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不然你真可能会瞎
iPhone屏幕上的时间，看不清了。
我一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知道，这并不是只有我才遇到的困境。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其中使用最密集的地方就是中国，高达13亿的手机使用者，位居全球第一。人们平均每天要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大部分人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每天3个小时，而像我这样连续盯着屏幕工作10小时的人，就最终聚集在医院诊疗室的门口了。
医生说，我的状态是最典型的重度失调病例，这是视疲劳最严重的一种形式，也是他最近几年最常见到的病例，如果疲劳得不到缓解，就会发生病理的变化，眼轴拉长，视力下降。每天门诊患者中，好大一部分人的诉求都跟屏幕有关，在极端的案例里，有人为此出现复视做了手术，还有人出现黄斑区病变，甚至灼伤。
医生给我开了眼药水，还有一串非常奇怪的医嘱——认真地休息，认真地远离手机，认真地去晒太阳。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听上去很简单，但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有人能真的做到。
于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我开始研究这件事。我想知道，科技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我们早已熟悉技术光明的那部分故事，它让我们实现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生活，然而，故事还有另外一半，科技也吞没了我们，创造了一种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行为习惯、特有的生活方式，永远在线，永远万物相连，永远新鲜事不断。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占据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又是怎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身体？
我不得不关上手机，这让我意外地发觉，抬起头来看到的世界挺有趣的。我建议正在看这段话的你也试试，只要离开屏幕一下，你就能意识到，周围的世界是多么荒谬——每个人都在紧盯屏幕，无时无地，全体上瘾。
在地铁的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会跟你目光交会，全体乘客差不多都在刷手机，坐着看，站着看，车门打开的时候还在看;在书店，我看到人们坐在台阶上读书，可从旁边走过仔细看，一个姑娘的确捧着一本书，而她正在看的是——书中间夹着的手机;在餐厅，只要你有耐心就会发现，不管最初见面寒暄多么亲切，大部分聚餐的最终结局都是所有人低着头刷手机;最惊心的是，从堵车路段一路看过去，连开车的司机都没在专心，他们堵在路上，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慢慢往前挪……
就算和人面对面，都无法抗拒屏幕的诱惑。在我的编辑部，选题会开始的标志是，人们坐成一圈，象征性地把屏幕锁上，反扣在桌面上，抬头注视着讲话者，但就像时刻挂念孩子的母亲，从放下手机开始数不到20个数字，就至少有一个人伸手去摸手机，低头刷一刷屏幕，从无例外。
创办了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赫芬顿邮报”的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仔细研究了这种技术和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并写成了《睡眠革命》。根据全世界睡眠状况调查，人类原本每天花时间最长的事件是睡眠，而这个数字在智能设备到来之后不断受到蚕食，到了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花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比睡眠时间还要长，95%的成年人在上床睡觉之前会使用电子设备，一半的人会半夜爬起来检查电子邮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接近50%的成年人承认，科技让他失眠。在睡不着觉的晚上，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抱着手机睡觉，而其中的3%则强调，自己必须要天天握着手机，才能睡得香。
那么，我们究竟每天在屏幕前花掉了多少时间？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我找到了开发者凯文·霍尔什（KevinHolsh），他开发了一款叫做“Moment”的应用软件，实时记录每次拿起手机、看屏幕的时间。据他介绍，来自全球的数万名用户中，超过66%的用户每天使用超过2个小时，总体平均每天使用时间是3小时，不过他说，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被使用屏幕时间非常少的用户给拉低了。
在另一份第三方的数据中，全球平均每个人使用屏幕的时间是5个小时。手机占据了我们超过三分之一醒着的时间。苹果公司在更新的系统中也推出了记录屏幕时间的系统工具，细分每一项类别去统计人们的屏幕使用情况。苹果公司CEO库克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试用这个功能的人，然后，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被自己吓到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自己感到羞愧，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库克拒绝公开他具体的屏幕时间，但他一个劲儿强调，自己的屏幕时间多到“匪夷所思”。“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沮丧地说，“事实证明，我错了。”
霍尔什说，在屏幕时间这件事上，大部分人都把自己想错了。他喜欢邀请别人猜测自己每天的使用情况，一大半的人会大大低估这个数字。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我也以为我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我不打游戏，不沉迷朋友圈，也刻意避免自己用手机看视频，但就算这样，在强制自己休息的日子里，我的屏幕时间也竟然不知不觉超过了3个小时。
