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在文章和某些公众场合中强调，非常不建议精神心理疾病青少年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目前国内知名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专家基本上都是精神分析流派，部分曾带孩子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家长后悔莫及，认为孩子受到了二次伤害。
而没有带孩子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父母则对我的建议感到疑惑，一些精神分析师甚至对此颇有微词，予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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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特此撰文详细解释。
01、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显现较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在创立精神分析之前，他曾前往法国向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学习，研究歇斯底里症的成因和治疗，并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症是心理创伤造成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从而导致症状。
我认为，这一发现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临床实践表明，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是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的根源。
当时，弗洛伊德和他的合作者还发现，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的强烈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减轻。这个治疗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
弗洛伊德，图片来源于网络
后来，弗洛伊德将它称为“精神分析”。当时一名女性患者对这种方法的形容更贴切——“谈话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和患者巨细靡遗地重建患者的过往经历，如此或有可能找到、并解开症状的根源问题。
用现代心理咨询或治疗角度来理解，这其实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患者能够尽情地倾诉，释放负性情绪，而治疗师则通过耐心的倾听、共情和适当的引导让患者感受良好，从而导致了症状减轻。
不过，弗洛伊德很快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病源的创伤理论，甚至认为患者向其诉说的经历是假的，拒绝承认患者的负性情绪。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弗洛伊德这一重大转变很可能与他和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依尔的竞争并关系破裂有关，也与当时的学术和政治氛围有很大关联。
而且，弗洛伊德曾承认自己对催眠不在行，有资料显示，弗洛伊德对催眠技术的掌握和治疗效果不如布洛依尔，才催生了精神分析。而催眠学由此被滞后很多年。
（以上素材引用自《创伤与复原》，[美]朱迪思·赫尔曼 著；及《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主编 陆林）
虽然弗洛伊德当时的态度产生了大转变，但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学派采取的治疗方法极大地借鉴了当时的“谈话治疗”。
精神分析治疗师会通过交谈，巨细无遗地了解个案的成长经历，内心想法，尤其鼓励个案回忆从童年期遭遇的一切经历或创伤，还包括甚至一些无意识的念头、行为、梦境等等，又或者让个案进行自由联想。
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凭借理论和技术去捕捉可能导致个案问题的潜意识因素，对其作出解释、引导，把潜意识问题意识化。
从整体而言，精神分析注重了解个案的经历和想法，这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方法确实有一定效果的，个案的倾诉、反思、觉悟，再加上精神分析师恰当的而引导，个案的情绪和心结可能有所舒缓。
可问题是，这个过程太漫长了。精神分析学派是长程心理治疗，一般来说，治疗时间大于3个月，有时可达十几年，每周1~2次，也可少达每月或每年1次。（引用自《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
换言之，个案的心理问题是通过精神分析师长期、定期而反复的倾听、引导和陪伴而逐步缓解的。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的负面情绪慢慢得到释放，情绪趋于稳定，理性的认知得以一定的恢复。
但对于青少年患者来说，他们耗不起。他们中的多数人因病情影响学习，不得不休学，患者必须尽快康复，才能重返校园，跟上学习，不至于落后同龄人太多。
虽然说上学不是唯一通往成功的道路，可在当下，这是成功率最高的道路，患者、家长和治疗者在寻找治疗方案时必须重视这一现实因素。
而且，精神分析的理论学说众多，很多学说、概念的逻辑关系晦涩难懂，甚至不同的精神分析师对同一概念可有不同的解读。这要求个案有较好的理解能力、联想力和感悟力。
而青少年患者心智尚未成熟，对人生和自我的理解仍比较浅显，感悟力较差，很可能认为精神分析过于虚无缥缈，甚至无中生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不够专业，水平不高的精神分析师牵强附会，将理论和概念生硬地套用于个案的行为和想法上，反而惹来抵触。
我曾经分享过的案例小勇，其母亲曾带他在英国接受过精神分析疗法。小勇的母亲回忆，那个心理治疗师向她询问了成长经历，但没有重大发现，接着又问她小勇幼儿时的哺乳情况。
“我说那时我工作很忙，给他哺乳的机会不多。不过，我的奶水很足，每晚孩子吃一次就能一觉睡到天亮”，没想到，那位治疗师称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母亲的忙碌和奶水太足，哺乳次数少，孩子在口欲期时没有得到满足，导致了他现在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退行。
这让小勇哭笑不得，小勇的母亲则非常生气，“我的奶水足反而成罪过了？太荒谬了！”
（回看小勇的案例分享可点击：【真实病例】高富帅“渣男”变形记）
所以，青少年患者比较适合疗程较短，见效较快，治疗内容比较清晰易懂的心理干预方法。
我们的诊疗过程便是如此，属典型的临床诊疗模式。在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经历后，我们快速得出诊断，利用较通俗的语言向患者和家属讲解病因、治疗技术和原理，再针对症状精确、高效地治疗。
02、精神分析难以触及内隐记忆
弗洛伊德的伟大之一是提出了潜意识概念及作用。他将人的心理活动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
意识部分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能够主动回忆出、认识到的，或是预见到的；潜意识部分则是那些不为我们所知、意识不到的但又确实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心理活动的部分；而且前意识则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引用自《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
