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不然你真可能会瞎

放下手机,不然你真可能会瞎

iPhone屏幕上的时间,看不清了。

我一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知道,这并不是只有我才遇到的困境。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其中使用最密集的地方就是中国,高达13亿的手机使用者,位居全球第一。人们平均每天要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大部分人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每天3个小时,而像我这样连续盯着屏幕工作10小时的人,就最终聚集在医院诊疗室的门口了。

医生说,我的状态是最典型的重度失调病例,这是视疲劳最严重的一种形式,也是他最近几年最常见到的病例,如果疲劳得不到缓解,就会发生病理的变化,眼轴拉长,视力下降。每天门诊患者中,好大一部分人的诉求都跟屏幕有关,在极端的案例里,有人为此出现复视做了手术,还有人出现黄斑区病变,甚至灼伤。

医生给我开了眼药水,还有一串非常奇怪的医嘱——认真地休息,认真地远离手机,认真地去晒太阳。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听上去很简单,但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有人能真的做到。

于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我开始研究这件事。我想知道,科技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我们早已熟悉技术光明的那部分故事,它让我们实现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生活,然而,故事还有另外一半,科技也吞没了我们,创造了一种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行为习惯、特有的生活方式,永远在线,永远万物相连,永远新鲜事不断。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占据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又是怎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身体?

我不得不关上手机,这让我意外地发觉,抬起头来看到的世界挺有趣的。我建议正在看这段话的你也试试,只要离开屏幕一下,你就能意识到,周围的世界是多么荒谬——每个人都在紧盯屏幕,无时无地,全体上瘾。

在地铁的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会跟你目光交会,全体乘客差不多都在刷手机,坐着看,站着看,车门打开的时候还在看;在书店,我看到人们坐在台阶上读书,可从旁边走过仔细看,一个姑娘的确捧着一本书,而她正在看的是——书中间夹着的手机;在餐厅,只要你有耐心就会发现,不管最初见面寒暄多么亲切,大部分聚餐的最终结局都是所有人低着头刷手机;最惊心的是,从堵车路段一路看过去,连开车的司机都没在专心,他们堵在路上,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慢慢往前挪……

就算和人面对面,都无法抗拒屏幕的诱惑。在我的编辑部,选题会开始的标志是,人们坐成一圈,象征性地把屏幕锁上,反扣在桌面上,抬头注视着讲话者,但就像时刻挂念孩子的母亲,从放下手机开始数不到20个数字,就至少有一个人伸手去摸手机,低头刷一刷屏幕,从无例外。

创办了第一份互联网报纸“赫芬顿邮报”的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Huffington)仔细研究了这种技术和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并写成了《睡眠革命》。根据全世界睡眠状况调查,人类原本每天花时间最长的事件是睡眠,而这个数字在智能设备到来之后不断受到蚕食,到了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花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比睡眠时间还要长,95%的成年人在上床睡觉之前会使用电子设备,一半的人会半夜爬起来检查电子邮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接近50%的成年人承认,科技让他失眠。在睡不着觉的晚上,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抱着手机睡觉,而其中的3%则强调,自己必须要天天握着手机,才能睡得香。

那么,我们究竟每天在屏幕前花掉了多少时间?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我找到了开发者凯文·霍尔什(KevinHolsh),他开发了一款叫做“Moment”的应用软件,实时记录每次拿起手机、看屏幕的时间。据他介绍,来自全球的数万名用户中,超过66%的用户每天使用超过2个小时,总体平均每天使用时间是3小时,不过他说,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被使用屏幕时间非常少的用户给拉低了。

在另一份第三方的数据中,全球平均每个人使用屏幕的时间是5个小时。手机占据了我们超过三分之一醒着的时间。苹果公司在更新的系统中也推出了记录屏幕时间的系统工具,细分每一项类别去统计人们的屏幕使用情况。苹果公司CEO库克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试用这个功能的人,然后,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被自己吓到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自己感到羞愧,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库克拒绝公开他具体的屏幕时间,但他一个劲儿强调,自己的屏幕时间多到“匪夷所思”。“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沮丧地说,“事实证明,我错了。”

霍尔什说,在屏幕时间这件事上,大部分人都把自己想错了。他喜欢邀请别人猜测自己每天的使用情况,一大半的人会大大低估这个数字。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我也以为我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我不打游戏,不沉迷朋友圈,也刻意避免自己用手机看视频,但就算这样,在强制自己休息的日子里,我的屏幕时间也竟然不知不觉超过了3个小时。

我注意到,这个庞大的数字很大程度上来自毫无意义的碎片时间。Moment会将每一个“拿起手机”记录下来,在一天的线性图上打一个点,而我一天当中拿起手机次数接近100次,在统计时间轴上,这是一条长长的打点记录,也就是说,我总是忍不住拿起手机,解锁,毫无目的地盯着它几秒到几分钟,然后关上。

