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研究院里的年轻人们
外界常形容微软研究院为“中国互联网圈的黄埔军校”。这所1998年由比尔·盖茨投资8000万美元投资设立的研究机构，曾聚集了创新工场CEO李开复、百度总裁张亚勤、阿里云之父王坚等大咖，进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如果不说，你很可能不知道，Windows、Office、Xbox以及Azure云等数亿人用的产品中，诸多技术创新都来源于此。
这所研究院在中国形成了魔法学校般的神话色彩，在2004年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上最热的计算机实验室”。在2016年前后，新的力量涌现——互联网巨头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国内几十家AI创业公司拔地而起。人们发现，业界公司中从事AI的核心人物大都与这家研究院有着某种联系。
这几年，微软也在推动这家研究院更有烟火气。在研究院成立20年之际，微软CEO萨提亚发表演讲称，研究院的一部分工作是“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平台和服务，可以在我们的云平台中展示和使用”。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商业社会里，智识拥有了前所未见的速度和机会转变为金钱。这一切的变化，都在影响着这家研究院中拥有最聪明头脑的年轻人。但他们的未来和追求，可能超越了金钱。
“万有引力”
经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那片宽阔安静的办公区，你能看到最多的是90后实习生，他们大都是研究院和各大高校联合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生。在闪烁着一行行代码的电脑屏幕旁，他们三五人拿着论文纸聚在一团讨论问题，感觉像是误闯了某所大学的实验室。
对实习生的培养，是微软长久以来的传统，比尔·盖茨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每年都会邀请学生到家里开party。
2007年夏天，秦涛参加微软亚洲研究院“明日之星”实习生项目，一行10多个学生到比尔·盖茨的未来小屋做客。那是一幢坐落于华盛顿州的大别墅，依山面湖，他们在码头附近的草坪上烧烤。美食已经不再重要，52岁的比尔·盖茨被这群好奇的年轻人团团围在中间，他们聊技术，聊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在计算机领域做得更好，探讨现在的环境适不适合创业。
“盖茨非常厉害，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甚至很多数据都记得。当时也有印度学生过去，但是就我们中国学生比较积极一些，可能觉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都想多表现一下吧。”11年过去，秦涛已经从实习生变成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过去20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主体从70后、80后再到如今的90后。与当年第一批实习生在导师带领下，立志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实现论文零的突破，对外传递中国声音的使命感不同，如今吸引学生到研究院实习的因素更加多元化和现实，甚至“装修风格特别符合我的审美”也会是实习生来这里的考虑因素之一。
李博杰是研究院与中科大联合培养的博士实习生。他可能是为数不多从小就和研究院有“渊源”的人。初中时他就鼓捣奥数、上计算机培训班，还曾在“开复学生网”里提问：“以后计算机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李开复在论坛里的回复他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段隔空对话让屏幕前的小小少年激动又开心，觉得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鼓励。
后来，他研究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几位院长，发现他们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培养出来的，还几乎是同样的专业，师从比较接近的导师。“这就给我一个启发，一定要到像微软研究院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做学术，而且在其中积累的人脉也会给我的未来发展提供很大帮助。”
在来研究院之前，李博杰也有过出国深造的想法，但从国内申请卡内基梅隆这样的计算机牛校太难了。很多人挤破头皮去世界前50的大学，但在他看来，“除了TOP20外，我们MSRA比其他排名20-50的学校，研究水平要高一些。”
与李博杰不同，在北航读大四时就拿到联合培养博士名额的吴俣，一直没想过出国，因为“没空学英语”。吴俣高个头，说话干净利落。还在北航念大三时，当时最火的是安卓和iPhone的开发，周边的同学大都在做手机APP，只有他选择做手机输入法，“你能猜出下一个要打的字是什么，看起来更有意思点”。那年，人人网上的聊天机器人小黄鸡突然爆红，这个能听懂人话的东西引发了吴俣更大的好奇心。
要想实现机器人更聪明地和人对话，背后的关键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这是驱使吴俣来到研究院读博士的原因，“之前包括现在，研究院都是中国计算机科研的领头羊”。但吴俣也坦言——来研究院成为一个大牛的学生并不是很吸引他的东西。“吸引我的是，在这个地方待过，有很多人可以成为大牛。”
也有一些实习生是被这两年刚兴起的人工智能热潮吸引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林子钏在和一个学长交流时，听说研究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AI项目。“正好那时候出了AlphaGo，还有一些程序可以在游戏上完胜人类玩家的新闻出来，就觉得AI是一个很酷的方向。”在读大学前，他没有接触过编程，小学和初中“大部分时间在打兵乓球”。
