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最后的日本侨乡
这是东北方正县最后两个日本遗孤了。
徐士兰胳膊上的疫苗“栽”花，是那个她从未到的“祖国”留给她唯一印记。孙玉琴，只有一份父母留给她的字迹斑驳的遗书。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组成“开拓团”进入东北。徐士兰的父母也在其中。
1945年，日本投降，“开拓团”纷纷试图回国，长途跋涉，体力殆尽，5000多人死于方正，一些走不了的小孩子，就被本地人领回。徐士兰被领到养父母家时，只有3岁。经年以后，有人向她描述当时的状况：她一个人站在方正县一个小戏园，哇哇地哭，一个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恳求，“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她家人都没了，我们也带不了她。”
特殊的历史背影，使得方正这个人口不足23万的县城，有20600人成为赴日华侨，近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也正因为此，方正县成为对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县城。这里拥有堪称中国最完备的对日经济产业链：赴日中介、日语学校、对日婚介……一旦中日关系发生波动，这里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方。几十年来，方正县接纳着中日民间交往的善意，也承受着两国历史伤痕衍生出的纠结。
在方正县城东的炮台山下，有一处独特的园林，名为“中日友好园林”。中国最大的日本人公墓，就坐落在园林内。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曾在2011年对《人民日报》详细介绍过这处“中日友好园林”及公墓的发展历程：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北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大批撤退回国，最终有大约1.5万人集结在方正县伊汉通乡的开拓团本部，寻求回国途径。许多人因为长途跋涉，体力耗尽，传染病流行外加寒冬降临，死者超过5000人。善良的方正县百姓掩埋了已经死去的开拓团民，并收留了许多孤儿。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日本开拓团民尸骨埋葬之地，建立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84年，鸡西麻山地区的开拓团尸骨也迁移到此，在两处公墓的基础上，在方正生活的日本遗孤又修建了一处“中国养父母公墓”，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格局。
洪振国介绍，两处公墓分别设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亡者和逝者，在用字上的差别是经过考虑的。”洪振国在采访中说。
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的序言中写道：“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
现在守护墓园的，是64岁的秀荣。在秀荣看来，这只是一处安静的园林。这处被视为中日友好象征的园子，虽然变成非公开场所，但也经历了中日交往各个时代的往事。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恰逢八十年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大批方正的日本遗孤回国。他们成为方正与日本经济的第一条纽带。这些日本遗孤先是邀请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和亲友赴日务工、探亲、定居，继而开始带动方正的对日产业的发展。
嵩日日本语学校创始人刘伟对《博客天下》回忆，90年代到2000年期间，是方正县的对日经济黄金时代。最忙时，嵩日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同时开两个班还是装不下，就把教室里前面的桌子撤掉，换成小板凳，门口、阳台上都挤着人。家里同时也开着班，轮换着上。方正县的日语学校大多盛况空前。方正县日本语学校校长王东军记得，有些日本遗孤带着家里人，开着四轮子一家子七八口人从村里来上课。
蓬勃的往来也带来了商机。1994年，“侨乡”的定位应运而生。“侨乡”形象塑造深入到广告牌的细节。在侨乡形象工程建设成就中就规定，“主要街道两侧的牌匾、招牌、广告牌、宣传牌都用中日文字双语书写”。
“2000年去办服务业的工商执照，牌匾上没有日本名，是不给批执照的。”一位干洗店老板对《博客天下》回忆，他花了3000块钱做了这个干洗店的牌匾。如今，它是方正同安路上仅剩的几个悬挂中日双语牌匾的店铺之一。
2008年，方正县城北部的日式风情街正式修建，“侨乡”开始收获经济成果。据报道，2009年，方正县外汇兑换在全国县级城市中排名第27，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7亿元人民币，其中，80%以上是华侨华人存款，旅日华侨人均年收入高达30多万。
“出国都出疯了。”出租车司机王旻这样形容当时的县城氛围。那段时间，每到7、8月，旅日华侨便回到这座东北小城避暑。宝马、奥迪、丰田和它们夹着LV包的主人，游走在这个曾经的国家贫困县街头。王旻对《博客天下》回忆，“他们当时在国外整天就是工作挣钱，没时间玩，回国了，那边挣的钱，在这边使劲儿花。当时流行冷饮厅、KTV吧、宾馆一条龙，经常有人让我开车两三个小时随便溜达，啪甩下一张日元，换人民币就五六百，有的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
