是通过佛利斯特；一系列种类多样的高山植物是通过法雷尔和珀德姆；著名的“蓝罂粟”，藿香叶绿绒蒿（Meconopsisbetonicifolia var. baileyi）是通过金登-沃德。这一大批长途探险，以及从中搜集引进植物的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告终。西方植物搜集者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得以进入福里斯特和威尔逊曾经穿越过的地方。
作者：布伦特?埃利奥特
来源：《世界博览》2018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