最初，这群走出校门的学生都不免带些仰慕之情，令他们惊讶的是，研究院并没有想象中的师生阶级。刚到研究院，有次林子钏跟一位导师边走边聊天，导师对他说：“你来这里不是要为研究院的人干什么活儿，而是要看看哪些研究员可以帮你什么忙。”
这项延续20年的导师指导实习生的传统，有一个可爱的称呼——“馒头”（mentor）制度：每个研究组都有大小导师，分别负责实习生大方向的指导以及具体的论文细节和实验。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人才培养的脉搏。
实习生王鸿伟明年将去斯坦福做博士后。帮助他联系斯坦福导师的，是在研究院的导师谢幸。“导师和实习生之间的关系都很平等，不像学校，很多老师做派都比较足。研究院很纯粹，不用干杂事，在这里只要安心做研究就好了。”很多次去食堂，王鸿伟都碰到导师在电视前看球，他们就坐下来一起吃饭，聊NBA和足球。
李博杰与导师张霖涛在研究项目的选择上，偶尔会发生冲突，有时候是李博杰被说服，有时候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深入研究后把导师说服。导师张霖涛会对李博杰说：“虽然我有很多经验，但不一定什么都懂，细节的突破口还要靠你自己来思考，我们再交流，再反馈。”
“一言堂”是这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交锋每天都在研究院各个角落上演。研究院有一种可贵的自由，研究员不会用权威驯服人，实习生也不会轻易妥协，彼此之间都享受着智力碰撞的兴奋感。“这里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你周边都是很优秀的人，大家思维都很快，这种讨论是非常愉快、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秦涛说。
研究院还经常邀请业界大牛来做学术分享，虽然如今这样的国际交流已不像20年前那样稀罕，但研究院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专家中既有图灵奖获得者，也有像沈向洋这样的老院友。
研究为何物
20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招聪明的人。沈向洋担任院长期间，提出要招“三好学生”：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吴俣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研究院实习，吴俣参与了第二、三、四代微软小冰的开发。微软小冰是2014年正式在中国推出的聊天机器人，虽收获百万粉丝，但早期问题也不少，耍贫嘴和毒舌功夫厉害，但偏偏不会做数学题，还经常答非所问。当时小冰产品的负责人李笛跑来研究院搬救兵，找到了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里吴俣的导师武威，吴俣就此加入了调教小冰的队伍。
吴俣相信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真的需要“她”，于是自己常到贴吧和微博上去看网友对小冰的评价，不断地改进用户体验。他贡献了聊天回复引擎、上下文理解、深度主题聊天的核心算法。
但对于整个学术界来说，当年聊天机器人是一个新兴话题，这给吴俣带来困扰——论文最初被计算机会议退回来五六次。那段迷茫期，武威带着他逐字逐句地改论文，第一篇论文出结果的时候，他紧张得睡不着，凌晨三点趴在电脑前盯着Email的动静。
那几年，吴俣陪伴着小冰产品团队成长和变化，他说自己现在能更多从历史发展眼光看事物。他承认，学术界的重心现在还是在欧美，“中国论文量是上去了，但质还没有上去，有一种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但他不觉得外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多少。“可能是各个国家评价体系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中国对老师的评价标准现在更追求量，我觉得慢慢会好起来的。”
受研究院氛围的影响，甚至大家的思维更包容了。“包括现在社会上有些批评‘娘炮’的声音，我觉得不应该。就像在计算机这个领域，你要让一些人做理论，一些人做实践，我在这里更享受的文化是大家干吗的都有，可以说没有那么同质化。”吴俣说。
“雷军说中国聪明勤奋的人很多，更要靠顺势而为。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没有特别的天赋，主要是AI火了。在我读博士期间AI火了。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是说除非天才就不能做。”吴俣谦虚地笑了，露出虎牙。在同龄人看来，吴俣已经是NLP领域散发光环的学术新星了。
从学术到烟火气
2012年，对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技术转化都摸爬滚打了一轮后，胡云华决定离开微软研究院去往阿里，之后他又创办了AI创业公司智能一点。
胡云华离开前的五年，国内互联网公司在一些技术上刚有起色，胡云华的专业甚至找不到用武之地，只能在IBM、谷歌和微软三者间做选择。但当他决定离开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天地的变化，甚至当初入职微软面试被淘汰的同期实习生，早就纷纷在国内各公司的突飞猛进中实现了财务自由。
“只有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研究才是最兴旺的。如果到了应该跟产业结合产生更多价值的时候，你还去做这个方向的研究，这个就有点怪了。”胡云华说。
那些年，暴风雨正盘旋在微软上空：智能手机业务被苹果和谷歌绞杀;亚马逊在云服务上率先竖起旗帜;而Windows 8成了微软史上诟病最多的操作系统之一。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部，许多技术无法在中国转化为产品，只能输送到美国总部去，有的纯粹摆着浪费。
2014年，微软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上任，这位印度裔工程师提出“移动为先，云为先”战略，对Windows部门和硬件部门裁员，还宣告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像印刷术那样造福所有人。
