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斗战胜佛
“我像狂人吗？”
汪建平静地反问。在他左手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和一座他提前为自己订制的玻璃“墓碑”，上面刻着“汪建精彩人生（1954—2074）”。他打算活到120岁。
有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在传记《钢铁人马斯克》的一开篇，伊隆·马斯克和记者艾胥尼·范思在硅谷一家高级餐厅共进一顿冗长的晚餐，就在快结束时，马斯克向范思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认为我是个狂人吗？”
在中国的语境下，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的“幻想”与“疯狂”大概不输马斯克。11月7日，汪建一共接受了《人物》12小时的采访，又用了另外3个小时开董事会。距离深圳市中心单程30公里的华大总部是一座被工业园、沙县小吃、五金店、洗浴城、物流园、炒冷面包围的极其朴素的大厦，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机构的心脏。
此前，汪建曾在更具现代感、以梯田状建筑为主的国家基因库接受《十三邀》许知远的采访，两人沿着呈DNA螺旋状上升的阶梯向前。许知远瞥到下方一楼大厅里竖立的猛犸象雕塑，上面印了四个字：永存永生。许知远问，“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别的象代孕不了它。”听起来毫无玩笑之意。
即便还没能再造猛犸象，汪建也已创造了许多可被视为辉煌的成就：19年前，汪建和华大最初几位创始人以民间身份争取，最终代表中国参与和完成了占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工作量的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破译工作。2003年在SARS爆发期间，这个刚成立4年的民间科研机构在国内第一个破解病毒样本的基因组，又在随后15年间先后完成“水稻基因组”、“炎黄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等项目。去年7月，华大下属的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市值最高时超过千亿。在生命科学被视作将全面深刻影响人类生存面貌的21世纪，汪建和华大是人们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无法绕过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汪建是技术理想国俱乐部的一员。他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麻烦和痛苦。他希望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从减少出生缺陷、预防治疗疾病和更广阔更具想象力的角度，使得“人类掌握生老病死不是梦想，每个人都可以一百岁不封顶”。
对于汪建来说，他想要对抗的大目标是时间，以及衰老降临的速度。在通往大目标的路途上也有一些小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SARS期间。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颜光美，是汪建在湘雅医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也曾是广东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的成员。据颜光美回忆，当时从SARS病人身上抽出的血作为珍贵的资源被封锁得很厉害，占有血液样本的人员“就讲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我排第几，你排第几，就是这么一些事情在搞”。
与此同时，汪建却四处寻访病毒样本而不得。当汪建得知颜光美要参加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为了解内部信息，他决定假扮颜的助理混进会场。谈不上意外，会议还没结束，汪建就因为“非常大的脾气”而被识破。
他在会场“炮轰”各方各自为政。颜光美说，“他们（华大）只要拿到了这个东西，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出来，你解出这个结构，马上可以把疫苗做出来……最终想要做出来以后，老汪他们完全为人家打工，名字你都不要署……也符合老汪一贯的风格，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才不在乎什么名利什么事情。”
对于汪建来说，现实的名利远不如“斗”和“赢”所带来的快感重要。最终汪建从与他交好的北京军科院那里获得了病毒样本，但还是晚于美国4小时读出病毒，这成为长期处在竞赛状态的汪建抱憾的事例之一，“就晚了洋人几个小时啊！”
几乎每一件小事都可被他上升到“斗”的层面。今年64岁的他看起来非常强悍，极度乐于展现自己的体能。他几乎会在接待每一次采访拍摄时都在工位的吊环上做引体向上，并享受来访者的惊讶和赞叹。做完18个引体向上后，他解释，“我现在是很简单，每年增长1岁，增加1个。比如2018做18个。明年是2019年就做19个。”
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怎么比我还疯狂”的特质的吸引，王石与汪建成为至交，两人常常一起登山。但与强悍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汪建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在进行登山活动时身体极度脆弱。
2010年，56岁的汪建决定与王石、自己的学生陈芳等人从珠峰南坡登顶。那时他刚刚因滑雪而腿部受伤，在陈芳的描述中，“脚又是瘸的，又高原反应，胃肠道反应，上吐下泻的，还得‘嗑药’（服用中枢镇咳类药物）。”夜里所有人被汪建咳嗽的声音吵得睡不着，“王石主席就一直吐槽，说夜里根本就没法睡。”
糟糕的身体状况，让汪建连登山前的适应训练也无法参加，“他每天就跟个旱獭一样，坐在这个营地门口，晒着太阳，然后拿个望远镜，看着很远另外一个山上的小黑点—我们在那儿训练。”
作者：安小庆
来源：《人物》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