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彻夜在桑巴的旋律里舞动
“他们彻夜在桑巴的旋律里舞动，他们未曾感到疲倦，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来到了我们的城市里约，他们会不知疲倦地在桑巴的旋律里舞动……”
狂欢的气焰
在里约热内卢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降落，将甜面包山和瓜纳巴拉海湾的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一座结合了两种极端的城市，平整开阔和斑驳陡峭兼收，富庶丰饶与赤裸贫穷交错，闲适消遣与紧张失序并置。
历史学家玛利亚·费尔南达在《城市中的帝国》一文中写道：里约早已习惯在高度紧张中生存，民众对频繁的夜间打劫、光天化日下的聚众滋事和毒品交易见怪不怪—此一极端作为彼一极端的基石，混乱失序成为庸常状态后，反倒塑造了城市居民闲适冷漠的个性。
这听上去或许与巴西人惹火、热辣的标签不相符合，却是另一层面的真实：当警察在韦吉加尔贫民窟与抢匪、毒贩火拼之时，瓜纳巴拉海湾的闲散人群仍旧沐浴在一片晴好之中。在蒙特内格罗街街角，著名的依帕内玛女郎咖啡馆内，依然有人对就近发生的喧嚣不闻不问，专注于艺术家眼中形形色色的“人间观察”。
也许，正是里约人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机摆动的潇洒个性，才造就了这个以“狂欢”驰名全球的不夜之城。在巴西记者鲁伊·卡斯特罗的笔下，里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行驿站，也非多愁善感者对“生活在别处”的妄想寄托，它是一座融合之城，而非仅仅是一个集合体。
他们是被巴西这片阔土上广泛存在的“无国籍主义”深深感染了。
以始于16世纪中期的移民经历为例，在里约的短暂停留，使这些生性严谨古板的欧洲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举手投足间反倒夹带着里约人特有的冷热不定。他们是被巴西这片阔土上广泛存在的“无国籍主义”深深感染了。
当你背着旅行包行走在里约街头，大可不必对随处出现的各界名人及他们随性散漫的作风大惊小怪。之所以将里约称作融合体，最根本的基点在于狂欢状态的日常化：人人均可享受漫步街道的乐趣。
对于里约人而言，复杂荒诞的现代感一一舒展，最终展现极致单纯的面貌。无论是普通民众或社会名流，休闲装扮永远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就连用于日光浴和餐后散步的沙滩，也能被里约人简化成露天的集会场所。这亦是一种理所当然：对他们而言，所有休闲活动都理应发生在户外。
如果说本雅明借着波德莱尔这面棱镜，洞见了巴黎人的陌生和震惊，那么里约人则会从街道和海滩，看见纵情狂欢的可能。他们积极融入、踊跃参与，是适应和乐享，而非失所与流离。
溯源狂欢节
不了解狂欢节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巴西、了解里约的。
狂欢节在复活节前47天，每年的狂欢节日期都不固定，一般在2月中下旬。但由于复活节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故狂欢节必定在周二举行。尽管狂欢节被定格在南半球夏日的一个具体日期，但巴西人为迎接它的到来，总会花费数月时间做准备。桑巴舞校的选拔、彩车游行的排演、狂欢节时的城市之主“莫莫王”的选拔，都须提前筹备。
1502年，当葡萄牙人首次登陆南美土地时，迎接他们的是赤身裸体、围聚成群、纵情歌舞的原住民—托比纳巴族印第安人。彼时的手舞足蹈，或许已为日后声名远扬的狂欢埋下了伏笔。在巴西1889年获得独立前的近400年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曾轮番争抢这片土地。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但宗主国的移居者也注定被原住民的热情奔放“驯服”。
