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最后的日本侨乡在哪里?

东北最后的日本侨乡

这是东北方正县最后两个日本遗孤了。

徐士兰胳膊上的疫苗“栽”花,是那个她从未到的“祖国”留给她唯一印记。孙玉琴,只有一份父母留给她的字迹斑驳的遗书。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组成“开拓团”进入东北。徐士兰的父母也在其中。

1945年,日本投降,“开拓团”纷纷试图回国,长途跋涉,体力殆尽,5000多人死于方正,一些走不了的小孩子,就被本地人领回。徐士兰被领到养父母家时,只有3岁。经年以后,有人向她描述当时的状况:她一个人站在方正县一个小戏园,哇哇地哭,一个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恳求,“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她家人都没了,我们也带不了她。”

特殊的历史背影,使得方正这个人口不足23万的县城,有20600人成为赴日华侨,近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也正因为此,方正县成为对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县城。这里拥有堪称中国最完备的对日经济产业链:赴日中介、日语学校、对日婚介……一旦中日关系发生波动,这里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方。几十年来,方正县接纳着中日民间交往的善意,也承受着两国历史伤痕衍生出的纠结。

在方正县城东的炮台山下,有一处独特的园林,名为“中日友好园林”。中国最大的日本人公墓,就坐落在园林内。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曾在2011年对《人民日报》详细介绍过这处“中日友好园林”及公墓的发展历程: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北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大批撤退回国,最终有大约1.5万人集结在方正县伊汉通乡的开拓团本部,寻求回国途径。许多人因为长途跋涉,体力耗尽,传染病流行外加寒冬降临,死者超过5000人。善良的方正县百姓掩埋了已经死去的开拓团民,并收留了许多孤儿。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日本开拓团民尸骨埋葬之地,建立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84年,鸡西麻山地区的开拓团尸骨也迁移到此,在两处公墓的基础上,在方正生活的日本遗孤又修建了一处“中国养父母公墓”,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格局。

洪振国介绍,两处公墓分别设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亡者和逝者,在用字上的差别是经过考虑的。”洪振国在采访中说。

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的序言中写道:“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

现在守护墓园的,是64岁的秀荣。在秀荣看来,这只是一处安静的园林。这处被视为中日友好象征的园子,虽然变成非公开场所,但也经历了中日交往各个时代的往事。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恰逢八十年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大批方正的日本遗孤回国。他们成为方正与日本经济的第一条纽带。这些日本遗孤先是邀请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和亲友赴日务工、探亲、定居,继而开始带动方正的对日产业的发展。

嵩日日本语学校创始人刘伟对《博客天下》回忆,90年代到2000年期间,是方正县的对日经济黄金时代。最忙时,嵩日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同时开两个班还是装不下,就把教室里前面的桌子撤掉,换成小板凳,门口、阳台上都挤着人。家里同时也开着班,轮换着上。方正县的日语学校大多盛况空前。方正县日本语学校校长王东军记得,有些日本遗孤带着家里人,开着四轮子一家子七八口人从村里来上课。

蓬勃的往来也带来了商机。1994年,“侨乡”的定位应运而生。“侨乡”形象塑造深入到广告牌的细节。在侨乡形象工程建设成就中就规定,“主要街道两侧的牌匾、招牌、广告牌、宣传牌都用中日文字双语书写”。

“2000年去办服务业的工商执照,牌匾上没有日本名,是不给批执照的。”一位干洗店老板对《博客天下》回忆,他花了3000块钱做了这个干洗店的牌匾。如今,它是方正同安路上仅剩的几个悬挂中日双语牌匾的店铺之一。

2008年,方正县城北部的日式风情街正式修建,“侨乡”开始收获经济成果。据报道,2009年,方正县外汇兑换在全国县级城市中排名第27,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7亿元人民币,其中,80%以上是华侨华人存款,旅日华侨人均年收入高达30多万。

“出国都出疯了。”出租车司机王旻这样形容当时的县城氛围。那段时间,每到7、8月,旅日华侨便回到这座东北小城避暑。宝马、奥迪、丰田和它们夹着LV包的主人,游走在这个曾经的国家贫困县街头。王旻对《博客天下》回忆,“他们当时在国外整天就是工作挣钱,没时间玩,回国了,那边挣的钱,在这边使劲儿花。当时流行冷饮厅、KTV吧、宾馆一条龙,经常有人让我开车两三个小时随便溜达,啪甩下一张日元,换人民币就五六百,有的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

纸醉金迷,也带来不少诱惑。

“我们假离婚吧。咱俩办出国,为了多挣点儿钱。”王旻妻子和他提议。

王旻说,方正县这样的情况很多。操作模式一般是:女方和原配离婚,通过婚姻中介找一个日本人结婚,拿到日本签证后,再帮男方申请出国。繁荣时,这里诞生了六七十家跨国婚姻中介,如今仍遍布方正县的大街小巷。当然许多是没有跨国婚介营业许可的,只是打着“信息咨询”的名头,招揽生意。

