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留守青年
像蒋家叔侄和袁桂花这些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同时拒绝被称为“失败者”。
相比于留在村庄，离开似乎更为容易。
离开似乎是乡村青年必然的出路，区别只是还回不回来。
蒋家叔侄决定留下来。
蒋金春回来的时候34岁，蒋斌回村的时候20岁，这个年纪对村里人来说，太年轻了。村里的老人嘀咕，你回来能干什么？没出息。老人看着蒋金春举着手机在村子里四处晃悠，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更无法知晓屏幕的另一端，有超过95万粉丝每天盼着他更新视频、开直播。
“那些有什么用，又赚不到钱，还不如出去打工。”村里的人都相信，只有出去才能挣到钱，蒋金春觉得这已经是村里人的共识，“我们祖祖辈辈都靠砍树木，卖木头和毛竹为生，后来出去打工的时代到了，村里人就都出去打工，大家都觉得待在家里肯定挣不了钱。”
“为什么不去城市？你这么年轻，不出去真可惜。”
贵州大山里20岁的女孩袁桂花，在快手上直播的时候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老让我出去，难道是想看我流浪吗？”桂花半开玩笑半是认真，“虽然大家现在都出去了，但我现在明明能在家过得好，我为什么非要去外面？”袁桂花在快手上名为“爱笑的雪莉吖”，粉丝超过280万，是她老家国家级贫困县天柱县的人口7倍之多。
不知从何时起，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返乡被定义为失败者的选择。留在老家的青年，多少被打上了“在城里混得不好”的标签。
像蒋家叔侄和袁桂花这些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同时拒绝被称为“失败者”。他们通过快手不仅重新发现了乡村，而且重新定义了“留守青年”。
归去来
从江西横峰葛田镇上的一条小道绕上山，转十几个弯才看得到几户人家。镇上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山上还有村子。早田村掩映在绿树间，除了鸡鸣和几声狗吠，村里总是寂寥，也有几分落寞。几个小孩在竹林旁的水渠玩水，老人就在路边阴凉处坐着，偶尔搭话。
蒋金春的家乡就在这里。
名义上村子有一百多人，但平时待在村子里的不过一二十人，村里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小孩，5分钟就可以走完整个村子。
和村里每一个年轻人一样，蒋金春很早就外出打工了。1998年，蒋金春登上从昆明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经过江西之前，火车已经穿过了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打工的人把火车塞得满满当当，蒋金春只能从窗户扒拉进去，在车厢站6个小时到义乌，因为人太多，脚甚至落不着地。
好几年，春节回来，蒋金春口袋里剩不下来多少钱，能揣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回家就很不错了。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比待在村里强。村里没什么挣钱的机会，种地和卖苦力，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但县城的好工作，大家挤破了头，最后也只留给有门道的人。
13年后，蒋金春从义乌回到村子。他从义乌囤了几万元的拉丁舞服装，准备在家开网店卖衣服。借助互联网和物流的便捷，蒋金春终于可以考虑离开城市，回老家生活，陪在孩子身边。
回来开网店的蒋金春，很快就发现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没钱打广告，大量同质化网店，入口渠道很有限，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蒋金春不得不另谋出路。
他甚至特地跑去广州铝合金厂考察，也想过做水泥生意，或跟人学贴瓷砖，但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网店生意不景气，每个月也就卖出去一两千的销售额，货品积在仓库里。蒋金春还得趁晚上，开车在县城拉客，补贴家用。
那两年，妻子看不下去，想让蒋金春去深圳打工。“我老婆说她同学在深圳，做陶瓷生意，一年赚好几百万。”蒋金春拒绝再出去，“住在家里面感觉才是个家，哪怕辛苦一点。”
“我们这地方就是空心村，现在没办法，真的是无奈，”蒋金春算了算自己还能陪在女儿身边的时间，“女孩子18岁考大学出去，你陪伴不了她几年，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我现在能够留在孩子身边，陪伴她成长，在我们这确实是不容易。”