我注意到，这个庞大的数字很大程度上来自毫无意义的碎片时间。Moment会将每一个“拿起手机”记录下来，在一天的线性图上打一个点，而我一天当中拿起手机次数接近100次，在统计时间轴上，这是一条长长的打点记录，也就是说，我总是忍不住拿起手机，解锁，毫无目的地盯着它几秒到几分钟，然后关上。
事实证明，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习惯。微软的报告称，77%的18岁到24岁年轻人会在做任何事之前先伸手去找自己的手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奥尔特（AdamAlter）研究了这种技术上瘾的现象，在他的调查里，超过59%的人承认，他们依赖社交媒体，如果半小时没有上网查看，他们就会感觉焦躁不安，无法集中精力，在另一次调研中，46%的人还表示，他们无法忍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有人甚至宁愿自己受点伤，也不愿意手机受伤。显然，我们被眼前的这个屏幕迷住了，逐渐上瘾。
屏幕为什么会如此吞没我们的生活，抢走了这么多的时间？在采访了开发者、查阅了数据报告后，我终于开始明白，我们每个人身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根据微软加拿大分公司发布的关于人类注意力的研究报告，在2000年，普通人的注意力幅度是12秒，而到了2013年，人们只能聚焦8秒，“人类的注意力正在萎缩”，但绝大多数科技产品赖以生存的基本，就是用户的注意力。APP设计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吸引用户注意，保持人们活跃在线。所以，一个成功的产品经理的职责，就是在一个又一个8秒内保证用户不会流失，不会退出下线，在8秒内不断向页面释放一个又一个新的刺激点，锁住新的注意力。
这一切细微设计，从医学角度看来，简直就是悲剧现场。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眼睛每分钟要眨15到20下，也就是说，每隔3秒钟左右，眼睛原则上应该有一次不自主的眨眼，这个过程被称为“瞬目过程”。每一次完全瞬目过程，上下眼睑完全覆盖眼球表面，让泪液均匀分布在角膜和结膜上，保持它们的湿润，并且让眼球得到至少0.2秒的休息。
但是，电子屏幕自体发光，并有刷新频率，不断闪烁，这种设计本身就对眼睛是一种刺激，导致它无法实现完全地眨眼，每分钟眨眼次数减少一半，甚至减少至三分之一。更要命的是，页面上还在源源不断跳出新的刺激点，眼球就会不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从一个刺激点接连不断地转移到另一处，在这个移动过程中，眼睛持续保持紧张状态，完全瞬目次数明显减少。
这么一来，眼睛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就被我们的技术设计强行破坏了。这种矛盾就解释了，为什么干眼症从一个在中国原本普通的不常见病，迅速成为患病率飙升的眼科最常见病。屏幕上的这些设计，导致眼睛内膜泪液分布不再均匀，增加了泪液的蒸发。最新的研究发现，屏幕使用最终会影响泪腺分泌，因为泪腺受到的刺激少了，总体分泌量就会受损。我们的眼睛会更容易疲劳，也更容易患上干眼症，进而诱发更多眼部疾病。
世界范围内的眼科医生都注意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眼睛变化。在医学上，这种症状被定义为“视觉终端综合征”（Visual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简称VDTSyndrome）。它会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不同程度的视疲劳，以及干眼症的普遍发作。这种看似并不严重的状态积年累月会影响人类视力，特别是代际视力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估，到了2050年，全球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近视，而东亚地区会更高。
即便是像库克那样自律的精英，也无法在iPhone面前保持理智。按照“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Harris）的说法，这并不是说人类缺乏意志力，只是在iPhone面前保持自律，这怎么可能呢？屏幕对面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的工作目标，可就是跟人类的理性和自律做斗争，破坏这种自律，留住在线的你。
这个琐碎却高频发生的细节，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最大象征，也改变了我们自己。一个眼科医生告诉我，北京城里最稀罕的人物，是眼睛里没有红血丝的成年人。他想了想，自我纠正，其实这么说并不科学，因为现在儿童玩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也在加长，找到这样的孩子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
人们这一行为习惯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商业运作的一部分基本设计。广告主都知道，人们视力所及的地方都是值钱的广告位。知乎在投放广告前做过实验，如果想让路过的乘客注意到墙上的广告，最少需要5秒钟，但是手机软件的命根就是人的注意力，它要随时占据着人的眼睛，完全不会让出这5秒钟。
所以，在北京地铁，广告最贵的地方不是人最多的车厢，而是你不得不放下手机的地方。地铁1号线一列内包车广告的刊例价只有每4周人民币28万元。相比之下，在换乘通道，电梯和步道相交的那部分，是全北京最昂贵的一面墙。地铁1号线与10号线的国贸换乘通道，一侧的广告墙刊例价就达到每4周人民币139万元——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你的眼睛会短暂地离开屏幕，看着地面迈步走上电梯。
那么，医生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吗？
答案是，很难。一位从事眼科临床、科研超过30年的医生告诉我，视疲劳是眼科的一个硬伤，虽然它困扰着绝大多数人，可既没有能缓解症状的药，也没法做量化分析，很多研究也会主动避开这个方向。医学上最标准的对策是工作执行20-20-20原则，每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停下来望向20英尺（约6米）外的地方，看至少20秒。但这样的医嘱很少人能真的执行，她也觉得很无力，只能开一些听上去不那么有效的处方——多闭闭眼啊，用蒸汽熏熏眼睛啊……