王旻没同意妻子的提议。在他的认知里,“假离婚和真离婚没啥区别,两个人一旦分开就完”。当时,他和妻子结婚十年,“她没让我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服”,他没想到妻子会有这样的念头。但后来,妻子还是背着他去了中介机构,花5万块钱,寻找到了一个日本对象。

“我当时差点儿没拿刀剁了她,我最讨厌背叛。”王旻一字一顿地说。

临出国那天,王旻把妻子的机票藏了起来。他第一次看到妻子哭得那么伤心,又不忍心了。妻子走了,头都没有回。离婚后,王旻单身至今。

没人想到,这段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时代,会在2011年戛然而止。

情绪是一点点累积的。早在2010年,因钓鱼岛主权,中日关系开始转冷。而刚刚兴起的社交新媒体,也推动了民族情绪的蔓延。

2011年,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了新浪微博上: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惊悚的标题引发网友的愤怒,许多人建议将碑拆除,主题为凿碑的QQ群层出不穷,方正县也被斥责为“汉奸县”。刘伟回忆,为了减少麻烦,他外出时都只说“我是哈尔滨的”。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事后对媒体介绍说,“日本人公墓”已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了,后来“中国养父母公墓”的修建,极大地丰富了中日友好园林的内涵。2004年,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在“中日友好园林”内修建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的纪念碑,使得园林的内涵更为丰富。藤原长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到方正县传授水稻旱地栽培技术,使当地的水稻单产翻了一番,方正人又把这一技术传播到整个三北地区。

但多年来,此处埋葬的日本开拓团亡者身份一直不可考,直到2011年,才核实了229人,于是,便产生了这座引发网友热议的名录碑。

洪振国认为,标示有据可查的部分死亡者名录,同时标示对日本遗孤有养育大恩的中国养父母名录,使得这两处公墓的历史感更加厚重,“警示后人,珍惜和平”的价值理念表达得更为鲜明。

但在当时,网友们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一个网名叫“湘军五百”的人,觉得“立碑是一种美化”。看到这条消息后,他在四小时内就聚齐了5个人,湖南的3个,河南的2个,连夜坐火车赶到哈尔滨,5个人会合后,租车赶到了方正县,把一桶红漆泼到碑上去。

“锤子肯定是锤不烂的,只是锤子在上面留下两个印子的话,照片里面体现不出来。”湘军五百从一开始就想到如何借助社交网络传播,他认为,泼了红漆的照片更易于在网上传播。

这便是当年举国关注的“砸碑事件”。

“砸碑事件”后,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转变。

湘军五百承认“这个方法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但他觉得“有意义”——之后有媒体探访,被污损的名录墙已被拆除。湘军五百觉得,这就是意义之一。另据报道,“开拓团”成员姓名搜集工作也已停止。

湘军五百也承认,“这个事情对方正的经济,可能会是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但让我们再选择一次,我们还是会这样做。”

事后,日本《产经新闻》也对此事给予了报道。2011年8月,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友好“的方正县《侨乡文化》杂志也停办。

“中日关系这么复杂,怎么把控?”杂志编委会委员曹松先告诉《博客天下》停刊的初衷。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方正县侨联办办公室主任。他提到,母亲一直嘱咐他:“干这个工作,咱得向着中国,不能向着日本。”母亲在8岁时曾亲眼看到,一个22岁中国男孩倒在日本军官的铡刀下,她吓得紧拽姥姥的衣服,躲在身后,这种阴影,伴随她一生。

随后,方正开始努力淡化“侨乡”的色彩。这个曾经的明星词汇,渐渐在政府会议上消失了。“对侨乡的事,基本上不提了。侨联参加的政府会议,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一起减少的,还有来交流的日本民间团体。曹松先回忆,“以前最多时,一年能接待上千人,有求必应,还热情。现在来团,我们得请示领导,接不接待,要接待怎么个接待法”。

方正县如火如荼的对日经济也开始降温。日语培训学校的表现最为明显。“学生从每个班一百多人,一下就落到三、四十人了”。钓鱼岛问题最激烈时,很多家长觉得“要打仗了”,“不愿意孩子去了”。声音清亮的刘伟压低了声音。眼下她正上课的教室里,早晨八点半的课只来了十余人。读日语的声音和窗外的卡车轧过路面的声音混在一起。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王东军的语言学校,就是靠韩语课迎来了转机。这个2017年成立的语言学校一年能给他带来15万左右的收入。

当然也会有新的困扰。萨德事件激烈时,王东军一上午能收到10个陌生电话,一接听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卖国贼,萨德都指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办韩国这些东西。”

王东军不知道说什么,挂了。

思来想去,他觉得对方说得也有道理,回了一条短信,“有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毕竟靠这个去养家糊口……如果真有一天,中韩打起来了,我反而还会捐资捐物。”

