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没有了网戒中心,“杨永信时代”是否真的结束了?

今天早上,我利用面诊前的几分钟刷了刷朋友圈,竟看到一篇自媒体撰写的《临沂没有网戒中心》。

我心里一颤。好久没有看到杨永信相关的信息了,临沂四院的网戒中心真的彻底被取缔了?我顾不上助理的催促,快速地浏览了文章。

文章的作者亲自去了临沂四院,称已经看不到“网戒中心”的丝毫痕迹,“青少年性格缺陷矫正中心”和“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的牌匾早被拆下,曾经戒备森严的网戒中心操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停车场,杨永信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心理门诊的专家介绍上。

从种种迹象上看,“杨永信时代”似乎已划上了句号。

但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永信是否还在临沂四院担任副院长?是否还从事精神心理临床诊疗?官方对这些关键信息忌讳莫深。

在这种信息不透明、处理不公开的情况下,我十分担心。只要杨永信还有行医资格,“电击疗法”、人身捆绑等极端的方式就仍可能死灰复燃,甚至正在黑暗处默默进行。

以往,国内精神医学领域不少专家认为杨永信的“治疗方式”是学术上的争议,但我始终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是治疗,而是犯罪!他严重摧残青少年的心身健康,带来难以磨灭的二次伤害!我甚至认为,杨永信本身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因为他面对被施以酷刑的青少年竟冷漠地微笑,毫无同理心!而且至今,从未自我反省!

早在10年前,杨永信在国际科学界已经臭名远扬。2009年,《Science》杂志披露过杨永信的恶劣事迹,该文章对他的形容词是“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的)。杨永信及其机构成了国内科学界、医学界和心理学界一大污点!

在国内,我是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杨永信的精神科医生,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其进行抨击(有兴趣的读者可点击文末链接)。在我之后,也有一些精神科医生站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

但我认为这远远不够!

倘若杨永信没有得到真正的惩罚,相关执法部门、卫生部门继续不正视、不重视,那么杨永信及类似的人员和机构很可能继续采取类似手段,继续残害一批又一批青少年。一个杨永信倒了,后面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杨永信”再站起来。

杨永信事件并没有结束,真相仍需进一步的核实,盟友们及社会各界关注杨永信问题的热心人士应在法律层面上追究到底,得出可服众的结果,而不是让杨永信、临沂四院和临沂卫健委等有关部门一次次上演“变形记”来蒙蔽大众的双眼。

我还会持续关注该事件,并继续分析、揭露杨永信及类似人员、机构的非法手段,让青少年患者、家属看清楚网络成瘾等精神心理障碍的本质,并知道如何采取科学、理性的手段让孩子实现真正的康复!

——何日辉

只要有病,“万能药”就永远有市场。

作者丨熊宇

来源丨触乐网《临沂没有网戒中心》

在去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路上,我问司机:“您听说过杨永信吗?”

师傅回答:“听过,少林寺的嘛!现在的和尚啊……”

我告诉他,他说的是释永信。他恍然大悟:“哦对,对,那你说的是谁啊?”

在到临沂的第一天,我很想知道本地人怎么看待网戒中心,于是几乎逢人就问,但我常常挫败在第一步:许多人并不知道本地有一家医院的科室全国闻名,他们不知道杨永信是谁,也不了解第四医院曾开设戒除网瘾的专门科室。

这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01

我来临沂是想亲眼看看网戒中心是不是关了。

“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曾经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四医院”)的下设的“特色科室”。第四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前身是临沂地区精神病医院,后改为现名。精神心理专科是第四医院的特色专科,在许多市民的观念中,第四医院是“专治精神病的”。但其实,现在它有多个科室,比如内科、外科、儿科等,或许它更应该算是一家综合性医院。

第四医院看起来很普通,进门直走是门诊部

和所有医院一样,第四医院最显眼的建筑是门诊部所在的大楼,从南门进去就能看到它。尽管是工作日,而且已经临近中午休息的时间,进出的病人仍然络绎不绝。与其他医院稍显不同的是,在门诊楼右边,有一栋极为显眼的建筑,上面写着“心理咨询”,这是医院的康复病区。在以前,这栋大楼还是网戒中心的“教室”,网瘾中心的课堂在此展开,传闻中恐怖的“十三号室”也在楼中。