纸醉金迷，也带来不少诱惑。
“我们假离婚吧。咱俩办出国，为了多挣点儿钱。”王旻妻子和他提议。
王旻说，方正县这样的情况很多。操作模式一般是：女方和原配离婚，通过婚姻中介找一个日本人结婚，拿到日本签证后，再帮男方申请出国。繁荣时，这里诞生了六七十家跨国婚姻中介，如今仍遍布方正县的大街小巷。当然许多是没有跨国婚介营业许可的，只是打着“信息咨询”的名头，招揽生意。
王旻没同意妻子的提议。在他的认知里，“假离婚和真离婚没啥区别，两个人一旦分开就完”。当时，他和妻子结婚十年，“她没让我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服”，他没想到妻子会有这样的念头。但后来，妻子还是背着他去了中介机构，花5万块钱，寻找到了一个日本对象。
“我当时差点儿没拿刀剁了她，我最讨厌背叛。”王旻一字一顿地说。
临出国那天，王旻把妻子的机票藏了起来。他第一次看到妻子哭得那么伤心，又不忍心了。妻子走了，头都没有回。离婚后，王旻单身至今。
没人想到，这段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时代，会在2011年戛然而止。
情绪是一点点累积的。早在2010年，因钓鱼岛主权，中日关系开始转冷。而刚刚兴起的社交新媒体，也推动了民族情绪的蔓延。
2011年，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了新浪微博上：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惊悚的标题引发网友的愤怒，许多人建议将碑拆除，主题为凿碑的QQ群层出不穷，方正县也被斥责为“汉奸县”。刘伟回忆，为了减少麻烦，他外出时都只说“我是哈尔滨的”。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事后对媒体介绍说，“日本人公墓”已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了，后来“中国养父母公墓”的修建，极大地丰富了中日友好园林的内涵。2004年，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在“中日友好园林”内修建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的纪念碑，使得园林的内涵更为丰富。藤原长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到方正县传授水稻旱地栽培技术，使当地的水稻单产翻了一番，方正人又把这一技术传播到整个三北地区。
但多年来，此处埋葬的日本开拓团亡者身份一直不可考，直到2011年，才核实了229人，于是，便产生了这座引发网友热议的名录碑。
洪振国认为，标示有据可查的部分死亡者名录，同时标示对日本遗孤有养育大恩的中国养父母名录，使得这两处公墓的历史感更加厚重，“警示后人，珍惜和平”的价值理念表达得更为鲜明。
但在当时，网友们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一个网名叫“湘军五百”的人，觉得“立碑是一种美化”。看到这条消息后，他在四小时内就聚齐了5个人，湖南的3个，河南的2个，连夜坐火车赶到哈尔滨，5个人会合后，租车赶到了方正县，把一桶红漆泼到碑上去。
“锤子肯定是锤不烂的，只是锤子在上面留下两个印子的话，照片里面体现不出来。”湘军五百从一开始就想到如何借助社交网络传播，他认为，泼了红漆的照片更易于在网上传播。
这便是当年举国关注的“砸碑事件”。
“砸碑事件”后，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转变。
湘军五百承认“这个方法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但他觉得“有意义”——之后有媒体探访，被污损的名录墙已被拆除。湘军五百觉得，这就是意义之一。另据报道，“开拓团”成员姓名搜集工作也已停止。
湘军五百也承认，“这个事情对方正的经济，可能会是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但让我们再选择一次，我们还是会这样做。”
事后，日本《产经新闻》也对此事给予了报道。2011年8月，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友好“的方正县《侨乡文化》杂志也停办。
“中日关系这么复杂，怎么把控？”杂志编委会委员曹松先告诉《博客天下》停刊的初衷。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方正县侨联办办公室主任。他提到，母亲一直嘱咐他：“干这个工作，咱得向着中国，不能向着日本。”母亲在8岁时曾亲眼看到，一个22岁中国男孩倒在日本军官的铡刀下，她吓得紧拽姥姥的衣服，躲在身后，这种阴影，伴随她一生。
随后，方正开始努力淡化“侨乡”的色彩。这个曾经的明星词汇，渐渐在政府会议上消失了。“对侨乡的事，基本上不提了。侨联参加的政府会议，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一起减少的，还有来交流的日本民间团体。曹松先回忆，“以前最多时，一年能接待上千人，有求必应，还热情。现在来团，我们得请示领导，接不接待，要接待怎么个接待法”。
方正县如火如荼的对日经济也开始降温。日语培训学校的表现最为明显。“学生从每个班一百多人，一下就落到三、四十人了”。钓鱼岛问题最激烈时，很多家长觉得“要打仗了”，“不愿意孩子去了”。声音清亮的刘伟压低了声音。眼下她正上课的教室里，早晨八点半的课只来了十余人。读日语的声音和窗外的卡车轧过路面的声音混在一起。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王东军的语言学校，就是靠韩语课迎来了转机。这个2017年成立的语言学校一年能给他带来15万左右的收入。
