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体面的依靠
小D，女，30岁，在北京某事业单位从事月薪5000多元的合同制的非编制工作。当被人问及何时找对象时，她的回答是“没有合适的”。在她眼里“合适的”，是“北京户口、体制内、收入高”。
小D经常出入大型购物广场，以花呗、信用卡等方式提前消费，每周都会以VIP的身份参加“北京高校单身联谊会”类似的婚介组织。之所以选择透支消费，小D是这样说的：
“有了好的身材、好相貌，才能有机会遇到条件好的（男朋友）啊！”
小X，女，26岁，在粤港澳大湾区某市从事幼教工作，在本职工作外还有外快收入，这让她的收入远超当地一般水平。
尽管收入很高，小X的花销也非常大，“我这几年虽然看起来赚得不少，但开销也大，主要是用来‘投资’我自己了！大学毕业时还不着急，但工作了几年后眼见着身边的人都找到了另一半，老家的爸妈就开始催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大家看起来都一样，可在这里就不同了。广东这有很多有钱的老板，女人嘛，哪个想一辈子到处奔波，谁不想找个条件好的。我刚毕业的时候人家带我相亲，那个男的（相亲对象）是家里开餐馆的，听说有好多家分店了，条件也还行，但人家嫌弃我，说我‘土’。后来我就学会了化妆，买衣服，做美容……我们这边离香港澳门也近便，没事出去转一转，也学会了买奢侈品，包包啦、手表啦……”
她把这些花销视为“投资自己”：“我现在所有的‘投资’都在为日后能找个好男人买个长期‘饭票’做准备，这些花销是必需的，没什么焦虑的，何况我身边好多姐妹也都跟我一样，我们也是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她对爱情的看法就不难想象了：“这个年代还谈啥‘爱情’啊，（女人）不过是找个体面的依靠，我花这么大的‘血本’，就想找个条件好的，毕竟女人可以交换的资本不就是那几年的青春吗？”
小E，男，家境贫困，31岁，北京某“211”大学任教。
小E经人介绍与一女性“闪婚”，妻子经济条件较好，在北京朝阳区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购置了一台轿车，夫妻经常能够出国旅游。
按照小E的说法，“脱离了‘青椒’（青年教师）的队伍，可不用再为一日三餐奔波，现在可以有时间写论文、做研究了。”
他对闪婚的看法也很诚实：“她比较合适，用别人的话说娶了她‘我可以少奋斗30年’。”
上面三个年轻人的事例，来自武晓伟等（2018）的《“隐形贫困”与青年群体生活态度的转变》。我无意评判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毕竟我也没什么资格对他们投以轻蔑、嘲笑、嫉妒、艳羡，甚至怜悯也是一种对别人的贬低。不过他们的例子，也给如今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的原因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至少部分人把婚姻当成过上梦寐以求生活的实现方法，并愿意耐心挑选，以期一击必中。
生活方式还未确定
在《自恋的我们》里我们提到，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让传统的宗教、宗族、地缘乃至血缘纽带都逐渐瓦解了，人们在获得以前从未有过的自由（难以受到任何封建义务束缚）的同时，也要面临自己进行身份认同探寻的问题。
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正如我们在《能花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里提到的那样，通过消费，区分阶层，建立鄙视链，是一种方便快捷的做法。对于小D和小X来说，她们选择过度消费，也不过是为了“投资自己”，与达到她们消费水平的阶层打交道，借机在该阶层甚至更高阶层寻找婚姻机会。
另外一种在世俗生活中获得较稳定身份认同的办法，则是在奋斗的城市入户买房安定下来，就像在《有房有高潮》里我们提到的那样，拥有自有产权、住房面积较大、住房市值较高以及居住在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物业管理较为高级的社区中的居民更倾向于认同自身属于社会的较高阶层。《谁能融入一线城市？》里也提到，在上海奋斗的年轻人倾向于把在上海买房当做从“新穷人”转变为“新人”的标准。
上面例子里的小E就通过婚姻完成了这一转变，在对身份认同感到心满意足后，他也表示“可以有时间写论文、做研究了” 。
上面三个例子里的主人公，是清楚地意识到要通过婚姻改变阶层的，与进入社会还很迷茫的年轻人相比，起码目标明确。
在进入社会后，年轻人还没有准备好结婚，不仅是因为身份认同未确定，就连模模糊糊的想要过上的那个“幸福生活”，究竟如何，怎样达到都没有数。别说我们这代人了，中国刚进入现代社会的几十年前，也有这样的年轻人。下面这份表格，其实是一副黄永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作品，就表达着这种迷茫，瞧瞧，“生活方式还未确定，几乎没有思想倾向”。