此前,网戒中心的教室位于二楼和三楼

康复病区的楼下有专家介绍,我看了看,没有杨永信的名字。

心理门诊的介绍

从康复病区大楼的通道进入,就来到了另一侧的空地,这片空地曾经是网戒中心的操场,“网瘾病人”(盟友)们早上会在这里跑操。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这里曾经是操场,那时对面铁门紧闭,布局也不太一样

从通道进入后左转,就来到了以前网戒中心的大门。从前,这里铁门紧闭,两侧挂着几个牌子,上面写着“青少年性格缺陷矫正中心”“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现在,牌子摘了,两侧门柱上只留着挂牌的钉孔,原来挂牌子的地方张贴着两张租房广告,已被撕去了大半,剩下的纸张稍稍泛黄,“联系方式”一栏的号码被撕去了一半,看上去连这张小广告都有了些年头。

直到此刻,我才有了点“瞻仰遗迹”的实感。

过去这个院子是这样的

现在这里的门开着,方便行人通过,车辆需要从另一侧的入口出入

它确实关了,门口的牌子摘了,医院也声称它早就不存在了,以前的盟友(网戒中心的“网瘾”病人)和家长都不在这里了。

过去大门紧闭、十分要紧的地方变得来去自如,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走。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这里便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停车场。

但我不知道那些以逃离姿态离开这里的、发誓永不再来的人们会不会想再来看看。

02

无可奈何的家长是求救的人。

2016年的时候,我的同事来到这里,想要拍一下里面的样子。当他掏出相机时,一群家长们把他围了起来,要查看他的身份证,一个劲儿地问他的身份——“不要乱看”“赶紧把照片删了”。他们是网戒中心“家委会”的成员,其实就是要求陪读的家长们。

这张照片或许和上面的照片很像,但它来自两年前,我的同事就是在拍这张照片时受到家长们的阻拦

后来,我的同事在夜晚偷偷来到门口,拍了几张照片。

当时,网戒中心仍在上课,有的孩子在窗前站成一排,有的房间窗帘紧闭

我围着医院转了4圈,在夜间又来了一次,却没有看到家长们——无论是陪同的还是抗议的家长都没有看到。在此前,如果细心寻找,尤其是表现出对网戒中心的兴趣后,总是不难发现这些家长的(更多可能的情况是家长们先发现了你)。

我感到不太适应——在来之前,我的同事们讲述着两年前的探访经历。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平平无奇。

我走进一家医院对面的路边餐馆,点了一盘水饺。老板看上去50多岁,短毛寸、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有些磨损的旧外套,憨厚地笑着招呼每一个进店的客人,虽然话不多,给人的感觉却很热情。

我向他问起对面网戒中心的事,他的临沂方言让我听起来很吃力,以至于有些内容我向他反复确认了几次。我问他,网戒中心是不是关了,他说:“啥?”然后告诉我“没有关”。我问他网戒中心怎么样,他回答说:“这是我们市的‘创业项目’,成绩很好,效果也很好。”

我对“效果很好”表示了怀疑,他见我不信,连忙举出例子,说:“有好些孩子,出来后就不上网啦,好好上学,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又问起电击治疗的事:“这事儿网上传得挺可怕的,真的假的?”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孩子不听话,家长也没办法啊。”“家长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每个月花7000块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他还告诉我,家长会陪着孩子治疗,“治多久就住多久,也很辛苦”。然后,在我的提醒下,他回想起“是有阵子没见过家长们了”。

老板不怎么向客人搭话,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但却很耐心。聊着聊着他端上了水饺和蘸料,12元的水饺,看起来得有近40个,在盘子里几乎堆叠了3层,我没想到这么多,太实诚了。我努力吃,但没吃完。

相比于网络上一边倒的批判,这位店主的意见或许是另一种主流,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好说,但绝不是少数。我问他,电击真的假的,好不好,他答不上来;但他若是问我,那那些家长要怎么办啊,小孩子就知道上网、打架,家长们能做什么啊,我也答不上来。

夜间的康复病区,这张照片拍摄于近期

两年前,我们曾与一些家长接触过,也有一些家长在网络等渠道上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大意是,他们的孩子要完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来找杨叔。而在家长看来,“治疗”并非没有效果,许多孩子也确实是像变了一个人。