对于蒋金春，回来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他不愿意女儿成为留守儿童。他回家的时候，女儿6岁，看到他们会缩在奶奶身后，睡觉也跟着奶奶。妻子抹眼泪，蒋金春心里也不好受。以前在义乌，想孩子想得受不了了，蒋金春就带着妻子骑摩托车，骑8个多小时，赶300多公里路，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待两天又回去上班。
“我离开孩子，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就觉得不踏实，人就是被逼无奈，才会跟家人分开，能够在一起是最好的。”蒋金春说。
直到3年前，蒋金春通过朋友接触到快手，夫妻俩才安稳地留在了老家。
重新发现村庄
在蒋金春和袁桂花的镜头里，家乡是充满乡村意趣的。
蒋金春时常会画粗眉，眉尾往上翘得厉害，戴着大红珠串，套上灰色僧袍，用黄色胶带把袖口缠了几圈，旁边挂着一个“人生百味”的毛笔字瓦楞纸牌。他坐在挂满毛豆的树前，大口吃喝，拿着酒壶往嘴里倒酒的时候，酒顺着胡子浸湿了胸前的袍子。
更多时候是乡村寻常的生活片段。坐在地上剥竹笋，和家人一起摘杨梅，背篓里背着小儿子去田地里摘西瓜，和村里人吆喝着一起锄草，在家门口烧一锅酸菜鱼，蒋金春在竹林远山里做着格外简单的事情。意外的是，这些场景，被他拍下来，再放在快手上，很受老铁们喜欢。有粉丝留言说，“想起儿时的自己在山里的场景”，“羡慕你那里的天还是蓝的”，“我的老家我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很想念”。
袁桂花所在的天柱县在清水江下游，房前屋后四处是树林。袁桂花抓田鱼、酿竹酒、打辣椒、采莲子的同时，也放牛、背木头、锄草，她似乎是乡村里很平常的姑娘，但又代表了我们对乡村几乎所有美好的想象。
袁桂花总能给人惊喜，她在河边的石头上画水彩画，蜻蜓落在石头上。她做叫花鸡，摘片荷叶，放上腌好的鸡，用锡纸和泥巴包裹起来，在柴火堆里烤2小时，用火种焖2小时。因为很喜欢风铃，她去松林捡松果，削了竹子，用细麻绳捆了松果挂在竹枝上，名为“松果风铃”。她还做猪毛刷把，把竹子削出形状，在竹板上钻洞，跑去猪圈剪一把猪毛，塞到竹洞里，立马就可以使用了。这些视频给她吸引了270多万粉丝。
村庄正在被重新发现。蒋金春和袁桂花在跟老铁们聊天中了解到城里人的心态，那些稀松平常的乡间日常，却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
山里什么都有，山上挖山笋、采甜茶、摘杨梅、酿竹酒，再围上一块地种上蔬菜，就能自给自足。很自然，有的粉丝被这些山货吸引，询问蒋金春能不能买点尝尝鲜。
起初只是帮老铁寄货，需求量越来越大，慢慢就变成了“生意”。
蒋金春在快手上名为“山村里的味道”，有95万粉丝，他的妻子也开设了专门分享杨梅竹酒做法的快手号，也积累了近50万粉丝，名为“竹林生活666”。他们俩一起，通过快手把自家的农货卖光，又帮着其他村民把农货卖了出去，一年能获得近20万的收入。
过去，早田村里的老人上山挖山笋、采甜茶、摘杨梅，卖到山下。杨梅容易烂，一次能拿多少就摘多少，上午摘了，下午拿一篮子走着去山下卖，上下山来回还得俩小时。
村民待在山村里，对市场行情不敏感，销售渠道也单一。村里一个60多岁的老人，挖了几百斤山笋，拿到山下卖又原样拿了回来，眼看堆在家里卖不出去，蒋金春找过去，“我帮你直播问问？”两天后，几百斤山笋都销出去了。目前，蒋金春帮助当地近50个自然村的200余家农户卖出了农产品，其中包括40多户贫困户，有的农户因此一年增收2万多元。
眼看蒋金春的山货生意做得不错，侄子蒋斌受到启发，也注册了快手。去年，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他不得不回到村里。
蒋斌年轻，二十出头，接受新事物快，也爱琢磨。他发现人们喜欢笋干、甜茶、竹酒，但不喜欢葛花茶。摸清市场后，蒋斌有了固定的经营之道。春天从村民那儿收新鲜的春笋，再把鲜笋晒成笋干，一直卖到冬季。到了冬季，能挖冬笋，那时可直接给人寄鲜笋。
山里每个季节都有馈赠。春天有春笋和甜茶，一场雨后，春笋破了土，正好带着锄头去山上挖。夏天有野荔枝、葛花茶和豆角，自家田地还种了西瓜。出去采果子的时候，中午会到瀑布下的水潭捞鱼，把鱼赶到竹篓里，费不了多大劲就能抓到。秋天有野猕猴桃，冬天白雪覆了山，只有竹林还绿着，笋藏在雪和土下，只能靠经验挥锄头。
放在几年前，蒋斌很难想象，自己一个山里人会成为“网红”。他将互联网赋予的注意力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不但养活了自己，还带着村民增收，一个人一年大概能多7000块的收入。每到收货的时候，村民就会提前打电话给蒋斌，热情地邀请他在家里吃饭，有机会见面就抓着他问“这个微信电话怎么弄啊？视频怎么弄？”通常问了过后，还是忘了，下次见面继续问，学会了就可以跟在外地的儿孙视频聊天了。
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撬动了乡村生活，改变了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在之前，飞速变化的城市永远是镜头的中心，5.76亿农村人口是虚化的背景，看不清也看不全。一直以来，和农民相关联的词都是留守、低俗、自杀、喊麦，而定义他们的几乎都是城里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他们拿着手机，随时可以在山林、田间和村里的土路上直播，而快手坚持普惠的价值理念，确实让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普通用户也能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在直播间，农民展示自己的村庄和生活。这一次，他们成为定义者。