当然也会有新的困扰。萨德事件激烈时，王东军一上午能收到10个陌生电话，一接听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卖国贼，萨德都指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办韩国这些东西。”
王东军不知道说什么，挂了。
思来想去，他觉得对方说得也有道理，回了一条短信，“有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毕竟靠这个去养家糊口……如果真有一天，中韩打起来了，我反而还会捐资捐物。”
“我们国家不需要你这种卖国贼。”对方硬邦邦地扔来一句话。
王东军被这个事弄得挺上火，但也没什么选择。他想的办法是主动关门。比如，萨德讨论得最热烈时，他把学校停业了半个月；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时，他也关门休息。公开理由是：“学校装修、临时检查”。
他甚至有意回避日本车。“我本来就开外国语学校的，不能再开日本车。”他还订阅了《环球时报》，就是为了能够紧跟时事热点。这种谨慎深入到他日常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学校二楼的办公室，中日韩三国的小旗被整齐地摆在办公桌上，中国国旗被放在最中间。
事实上，日本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后，赴日务工，已不是方正人的最优选择。
“我妹子办的五年多次往返，没有活干，花了好几万块办手续，中介没给找活，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花了五万呢。”方正县德善村的朱秀华说。她今年50岁，梳着马尾，斜背着收钱的包，坐在小卖店的圆桌边。这是农忙之余的村里人常聚的地方。
大家讨论的主题，还是离不了日本。有人讲述通过跨国婚介嫁到日本去的中国女人的遭遇，有人回忆年轻时去日本务工时的经历。
三叔是小卖铺里的常客，他今年60岁，头上泛着花白的头茬，最爱举例的谈资是：早年在日本务工时，最多一个月挣了7万多。
李叔的谈资则是，“我去过日本那个最高的大塔”。他没记住塔的名字，只知道“顶上有大块有机玻璃，一瞅都不敢走”。
朱秀华的女儿去日本已近10年，她在日本的前夫爱喝酒，后来离婚了。日本的永久居住资格是这段不幸婚姻留给她的唯一遗产。但她依然在日本工作，工作内容是把流水线上的货装到箱里，然后打包。下班到家往往半夜一两点，“干活干得手都肿”。厂子管得“可严”，女儿往家里打个电话，得溜到卫生间，但一个月能赚1万多人民币。
随着“日本热”的降温，方正县人的旅日热情已近消失，只有在日本遗孤徐士兰和孙玉琴心里，回去的热情从未消减。
遗孤们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改变。“文革”时，“和日本有关系都挨斗了”。徐士兰说。她亲眼见到自己儿时的玩伴孙景清，因为日本遗孤身份，“戴一个牌子，前面有人打着堂锣，被拉到塞满人的街上”。被批斗后，孙景清变得战战兢兢，对徐士兰也只剩下几个字，“别说了，没用”。
上世纪70年代后，中日邦交进入正常化，日本政府为遗孤打开回日通道。但直到2000年，徐士兰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她的养父已经去世，她特意跑到北京，找到养父的弟弟，才了解了实情。据说，当时父母还留给她一份血书，但世事经年，早已丢失。
了解实情后，徐士兰便想回日本，但这需要寻找到她在日本的户籍和亲人。徐士兰到处求人，找遍了外事办前后几任领导，每有日本访问团来方正，她便一家家“送茶叶”，前后花了20多万块钱。访问团的人听过她的遭遇，有“抱着哭”的，也有信誓旦旦给承诺的：“老太太你保重身体，我们回去马上给你办。”但至今，“信也没有”。
或是保护，或是私心，孙玉琴是在养母临死前才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的。那是70年代。养母说，她妈妈也是一张圆脸，爸爸个不高，叫池田山朴。孙玉琴知道后，每天脑子里就“琢磨就这一件事”。她开始想他们，想去日本一宿一宿睡不着，“树叶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想要落到树根底呢”。孙玉琴对《博客天下》说。养母交给她一份父母的遗书，但字迹已斑驳，无法辨认出日本的亲人和户口。
多年来，孙玉琴去方正县外事办找了十来回，得到回复：“这玩意不好整”。她也先后托付十余名到日本的人去帮她查询户口，都杳无音讯；她还去过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日本驻华大使馆，都毫无进展。
许多媒体来报道孙玉琴的故事。一次，《朝日新闻》来采访后，答应帮她查查日本的户口情况。没想到，《朝日新闻》真的给了她反馈：“这个人已经都过来（日本）20多年了。”孙玉琴这才知道，自己回日本的名额被顶替了。
孙玉琴请教律师，律师表示没有办法。于是，寻找那个顶替自己回日本的人，成为孙玉琴新的生活主题。她今年73岁，点起一根烟，烟雾缭绕在她泛白的头发上空，她的脸上刻满一道道皱纹。
多年后，养母向她讲述的那个离别场景仍刻在孙玉琴的脑海里：父母趴在炕上，一边写一边哭，父亲先推开房门出去了，母亲把烟色的日本小和服扣在孙玉琴身上，也跟着出去了，只留下那封书信。养母使劲儿去拽，也没拽回来。
1945年8月19日，养父在方正县城的广场上，看到了孙玉琴亲生父母的尸体。他们躺在人群中，她的母亲紧紧拽着父亲的脚。他们都再也没回家。
（文中秀荣、王旻、朱秀华为化名）
作者：丁雪
来源：《博客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