萨提亚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世界的理想，也渗透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让研究院更有烟火气。而上任后，他的第一次中国行，除了走访科技精英气味浓厚的北京，还去了深圳华强北，穿行在满是山寨门店的街头，他观察那里蓬勃的产业链，这被视为是微软放下身段的象征之一。
2018年春天的微软人工智能大会上，沈向洋宣布微软要把100项AI技术输送给100家企业，共同开发出100个针对关键行业的解决方案和落地场景。在这种大趋势下，研究院的技术也开始与微软之外的公司结合，落地到更广阔的产业界中。
目前，创新汇的企业会员是每年招募一期，第一期有16家，领域涉及金融、零售、物流、教育、医疗这些典型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企业有的期望“微软的专家资源、为技术升级和应用创新开启更多想象空間”，有的期望微软“为我们探索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一个技术和专家的资源宝库”。
在这种转型的推动下，研究院内部开始发生变化。研究院不再是一个养老院一样的学术机构，更像一家随时流动着的互联网公司。在那些大牛离开研究院的同时，也有来自学术界、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公司的新鲜血液在不断加入研究院。
如今，那些去往全球各公司的院友们，是微软转型中第一批的合作牵线人。比如，现在小米总裁林斌就曾是研究院的高级开发经理，小米的海外业务用了微软云产品，2017年推出的智能音箱同步搭载了微软小冰和小爱同学语音技术。
“这些院友都感谢研究院对他的培养，即使到了所谓的竞争对手那边，也是我们好的伙伴，尤其微软是to B的企业，有很大的合作优势，就像我们现在跟李彦宏他们都有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对记者说。
挑大梁的新新人类
2018年11月10日的20周年院友会晚宴上，沈向洋、阿里巴巴首席架构师王坚、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张宏江、科大讯飞副总裁李世鹏、旷视首席科学家孙剑等院友在北京重聚，大家戴上纪念工卡，互相拥抱、合影、回顾从前的日子。他们就是研究院智识和商业接轨的成功代表。但身在微软研究院这些年轻人看到的，不仅是前辈们经济上的成功，更有技术变现给他们带来的探索更深现实的机会，那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研究的精神。
身在微软研究院这些年轻人看到的，不仅是前辈们经济上的成功，更有技术变现给他们带来的探索的机会，那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研究的精神
空闲的时候，秦涛喜欢在研究院和实习生们一起玩桌游、打球、聊天，听他们分享网上的新鲜事。10年之间，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塑造出了一批截然不同的新新人类，以往秦涛他们更多依赖导师的经验，想法很少，现在有什么新技术出现，这些实习生会更先从网上看到，也有更多的网络公开课去学习人工智能。
“我们组很多很好的成果都是实习生做出来的，他们有些人工作到晚上11、12点，真的很努力很想做好AI，这是一个风口，抓不抓得住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秦涛说。
在研究院的五年间，李博杰觉得自己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第一年他只是想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把代码调通了。AI热潮到来后，他开始思考怎么把论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研究成果到底会不会在行业有影响力。到今年，他开始站在行业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做的系统到底能应用到哪些具体场景中，有哪些共性的问题值得研究。
李博杰的两篇论文已经被两个顶级会议接收，其中一个研究成果能将系统性能提升10倍，用他的话来说：假如把春运火车票抢票的操作视为一次键值访问，运用他的研究成果，就能实现全国人民每人每秒抢票一次。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在100万台机器上部署，這在五年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还是想要留在这里继续做研究，而他也刚闯过研究院校招面试的第一关。
吴俣明年即将从研究院毕业，这几个月他把互联网的大公司都面试了一遍。“节奏最快的是今日头条”，他甚至是在食堂被面试的。虽然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他很坚定的一点是，不会去创业公司，因为觉得自己“不擅长把一件事做到赚钱”。
“现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没到能直接赚钱的程度，比如很多智能音箱第一个月可以打80分，第二个月就只能打20分，没办法真正像人一样对话，技术的硬骨头还需要有人能啃下来。把一个东西做得更好，是我比较擅长的。”吴俣说。
吴俣主动走出了调教小冰的舒适区，给自己找到新的挑战。最近他在研究文本风格迁移，可以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把聊天机器人训练成50岁老男人或者18岁高中生等特定形象。
风口之下，实习生们面临的选择更多了。秦涛感觉，把优秀的人才留在研究院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BAT还有一众创业公司对技术和人才的渴求，确实给研究院带来了压力。人才的抢夺非常激烈，刚毕业的博士到处都抢着要。
秦涛也为研究院面试过很多学生，他感觉虽然他们做研究的能力很优秀，但对做产品开发和技术转化更有兴趣。秦涛觉得，研究终究是一小拨人来做的事，他更希望加入研究院的人是真的对研究院有认同感，真的对技术有追求。毕竟，对这些最聪明的头脑来说，个人获得“财务自由”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还要传承更宝贵的公共财富——研究院的研究精神和传统。
原文有删节
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
作者：唐煜
来源：《博客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