袁桂花也是其中之一。
很多事情顺其自然就开始了，袁桂花起初不叫卖自己的农货，只是拍了几个炒腊肉或饮竹酒的视频后，就有不少粉丝私信问她怎么卖。他们加了微信，商量好买什么后，对方就发红包过来，袁桂花就开始寄快递。这种交易方式几乎全靠粉丝对桂花的信任。
在快手上发短视频已经成为袁桂花的日常，每个月直播收入1万多，卖农货月入几千元，可以补贴身体不大好的家里人。慢慢地，她还和家人一起办合作社，租了土地，拉了30多家贫困户，种当地的血藤果。
袁桂花年纪不大，但想得长远。她想过注册商标，“把农产品产业化，拓展渠道”。
她学会用商业思维去思考。“不可能有永远红的明星，做出一款产品出来，形成生产线，以后线上发展不好的话，还有线下的渠道销售出去。”
商业野心萌发而出，压力也随之而来。袁桂花担忧2万多斤的果子能不能卖得出去？如何定价？包装和物流能否跟得上？
这个20岁的姑娘，时常觉得自己力量微小，“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的挑战就是把血藤果卖出去”。
年轻人对村庄的意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离乡是因为在村子里不能够很好地养活一家人，就像蒋家叔侄一样，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村庄。
23岁的杨阳是阿土勒尔村人，这里也被外面的人称为“悬崖村”。村子位于两个大峡谷之间，四周都是陡岩，村民出行都要顺着落差800米的悬崖，攀爬钢梯。
阿土勒尔村的村民基本都生活在贫困线下。因为地理位置极其不方便，村里的年轻人习惯了去外边打工。杨阳19岁的时候就去了广东，在电子厂和工地上打工，月收入三四千。
两年前杨阳回家，正好有公司在村里种植橄榄树，需要护林员，月薪两千。尽管工资是外面的一半，杨阳没有犹豫就留在了家。
即使之前在外面打工，杨阳也只工作5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待在家，不只是杨阳，整个阿土勒尔村的年轻人都这样。“村子毕竟在悬崖边上，出去了每天心里总是不放心家里。即使家里人在悬崖上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也还是会担心”。
在悬崖村，有没有年轻人区别太大了，“在悬崖上，人病了，是完全走不下山的，得有人背下山，一年前，村子里连医务室都没有”。
蒋斌也有类似的感受。回家快两年，他越来越感觉到年轻人对村子的意义。
过去，几个老人，坐在屋子里看电视，或搬个板凳坐在门口唠嗑，看着太阳上山下山，不热的时候下地干活。现在，蒋斌开车下山出村子的时候，会四周问一圈，“下不下山？”
有了年轻人，村里的妇女上街走动更勤快了，去城里逛逛，买些零食水果回家。
也有特别紧急的时候。蒋斌有次在镇上，凌晨2点多接到电话：隔壁奶奶上厕所摔了一跤，骨折了，动弹不得。他马上开车上山，送老人去县医院，“奶奶对我很好，因为从小看着我长大，所以就想尽量帮着她”。
这个奶奶的孩子各自在外面成家，前些时候被查出来患有癌症，还是蒋斌看着她身体不适，饭也吃不下，带她去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时间所剩无几。老人的孩子私下嘱托蒋斌，“老人身体不好，帮忙照顾一下，她想吃什么，就帮忙带什么”。蒋斌建了一个群，群名是“妈妈最美”，他时不时都拍一些奶奶的视频发在群里面。
蒋斌之前觉得年轻就是要出去闯荡，直到母亲生病，才意识到“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前些时候，蒋斌还特意庆祝了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在村里摘了各色鲜花，配上狗尾巴草，用抽了线的粉丝布条系上，送给了妈妈。
回家后，蒋斌能准时吃上家里的饭，以前在外面总是凑合点个外卖。最舒心的事情，就是晚上吃完饭，和爸妈在山间散步，聊聊天，抬眼望见太阳落山，晕染了山间的大片云层，火红、金色、橙黄，不管看了多少次，也会觉得很美。
最近因为要开学，孩子被父母陆陆续续送回爷爷奶奶家。他们碰到蒋金春会说，“哎呀，你在家里真好”。
蒋金春心里不是滋味，越发觉得应该陪在家人身边。“我看到他跟我们在一起变得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自信，我心里就踏实了。女儿之前在我们身边都不说话的，现在也开朗了，会跟人打招呼了。”
蒋金春在快手上拍了很多一家人一起吃饭的视频，小方桌，摆着四五个菜，爸妈和孩子围着坐，互相夹菜。“陪伴，陪伴，我愿意用余生去陪伴，陪伴着孩子慢慢长大，陪伴着父母一天天老去，这也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蒋金春在一个视频后面这么写着。
作者：翟锦
来源：《博客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