年轻人会觉得自己时间还多，可以趁机多谈恋爱，多变换工作乃至多次搬家寻找自己适合的城市。乐观点看，在青春与时光的碰撞中，说不准机会就来了；悲观点看，像我们在《我的工作就是一坨狗屎》里说的那样，很多工作都是让人难以忍受，年轻人待不住好裸辞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段时间的年轻人，可以远离父母，没有家庭的约束，也不用承担对配偶的责任，也是生命中难得的自在时间。这短时间不充分尝试，难道还要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再尝试吗？
这种年轻时的迷惘与尝试，也不免会推迟结婚年龄。
像小D与小X这样的尝试，代价是过度消费，乃至背上消费贷，最终能否钓上金龟婿则仍很难说。而另一条似乎更为大众认可接受的道路，则是通过个人奋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可是这结果依旧难说。
就像我们在《谁能融入一线城市？》里举到的例子，闲暇时间让新穷人感到空虚、无助，加班让他们心安。他们认为加班能让他们升职加薪，成为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人，可是他们在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应变能力等上也没有优势，职业发展也因此受限。
这么说已经很温柔了，还是坊间段子比较直白刺耳：年轻人，你看见你老板那辆最新款兰博基尼了么？只要你踏实肯干，全身心投入其中，力求卓越，那么明年你……老板还能再买一辆。
结婚成本增加，推后初婚年龄
写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不满意了：“我也就是想过上和和美美的小日子，也妹想着要阶层跃升啊？我要求可不高啊？你这把我写得也太功利了吧。”
事实是，如果你想在就业的城市安顿下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其难度和阶层跃升差不多。像上面提到的在上海从“新穷人”到“新人”的转变是买房，然而《有房有高潮》里也提到，大城市里逐渐形成了以房产价值为基础的阶层认同。
而另一方面，如果从男性视角来看，正如《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是“赚钱”吗？》里提到的那样，是从1979年到2000年以后，婚姻中男方家庭更为富裕的比例明显上升，传统的“上嫁”式婚姻——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方迎娶家庭条件比自身差的女方——逐渐回归。
对于大部分男生，他们需要更好的经济条件，也就不得不推迟婚期以时间换取财力的积攒。
王樱洁等（2018）在《婚姻成本：中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出现之因》里对城乡已婚男性的调查研究发现，结婚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中国城镇和乡村青年男性被动推后初婚年龄。而且相较于农村样本，城镇样本中结婚成本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要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结婚成本远高于农村居民结婚成本，城镇男性青年在结婚成本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所导致的。
这篇文章的一个缺陷是只调查了已婚人群，并未触及农村大量因找不到媳妇而“打光棍”的人，所以显得城镇样本受到结婚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不过不管怎么说，结婚成本升高要为男性初婚年龄推迟背一口大锅。
这也对应了上面提到的，年轻人迷茫，需要几年尝试，因为不尝试的话，也不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途或更高的教育水平，连积攒足够的财力也做不到。
像上文中的小E，就是想做研究，又不想为生活所迫，能够找到让他“少奋斗30年”的对象，对他来说是一种幸运。如果不是这样选择的话，原本农村出身的他，想要在博士毕业后，依靠较为清贫的“青椒”收入，怕是又要等很多年才能结婚。
这项研究中还提到：受到中国文化性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文化会导致父母在替子女承担更多的结婚成本之后，子女的初婚年龄会提前，这样会相对地消解结婚成本对青年人进入婚姻的推迟作用。
你父母为你出钱，你就能更早结婚——联想到《有房有高潮》里提到的“住房获得向依靠家庭经济能力转变，家庭财富差异成为年轻世代住房分化的重要因素”，简直是太真实了。
发展还是婚姻？女性不能承受之重
以上是男性视角的被动结婚推迟，而对于女性来说，结婚，以及结婚后一揽子计划里的生孩子，对她们的个人发展并不利。
《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是“赚钱”吗？》里也提到，生育孩子能显著降低女性就业的几率。想到我朋友圈里多名职业女性生了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微商，我的内心就很难过——这都是事实。不用提别的，就单说每隔两个小时孩子就要哭着喂奶，如果丈夫或其他人不能帮助照看孩子，那么无助的母亲只能逐渐沦为家庭主妇了（这也是丧偶式育儿的可耻之处）。