文静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眼科医生，主攻小儿眼科和视光学。屏幕时间成为她感兴趣的新课题，目前她已经遇到了6例典型病例，都是由于屏幕时间过于集中导致眼睛的病理性变化。见到她的那天，我们先在外面晒着太阳转了转。北京刚刚迎来秋天，一出门就是湛蓝的天，明媚的太阳。她告诉我，每天能见到太阳的时间就那么十几个小时，要特别珍惜有阳光的时间。
我不由得回想起医生给我的那份奇怪的医嘱，休息和远离手机我都懂，为什么要多晒太阳？难道太阳是治眼睛的药吗？
“阳光对视觉发育的影响，是小儿眼科和视光学领域最热的课题之一。”文静说，大量研究数据证明，太阳光照充足的环境，能够造成周边离焦，减缓眼轴伸长，还能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光谱均匀的日照对眼睛也有保护性作用。
对照太阳和屏幕的光谱，就能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太阳的光谱，是一种连续的全光谱，它拥有不同波段的光，这种光源经过长距离的传递，均匀弥散在我们的眼睛里，温和而均匀地刺激视网膜细胞发育，在过去的数千年里，养护了人类的眼睛。
但电子屏幕释放出的主要是高频蓝光，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在晚间睡觉前刷手机，屏幕上的高频蓝光向大脑神经释放了错误的信号，“现在是白天，不能睡着啊”，这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人类的昼夜调节。
关于光照对视力的保护性作用，医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对照实验。研究者对照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悉尼的华裔儿童近视患病率，两个研究组中都是华裔儿童，所以从遗传学角度看，他们身上的近视遗传特质应该会表现出相似性。可是，对照两组儿童的视力状况，生活在悉尼的儿童近视患病率仅为3.3%，而生活在新加坡的儿童近视率高达29.1%。研究者进而仔细分析了儿童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儿童每周户外活动时间为3.05小时，而悉尼儿童每周户外时间13.75小时。
基于此，新加坡的研究者详细分析了户外活动与近视的关系，共有1249名青少年参与了此项研究，这些孩子的平均户外时间都达到每天3小时以上，但近视组的孩子活动时间为3.1小时，而非近视组为每天3.6小时。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阅读时长、家族遗传等因素后，仅仅是30分钟的户外时间差距，多了这30分钟的小组近视患病率就下降了10%。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运动量也与近视降低密切相关，户外运动的相关性远高于室内运动，也就是说，只有在户外运动才能真正有效预防近视。
在台湾，视力研究者得到了更令人振奋的实验结果。2013年，他们在台湾南部选取了571名9岁左右的小学生参与实验，要求研究组学校的孩子们每天花80分钟在户外活动，不准留在室内。一年之后，仅有8.41%的孩子被诊断出近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照组的邻校的儿童近视率为17.65%。
另一些研究者整合分析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的6个项目组的研究结果，发现比对照组每周增加8.9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降低近视发病率50%，如果是每天增加1小时，可以降低45%。
晒太阳很重要，这已成为视力研究者的共识，光照对于眼睛有保护性作用。尽管人无法治愈近视，但充足的光照能够避免情况更加糟糕。研究者的建议是，儿童需要每天在至少一万勒克斯的光照下待3个小时，能有效避免近视。唯一的问题是，它很难推行。
来就诊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告诉文静，每天户外时间3小时，这怎么可能呢？大家早已过上离不开屏幕的生活了。来找她看病的人，要么是连续打了10个小时游戏的大玩家，要么是同在医院里天天对着屏幕看病例的大夫，还有每次假期之后，那些没空照顾孩子的家长，因为孩子坐不住，只能给他玩iPad，一个假期结束，眼睛就看不清了。
文静说，在许多眼科医生的日常门诊工作里，屏幕时间是一个很明显的主诉，但是这个诱因是很少被人重视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代际传递。相比于父母双方均无近视的人来说，父母单方近视，对孩子的遗传增加概率是三倍;但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提高概率接近六倍，而且这些都是后天发生的近视。所以屏幕给眼睛带来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虽然出生的时候眼轴长度不至于有太大区别，但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他们有更高概率出现问题。
每年到了夏天，很多小升初的孩子会来看近视，他们在诊室里崩溃大哭，无法接受自己一生要与衰落的视力共存。家长告诉文静，小学毕业的时候，班上已经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近视了。而在此之后，他们还将继续面临一个更严酷的世界，永远在线，永远看着屏幕工作。在漫长的代际传递后，或许有一天，人类会像退化了尾巴一样，对眼睛的功能需求也发生变化。
只不过，活在此刻，还是要再争取一下的。为了对抗飙升的屏幕时间，我非常认真地设计了一套战略——我给自己买了一块巨大的白板，在上面用大字一行行写着“保护眼睛”、“不能熬夜”、“视力一去不复返”，加了很多感叹号。还买了一个倒数计时器，我打算践行伟大的20-20-20理论，每过20分钟闹钟就会响，提醒我休息20秒。
事实证明，我可能又输了。当新的工作到来，永不下线的生活重新开始，闹钟根本没有用。考核、绩效、KPI，即便不把它们写在白板上，也在每天的生活里清晰可见，反倒是白板上那几行字，我逐渐又看不清了。医生的嘱咐再次失效，以我的工作性质，休息和远离屏幕都不太可行了，我只能寄希望于写完这些字以后，能走出房间，逃离工作，出去晒晒太阳。
作者：李斐然
来源：《博客天下》2018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