事实证明,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习惯。微软的报告称,77%的18岁到24岁年轻人会在做任何事之前先伸手去找自己的手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奥尔特(AdamAlter)研究了这种技术上瘾的现象,在他的调查里,超过59%的人承认,他们依赖社交媒体,如果半小时没有上网查看,他们就会感觉焦躁不安,无法集中精力,在另一次调研中,46%的人还表示,他们无法忍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有人甚至宁愿自己受点伤,也不愿意手机受伤。显然,我们被眼前的这个屏幕迷住了,逐渐上瘾。

屏幕为什么会如此吞没我们的生活,抢走了这么多的时间?在采访了开发者、查阅了数据报告后,我终于开始明白,我们每个人身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根据微软加拿大分公司发布的关于人类注意力的研究报告,在2000年,普通人的注意力幅度是12秒,而到了2013年,人们只能聚焦8秒,“人类的注意力正在萎缩”,但绝大多数科技产品赖以生存的基本,就是用户的注意力。APP设计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吸引用户注意,保持人们活跃在线。所以,一个成功的产品经理的职责,就是在一个又一个8秒内保证用户不会流失,不会退出下线,在8秒内不断向页面释放一个又一个新的刺激点,锁住新的注意力。

这一切细微设计,从医学角度看来,简直就是悲剧现场。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眼睛每分钟要眨15到20下,也就是说,每隔3秒钟左右,眼睛原则上应该有一次不自主的眨眼,这个过程被称为“瞬目过程”。每一次完全瞬目过程,上下眼睑完全覆盖眼球表面,让泪液均匀分布在角膜和结膜上,保持它们的湿润,并且让眼球得到至少0.2秒的休息。

但是,电子屏幕自体发光,并有刷新频率,不断闪烁,这种设计本身就对眼睛是一种刺激,导致它无法实现完全地眨眼,每分钟眨眼次数减少一半,甚至减少至三分之一。更要命的是,页面上还在源源不断跳出新的刺激点,眼球就会不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从一个刺激点接连不断地转移到另一处,在这个移动过程中,眼睛持续保持紧张状态,完全瞬目次数明显减少。

这么一来,眼睛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就被我们的技术设计强行破坏了。这种矛盾就解释了,为什么干眼症从一个在中国原本普通的不常见病,迅速成为患病率飙升的眼科最常见病。屏幕上的这些设计,导致眼睛内膜泪液分布不再均匀,增加了泪液的蒸发。最新的研究发现,屏幕使用最终会影响泪腺分泌,因为泪腺受到的刺激少了,总体分泌量就会受损。我们的眼睛会更容易疲劳,也更容易患上干眼症,进而诱发更多眼部疾病。

世界范围内的眼科医生都注意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眼睛变化。在医学上,这种症状被定义为“视觉终端综合征”(Visual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简称VDTSyndrome)。它会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不同程度的视疲劳,以及干眼症的普遍发作。这种看似并不严重的状态积年累月会影响人类视力,特别是代际视力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估,到了2050年,全球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近视,而东亚地区会更高。

即便是像库克那样自律的精英,也无法在iPhone面前保持理智。按照“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Harris)的说法,这并不是说人类缺乏意志力,只是在iPhone面前保持自律,这怎么可能呢?屏幕对面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的工作目标,可就是跟人类的理性和自律做斗争,破坏这种自律,留住在线的你。

这个琐碎却高频发生的细节,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最大象征,也改变了我们自己。一个眼科医生告诉我,北京城里最稀罕的人物,是眼睛里没有红血丝的成年人。他想了想,自我纠正,其实这么说并不科学,因为现在儿童玩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也在加长,找到这样的孩子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

人们这一行为习惯的变化,甚至改变了商业运作的一部分基本设计。广告主都知道,人们视力所及的地方都是值钱的广告位。知乎在投放广告前做过实验,如果想让路过的乘客注意到墙上的广告,最少需要5秒钟,但是手机软件的命根就是人的注意力,它要随时占据着人的眼睛,完全不会让出这5秒钟。

所以,在北京地铁,广告最贵的地方不是人最多的车厢,而是你不得不放下手机的地方。地铁1号线一列内包车广告的刊例价只有每4周人民币28万元。相比之下,在换乘通道,电梯和步道相交的那部分,是全北京最昂贵的一面墙。地铁1号线与10号线的国贸换乘通道,一侧的广告墙刊例价就达到每4周人民币139万元——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你的眼睛会短暂地离开屏幕,看着地面迈步走上电梯。

那么,医生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吗?

答案是,很难。一位从事眼科临床、科研超过30年的医生告诉我,视疲劳是眼科的一个硬伤,虽然它困扰着绝大多数人,可既没有能缓解症状的药,也没法做量化分析,很多研究也会主动避开这个方向。医学上最标准的对策是工作执行20-20-20原则,每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停下来望向20英尺(约6米)外的地方,看至少20秒。但这样的医嘱很少人能真的执行,她也觉得很无力,只能开一些听上去不那么有效的处方——多闭闭眼啊,用蒸汽熏熏眼睛啊……

文静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眼科医生,主攻小儿眼科和视光学。屏幕时间成为她感兴趣的新课题,目前她已经遇到了6例典型病例,都是由于屏幕时间过于集中导致眼睛的病理性变化。见到她的那天,我们先在外面晒着太阳转了转。北京刚刚迎来秋天,一出门就是湛蓝的天,明媚的太阳。她告诉我,每天能见到太阳的时间就那么十几个小时,要特别珍惜有阳光的时间。

我不由得回想起医生给我的那份奇怪的医嘱,休息和远离手机我都懂,为什么要多晒太阳?难道太阳是治眼睛的药吗?