普遍认为，在深度催眠下可令大脑的潜意识有所呈现。可是，精神分析流派的技术中，却缺乏真正的深度催眠技术。虽然自由联想等个别疗法会让个案放松，但其程度远远达不到深度催眠状态。
这就意味着，精神分析流派难以触及个案的内隐记忆中的想法和经历，也无法对此作出处理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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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内隐记忆里的事件会在意识层面和前意识层面有一些“蛛丝马迹”，如果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回忆、诉说，或能重现回忆起来。可是，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耗时太长了，太低效了。
而且，即使个案能回忆起来，往往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只能由精神分析师进行主观解读，效果并不显著。
03、精神分析处理不当可恶化亲子关系
我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形成受到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有不少关于“本能”、“人性本恶”的影子。比如，该学派提出了驱力学说，认为本能的内驱力（又称为“本能”）是产生心理活动的能量。这种本能又存在两种驱力，即性驱力和攻击驱力。
诚然，在专业的精神分析学派里，攻击驱力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攻击行为，而性驱力也不等同于性欲。但一些不专业，对学说理解得较肤浅的精神分析师或会将心理、行为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本能中恶的部分”。
这与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传统文化和主流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国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在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出“性恶论”，但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孟子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深入人心。
在这个基础上，一些走极端的精神分析师过于强调幼年原生家庭的经历对个案的负面影响，甚至认为个案所有的问题和痛苦都是由个案幼年时的父母造成的。尤其是有些青少年本来就与父母关系不良，对父母有所不满，部分精神分析师的这种观点更是迎合了他们的心理，激起了青少年对父母的仇恨。
我们临床实践中碰到类似的案例很多，给我们后续的心理干预带来了很大障碍。国内甚至有知名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专家支持网络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严重恶化了亲子关系，导致病情不断恶化。
我曾治疗过的一个抑郁症患者颇为典型。她的妈妈是老师，过于严厉，教育方法确实有不足，给孩子造成伤害。当时，孩子服用药物，症状有所缓解，但效果一般，母亲就带她去上海找了非常有名的一位精神分析师。
结果，她妈妈说，在治疗前孩子与妈妈非常亲密，有时甚至提出想跟妈妈一起睡觉，对妈妈有安全感。可治疗后，女儿性情大变，对父母恨之入骨，把自己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父母，动不动就指责，甚至打骂。
碍于女儿的病情，她的妈妈也不敢反抗，大气都不敢出，却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长期压力下，情绪濒临崩溃，但女儿看到后却极为冷漠。妈妈跟我陈述的时候，老泪纵横，令人痛心。
后来，我们修复了父母带给女儿带来的心理创伤，再做认知治疗，引导她从积极正确的角度去理解父母，父母也及时道歉、改变，亲子关系就明显缓和多了。
所以，虽然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的根源确实大多来自于原生家庭，但不一定都是幼年，还有儿童及青少年时期，而且还有来自校园、社会、互联网等负性刺激因素，不能以偏概全。
而且，绝大部分父母对孩子的错误教育方式源于对子女的爱，只不过是方法错误，而并不是某些精神分析师所说的“源于恶的本能”、或所谓的控制欲，这完全歪曲了父母的本意和真相。
所以，我们在创伤修复后，就可以向青少年患者解释其问题的根源，让他们看清疾病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理解父母当初犯错的根本原因，理解父母的出发点是爱，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比如父母加强自我反省，学会良好沟通，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而不是仅仅挑起孩子对父母的仇恨后，却不去解决，导致家庭再次陷入创伤之中。
用德国心理治疗师、“家庭系统排列”的创始人伯特·海灵格的话来讲，就是“应该把父母盲目的爱，转化为觉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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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并不赞成对青少年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不但效果低下，甚至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其实，在发达国家，精神分析早就被认为临床心理治疗效果不佳，已逐步遭到摒弃。
但因为该流派长期以来影响巨大，不仅在心理学及医学领域广泛应用，还渗透于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故国内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领域仍以精神分析流派为主，知名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专家也是以精神分析流派为主。请家长们注意鉴别。
在最后，要强调并澄清的是，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疗法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对于精神心理问题不迫切、不太严重的，有较好经济实力和时间充裕的成年患者，尤其是倾诉欲比较强的患者群体而言，精神分析未尝不可。但要谨慎移情的发生，尤其是正性移情，即可以理解为对个案精神分析师的心理依赖。
而且，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流派对人性、意识和哲学上探索和思考，也是有其哲学价值的。
另一方面，我们采取的医学诊疗模式，及深度催眠下的心理干预技术也有局限性，对于10岁以下的儿童不太适合，对于认知水平和悟性较低的个案也不适合；对于偏执型人格改变者治疗难度会增大。如果是成年人，人格固化，治疗难度则更加大，我们一般不收治。
当然，我们的技术会不断迭代，针对年龄小的儿童，后续可能会发展出新的高效心理干预技术。
所以，我抨击精神分析流派并不是盲目的，也仅主要针对青少年精神心理患者的心理治疗领域而言。广大患者家长为孩子选择诊疗机构和方法时，也应多做功课，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和利弊。对于心理治疗而言，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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