近日，人社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也确实把女性的产假当成需要避免的成本，在面试时容易问及女性的婚育情况。这一规定一出台，企业怕是会想出其它办法规避此项成本，造成女性就业更为困难的现实。
所以如果注重个人发展，女性的最好策略还是晚婚晚育，她们为事业牺牲个人家庭生活的代价是男性想象不出的——看看世界各国女性搞成领导人里有多少是终身未婚未育就可以管窥了。
而对于文章开头的那种靠婚恋阶层跃升的例子，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这段话在这里又可以用上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种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的阶级关联比男性要少。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它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
也就是说，在男女并不平等的社会，弱势的性别更有可能通过婚恋跃升阶层——本文开头的小D和小X便有着这样的打算。当然，这不能说男性就没有这种想法和可能，小E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我国社会的男女平等现状显然还有进步空间，女性通过婚恋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这也需要女性挑挑拣拣，等待时机，包装自己——显然也更容易导致晚婚。
晚婚与幸福感的关系
当然，晚婚可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无须把这件事想得很丧。这些都是权衡利弊后大家的选择，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也没有资格同情——我本人也身处漩涡之中。相比起来，文章开头的三位目标坚定，也没有时间自怜自哀，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力量是很强大的。
在个人发展上，都有自己的选择，那么婚姻往人生清单后面放也很正常了。除了上面提到的需要时间多尝试、需要谋求发展等之外，还有要得到更长的受教育年限。
《婚姻成本：中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出现之因》里就提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初婚年龄越晚。
这篇文章的推理是，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往往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本，最终影响的是子女的教育获得，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越多，因此子女初婚年龄越大。
教育也能在其他方面推迟年轻人婚龄，这可以另开一篇文章详述了，如果您有兴趣，请给我们点个“好看”或是转发本文，不胜感激。
如果一个人25岁研究生毕业，在社会上尝试5年能做到职业稳定，或是为结婚积累财力，或是在挑选结婚对象，那么初婚年龄也要到30岁了——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是32.4岁，想来也是差不多。
其实，推迟结婚的这段时间，也正是年轻人获取社会资本的时间，要抓住这段难得的自由时间好好发展，以后才不会遗憾，晚婚甚至还会是件好事。
李蔓莉（2018）在《“初显成人期”：阶段特征与累积效应》里提到，在她的调查样本中，平均最高教育年限到第一次工作的时间间隔越长，个体成年后的收入越高，每增加一年，收入将提高29.69%；同时，越晚结婚的个体，在成年期的收入越高，每晚一年结婚，收入将提高22.14%。
然而在同一篇研究论文中，样本平均教育年限到进入婚姻的间隔越长，或者说婚期越晚，幸福感就越低。
文章对此的解释是，婚前的积累阶段越长，积累越多，越有利于婚后的的客观经济地位。但是，如果因此越拖延结婚，让结婚年龄相对越晚，越不利于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具体到个人身上，该怎么利用乃至要不要延长结婚前的大好时光，是否要选择更早一点结婚，就变成了需要权衡的问题了——小心翼翼才能得到一个平衡，结果大抵也是食得咸鱼抵得渴。
最后，一个因为种种原因连对象都没有的人，还是送上萧伯纳那句丧气满满的话：“想结婚的就去结婚，想单身就维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会后悔。”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