在巴西本土，狂欢节的形式直到19世纪末才逐步固定。在此之前，它经历了数次曲折发展。
17-18世纪，巴西处于葡萄牙的统治之下，狂欢节文化与恶作剧相连。城镇居民中的一半与另一半互相扔垃圾，臭鸡蛋、烂白菜充斥着整个巴西。这时的狂欢节是对压抑的不满情绪的宣泄。这期间，居民闭门不出，除了害怕被秽物砸伤，还因为在节日过后，以肺炎为主的传染病会在城中肆虐。
据说，直到1840年，这项粗俗的狂欢节风俗才在新贵族的努力下被逐步废止。巴西新贵族们从较为文明的威尼斯狂欢节中汲取灵感，将华尔兹、波尔卡、四对方曲式引入舞会。这一时期，对音乐和喧闹的张扬，促使了狂欢俱乐部的出现;彩车游行有了雏形，与现今的区别在于，车上搭载的不是能歌善舞的桑巴好手，而是清一色的妓院裸女—她们承担起激发民众参与活动的重任。
直到这时，狂欢节仍然效仿西方模式，是白人移民群体中的风俗。大批经由奴隶贸易来到巴西的黑人，尽管不能享受狂欢节，但他们有“卡多斯舞节”的传统。来自不同地方的民众组成各自的舞队，他们戴着面具、身着奇装、手持队旗，沿街斗舞并展开激烈的夺旗大战。以卡多斯舞节为雏形，日后的狂欢节有了两种发展方向，其一是桑巴舞校的斗舞;其二是以面具和奇装为特色的小丑，流窜在狂欢节的街头，趁机实施恶作剧。
狂欢作为一种仪式，其对抗的是庸常、理性、审慎和节制。
不同人种共同狂欢的先例，在19世纪末终于出现。黑人社群中组织涣散的卡多斯舞，逐渐转变为舞步更规律、组织更有效的兰科斯舞。舞队中始见底层白人和印第安人的面孔。
20世纪初，里约狂欢节走向“文明与现代”，一改过去的粗暴。乱扔垃圾的风俗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香水、糖果和彩带。1900年，狂欢节有了专属的节日主题歌《给我让路》，沿中央大道的狂欢车队诞生。
桑巴作为当代巴西狂欢节的代表性节目，在2016年迎来了百年诞辰。桑巴同时象征着异族人之间的平等友好。1916年，由一位黑人女性与一位白人男性共同创作的第一首桑巴《电话情歌》灌录发行。随着这首划时代作品的诞生与传唱，巴西拥有了独特的桑巴曲式，狂欢节也正式由黑人、白人所共有。
俯瞰狂欢节
唯有剥除音乐、舞蹈、游行和面具等形式性要素后，狂欢节的致命吸引力才浮出水面。
每年2月的里约，近20万全球游客蜂拥而至，只为沾染些狂欢节的氛围。他们被大巴车成批送往体育场，那里日复一日上演着热烈的桑巴表演。尽管羞涩矜持的异国旅人不能立即放下原生文化习惯，加入抖动肚皮、扭摆腰肢的队伍，但他们也一定会选择作为旁观者，见证狂欢时刻的发生。
远在近代旅游业成型以前，最原汁原味的狂欢节活动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狂欢作为一种仪式，其对抗的是庸常、理性、审慎和节制。人们借助起舞、呐喊、歌唱或是纵情饮酒，进入“忘我”状态。这是对既有道德准则的无视，甚至是对附加在人本能之上的文化性和道德性的否认。
“莫莫王”是里约狂欢节的特殊仪式。狂欢节正式开幕前的两个月，由市民投票，从体重大于127公斤的成年壮汉中选出一位“莫莫王”，由他引领城市进入狂欢节，是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国王”。开幕式当天，市长亲手将一把象征城市管理权的金钥匙交给“莫莫王”。自此，狂欢节庆典期间，“莫莫王”成了里約的新主，其职能是带领民众狂欢。
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在狂欢中实现了象征性的翻转。原本的狂欢作为反抗的形式，具有了微妙的合法性。当人类世界的普遍规则在狂欢化的城市中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狂欢本身的合法化和被结构化。
相比《浮士德》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中，女巫于森林聚首后，纵火祭奠异教魔鬼的骇人场景，巴西的狂欢节要平和许多，尽管戴面具坑蒙拐骗的小打小闹不断，总体的秩序仍处于官方可控的范围。就此而言，现代的狂欢节已不再是对暴政的反叛，而是一种多民族文化的共同指认。
作者：Firing Moth.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