“我们国家不需要你这种卖国贼。”对方硬邦邦地扔来一句话。

王东军被这个事弄得挺上火,但也没什么选择。他想的办法是主动关门。比如,萨德讨论得最热烈时,他把学校停业了半个月;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时,他也关门休息。公开理由是:“学校装修、临时检查”。

他甚至有意回避日本车。“我本来就开外国语学校的,不能再开日本车。”他还订阅了《环球时报》,就是为了能够紧跟时事热点。这种谨慎深入到他日常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学校二楼的办公室,中日韩三国的小旗被整齐地摆在办公桌上,中国国旗被放在最中间。

事实上,日本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后,赴日务工,已不是方正人的最优选择。

“我妹子办的五年多次往返,没有活干,花了好几万块办手续,中介没给找活,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花了五万呢。”方正县德善村的朱秀华说。她今年50岁,梳着马尾,斜背着收钱的包,坐在小卖店的圆桌边。这是农忙之余的村里人常聚的地方。

大家讨论的主题,还是离不了日本。有人讲述通过跨国婚介嫁到日本去的中国女人的遭遇,有人回忆年轻时去日本务工时的经历。

三叔是小卖铺里的常客,他今年60岁,头上泛着花白的头茬,最爱举例的谈资是:早年在日本务工时,最多一个月挣了7万多。

李叔的谈资则是,“我去过日本那个最高的大塔”。他没记住塔的名字,只知道“顶上有大块有机玻璃,一瞅都不敢走”。

朱秀华的女儿去日本已近10年,她在日本的前夫爱喝酒,后来离婚了。日本的永久居住资格是这段不幸婚姻留给她的唯一遗产。但她依然在日本工作,工作内容是把流水线上的货装到箱里,然后打包。下班到家往往半夜一两点,“干活干得手都肿”。厂子管得“可严”,女儿往家里打个电话,得溜到卫生间,但一个月能赚1万多人民币。

随着“日本热”的降温,方正县人的旅日热情已近消失,只有在日本遗孤徐士兰和孙玉琴心里,回去的热情从未消减。

遗孤们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改变。“文革”时,“和日本有关系都挨斗了”。徐士兰说。她亲眼见到自己儿时的玩伴孙景清,因为日本遗孤身份,“戴一个牌子,前面有人打着堂锣,被拉到塞满人的街上”。被批斗后,孙景清变得战战兢兢,对徐士兰也只剩下几个字,“别说了,没用”。

上世纪70年代后,中日邦交进入正常化,日本政府为遗孤打开回日通道。但直到2000年,徐士兰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她的养父已经去世,她特意跑到北京,找到养父的弟弟,才了解了实情。据说,当时父母还留给她一份血书,但世事经年,早已丢失。

了解实情后,徐士兰便想回日本,但这需要寻找到她在日本的户籍和亲人。徐士兰到处求人,找遍了外事办前后几任领导,每有日本访问团来方正,她便一家家“送茶叶”,前后花了20多万块钱。访问团的人听过她的遭遇,有“抱着哭”的,也有信誓旦旦给承诺的:“老太太你保重身体,我们回去马上给你办。”但至今,“信也没有”。

或是保护,或是私心,孙玉琴是在养母临死前才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的。那是70年代。养母说,她妈妈也是一张圆脸,爸爸个不高,叫池田山朴。孙玉琴知道后,每天脑子里就“琢磨就这一件事”。她开始想他们,想去日本一宿一宿睡不着,“树叶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想要落到树根底呢”。孙玉琴对《博客天下》说。养母交给她一份父母的遗书,但字迹已斑驳,无法辨认出日本的亲人和户口。

多年来,孙玉琴去方正县外事办找了十来回,得到回复:“这玩意不好整”。她也先后托付十余名到日本的人去帮她查询户口,都杳无音讯;她还去过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日本驻华大使馆,都毫无进展。

许多媒体来报道孙玉琴的故事。一次,《朝日新闻》来采访后,答应帮她查查日本的户口情况。没想到,《朝日新闻》真的给了她反馈:“这个人已经都过来(日本)20多年了。”孙玉琴这才知道,自己回日本的名额被顶替了。

孙玉琴请教律师,律师表示没有办法。于是,寻找那个顶替自己回日本的人,成为孙玉琴新的生活主题。她今年73岁,点起一根烟,烟雾缭绕在她泛白的头发上空,她的脸上刻满一道道皱纹。

多年后,养母向她讲述的那个离别场景仍刻在孙玉琴的脑海里:父母趴在炕上,一边写一边哭,父亲先推开房门出去了,母亲把烟色的日本小和服扣在孙玉琴身上,也跟着出去了,只留下那封书信。养母使劲儿去拽,也没拽回来。

1945年8月19日,养父在方正县城的广场上,看到了孙玉琴亲生父母的尸体。他们躺在人群中,她的母亲紧紧拽着父亲的脚。他们都再也没回家。

(文中秀荣、王旻、朱秀华为化名)

作者:丁雪
      来源:《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