03

第四医院附近的一家小卖部给了我另一种答案。店主告诉我,他知道网戒中心关停的事,这事不是最近发生的,有一阵子了。但更具体的内容他不愿多谈。

在路边,我问了一些路过第四医院的市民,得到的答案飘忽不定。光是询问“网戒中心关了吗”,就听到了不同版本的答案。一位大妈告诉我:“没关!就在对面呢,你过去挂号就行。”5分钟后,一名年轻人告诉我,他昨天才知道网戒中心关了,也是看新闻才知道……所有人都不太确定,留下的都是“应该”“好像”之类的描述。

也有一位大叔对我的问题表示困惑:“啥中心?”我说:“戒网瘾的啊。”大叔挥了挥手里的智能手机:“都什么年代啦,还有啥网瘾啊?”大叔花了很长时间跟我讲现在有网络的方便——看东西方便,聊天方便,出门买菜也方便。他说:“不仅是你们年轻人,就连我都觉得‘网瘾’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在临沂,不仅在第四医院周边,我和许多人都聊了聊,问了问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看法。但差不多有半数的人表示根本没听说过,或者听说过国内有戒除网瘾的学校,但不知道临沂这家有什么特别的。

这家当然很特别。在2019年,在世界范围内,“网瘾”是否是病仍然有争论,“电击疗法”是否应该投入临床治疗也没有断论(但社会舆论倾向于不应该)。而在十多年前,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就已经是病,“电击”就已经是“正常”的治疗手段了。

从听说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中,我听到最多的意见是,治疗还是挺有必要的,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治疗方法,他们不太了解,只是觉得或许方法不太得当。他们的理由简单而充分:“那小孩不听话咋办?”“家长也没办法。”“谁愿意花这个钱啊,真没办法了。”

从第四医院离开的路上,我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小哥喜欢晚上开车,因为晚上车少,骑自行车的人也少——白天他们总是乱窜。小哥今天给手机贴了个膜,这个膜与众不同,是今年全新的,与之相比钢化膜都太落后了。贴时将一块胶状物体覆盖到手机上,然后用一个啥机器完成后面的工序。

小哥向我展示了这个手机膜,据他说,这个特别好,“手机贴上这个膜可以用来砸核桃”。于是我问他,那到底能不能砸,有没有试一下呢?小哥说,“没有,还是舍不得”。

小哥对杨永信很不屑,他说杨永信和电击疗法实在是“太丢临沂的脸了”,“哪有这么多人需要治?他完全就是为了赚钱”。说到赚钱,小哥又问我:“你说,我去加盟他们那个贴膜赚得多,还是开车赚得多呢?”我不太理解小哥对手机膜的执着,也不知道这句该怎么接。

04

在网络上搜索“临沂四院”,出现的第一个提示是“临沂四院监狱”,对于一个医院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搜索结果

临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这里就有建城的记录;汉代以后,这里设有琅琊郡,到了东晋,王羲之在此出生,现在临沂仍然有纪念性质的王羲之故居。到了近现代,临沂又是革命老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但在当代,临沂是座很普通的城市,无论是悠久的历史,还是近些年沸沸扬扬的杨永信事件,都没有影响这里人们的生活。从早起的上班族、晨练的老大爷,到夜幕降临时稍微有些拥堵的马路、行色匆匆归家的人们,这些都和其他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我必须时刻想着这趟过来的目的,才能稍微将它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

属于现代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高楼、商圈、广场、步行街、共享单车、电子支付……这些改变在所有的城市发生,临沂也不例外。在全国范围内,“网瘾”都越来越少地被提及了,在过去,这个名词专属于青少年,而现在,全国人民都患上了“网瘾”:父辈们在聚会中也是手机不离手,他们出门也开始习惯使用二维码、网约车。

当“网瘾患者”不再是少数,就不再是一种病,不再需要治疗。

过去,无可奈何的家长、“没有前途”的“病人”、比家长更有办法的“医生”,他们因为各种理由交汇于这座城市,这座医院。现在他们都离去了,个中感受,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都知道,教育也好,人的生活也好,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网戒中心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关闭网戒中心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人与人的隔阂与距离、教育的导向与过度、自制力的缺失、控制欲的失控……这些问题一直都在。

暴力、电击与恐惧,其实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是,解决方案竟比问题本身更残酷。所以这个方案是错的——我们不应该用更大的错误来弥补错误。关闭网戒中心,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在此之后,孩子们、家长们、医生们仍将直面被“错误”掩盖下的那些问题。

那又是另一场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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