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陌生人
我们只能先从照片上认识一下这位先生了。
头发是花白的，据说不到40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颜色。人很清瘦，斯斯文文，据说一辈子体重没超过过100斤;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表情多数时候都是淡淡的，据说他的一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么淡淡的，一生中经历山河破碎，生离死别，久别重逢，乃至最后的死亡，据说都是淡淡的，鲜有特别激动的时刻。
我们只能在一则又一则“据说”里了解这位名叫“朱西甯”的陌生人。他是1949年随国民党赴台的200万人中的一个，凭借早年的才气，他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中三剑客”之一，曾深受有着“东方隆美尔”之称、后被蒋介石软禁半生的孙立人将军的赏识。对此岸的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站错了队伍的人。对彼岸的台湾来说，他是“那边来的人”，是从不被欢迎的人。原以为一切都是暂时的，可这一暂时就是一代人全部的一生。人生的前半段就是歌里唱的，“归去来兮，老友将芜，老友将芜，一去便不堪回首，转眼就白头。”
人生的后半段，他娶了台湾客家妻子，有三个漂亮的女儿，特别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在声名上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他和张爱玲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被张爱玲称作“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后来结识胡兰成，在对方狼狈落魄之时不顾周围人的攻讦反对给过他一段接济。他还是后来对台湾文坛影响深远的“朱家客厅”的大家长，是后辈们的燃灯者，扶植和挖掘了众多台湾作家。
但是作为小说家本身，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他的书写一直未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和对待。
刚刚过去的10月，他早期的两部作品《铁浆》、《旱魃》由理想国出版，月底的首发仪式上，出版社给出了“民国最后一位小说家”和“小说家的返乡之路”的标题。民国已远，回家的路也很漫长，1949年一别，对这个祖籍山东、生于江苏、死于台湾的小说家来说，借由半个世纪前的文字还乡，中间有一道必经的手续，繁体要变成简体，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山河早已不再是旧日的山河，但故乡的痕迹又无比顽固，比如朱西甯笔下会写“棒子棵”、“肚子上的痞块”，而不是“玉米秸秆”和“肝腹水”，再比如表达愤怒的时候，一生都不会大声讲话的朱西甯写在小说里的是更粗野更乡土更下流的“日你姐”，而不是台湾话里我们听起来软软糯糯攻击力大减的“干你娘”。
台湾作家刘大任第一次读《铁浆》时惊叹于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那是台湾近乎失传的“灰色传统”，单纯的怀乡文学里会有诸多“古老的大河流淌在中国的北方”之类的句子，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和抒情，朱西甯不同，他的写作里有批判，有反省，有作为书写者必须的冷眼旁观，他同情笔下人物经历的命运悲苦，但也不掩饰他们没有知觉的愚蠢麻木。
有目光更毒辣的人。1965年，几经辗转，当时流离中的张爱玲给朱西甯寄来了第一封信，她评价朱的写作—“《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
一个小插曲是，9年之后，也在流离中的胡兰成在朱西甯处读到这封短笺，叹息说，“还是张爱玲顶会看文章。”
失去和错过的总该有重逢的时刻，今年是朱西甯过世20周年，旧书出版的同时，天文天心两姐妹来大陆拍摄关于父亲的纪录片，10月26日，一行人去北师大采访朱西甯的同乡莫言，说了很多很多之后，有那么一刻，莫言对着两姐妹突然松弛下来，笑了一下说，“咱们三个写得都不如朱先生啊。”因为这层关系，62岁的朱天文和60岁的朱天心内心都有种迫切，这次她们在北京见老友章诒和，深秋的北京枝叶飘零，章诒和说起“我们啊，都是替父辈不平的女儿们”，这句话一出口，一屋子人一下子都眼眶红红，压不住内心情绪的时候，“女儿们”会把手抓到一起，“他们那一代，一个比一个有才气，一个比一个有故事，一个比一个有梦想、理想，一个比一个热血。要是不提，就全部水无痕，就全都没有了。”
乡关何处的哀苦纠缠了那200万人的大半生，朱西甯没有特别。天文天心姐妹称呼他“大大”，因袭老家的叫法。在台湾有年春节，朱西甯不知从哪里翻出一个炭炉子，除夕夜一家人围着炉子烤年糕，满屋子的炭烟和焦香，他连连叹息着对妻女说，“这才像我们老家过年，才叫年味儿。”类似的场景在天文天心的记忆中数不胜数，逢年过节，他总会给家人说起旧时家乡风物，梨和枣子多大多香，山楂多红，桑葚多甜。
在很小的时候，朱天文和朱天心就有模模糊糊的知觉，自己的“家乡”和父亲的“家乡”并不等同，她们睁开眼看到的便是台湾，父亲却要用大半生的时间去熟悉，去习惯，去梦里不知身是客。
来源：《人物》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