“阳光对视觉发育的影响,是小儿眼科和视光学领域最热的课题之一。”文静说,大量研究数据证明,太阳光照充足的环境,能够造成周边离焦,减缓眼轴伸长,还能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光谱均匀的日照对眼睛也有保护性作用。

对照太阳和屏幕的光谱,就能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太阳的光谱,是一种连续的全光谱,它拥有不同波段的光,这种光源经过长距离的传递,均匀弥散在我们的眼睛里,温和而均匀地刺激视网膜细胞发育,在过去的数千年里,养护了人类的眼睛。

但电子屏幕释放出的主要是高频蓝光,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在晚间睡觉前刷手机,屏幕上的高频蓝光向大脑神经释放了错误的信号,“现在是白天,不能睡着啊”,这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人类的昼夜调节。

关于光照对视力的保护性作用,医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对照实验。研究者对照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悉尼的华裔儿童近视患病率,两个研究组中都是华裔儿童,所以从遗传学角度看,他们身上的近视遗传特质应该会表现出相似性。可是,对照两组儿童的视力状况,生活在悉尼的儿童近视患病率仅为3.3%,而生活在新加坡的儿童近视率高达29.1%。研究者进而仔细分析了儿童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儿童每周户外活动时间为3.05小时,而悉尼儿童每周户外时间13.75小时。

基于此,新加坡的研究者详细分析了户外活动与近视的关系,共有1249名青少年参与了此项研究,这些孩子的平均户外时间都达到每天3小时以上,但近视组的孩子活动时间为3.1小时,而非近视组为每天3.6小时。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阅读时长、家族遗传等因素后,仅仅是30分钟的户外时间差距,多了这30分钟的小组近视患病率就下降了10%。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运动量也与近视降低密切相关,户外运动的相关性远高于室内运动,也就是说,只有在户外运动才能真正有效预防近视。

在台湾,视力研究者得到了更令人振奋的实验结果。2013年,他们在台湾南部选取了571名9岁左右的小学生参与实验,要求研究组学校的孩子们每天花80分钟在户外活动,不准留在室内。一年之后,仅有8.41%的孩子被诊断出近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照组的邻校的儿童近视率为17.65%。

另一些研究者整合分析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的6个项目组的研究结果,发现比对照组每周增加8.9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降低近视发病率50%,如果是每天增加1小时,可以降低45%。

晒太阳很重要,这已成为视力研究者的共识,光照对于眼睛有保护性作用。尽管人无法治愈近视,但充足的光照能够避免情况更加糟糕。研究者的建议是,儿童需要每天在至少一万勒克斯的光照下待3个小时,能有效避免近视。唯一的问题是,它很难推行。

来就诊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告诉文静,每天户外时间3小时,这怎么可能呢?大家早已过上离不开屏幕的生活了。来找她看病的人,要么是连续打了10个小时游戏的大玩家,要么是同在医院里天天对着屏幕看病例的大夫,还有每次假期之后,那些没空照顾孩子的家长,因为孩子坐不住,只能给他玩iPad,一个假期结束,眼睛就看不清了。

文静说,在许多眼科医生的日常门诊工作里,屏幕时间是一个很明显的主诉,但是这个诱因是很少被人重视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代际传递。相比于父母双方均无近视的人来说,父母单方近视,对孩子的遗传增加概率是三倍;但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提高概率接近六倍,而且这些都是后天发生的近视。所以屏幕给眼睛带来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虽然出生的时候眼轴长度不至于有太大区别,但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他们有更高概率出现问题。

每年到了夏天,很多小升初的孩子会来看近视,他们在诊室里崩溃大哭,无法接受自己一生要与衰落的视力共存。家长告诉文静,小学毕业的时候,班上已经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近视了。而在此之后,他们还将继续面临一个更严酷的世界,永远在线,永远看着屏幕工作。在漫长的代际传递后,或许有一天,人类会像退化了尾巴一样,对眼睛的功能需求也发生变化。

只不过,活在此刻,还是要再争取一下的。为了对抗飙升的屏幕时间,我非常认真地设计了一套战略——我给自己买了一块巨大的白板,在上面用大字一行行写着“保护眼睛”、“不能熬夜”、“视力一去不复返”,加了很多感叹号。还买了一个倒数计时器,我打算践行伟大的20-20-20理论,每过20分钟闹钟就会响,提醒我休息20秒。

事实证明,我可能又输了。当新的工作到来,永不下线的生活重新开始,闹钟根本没有用。考核、绩效、KPI,即便不把它们写在白板上,也在每天的生活里清晰可见,反倒是白板上那几行字,我逐渐又看不清了。医生的嘱咐再次失效,以我的工作性质,休息和远离屏幕都不太可行了,我只能寄希望于写完这些字以后,能走出房间,逃离工作,出去晒晒太阳。

作者:李斐然
      来源:《博客天下》201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