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苏轼游杭州
游杭州，如同读一部经典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是苏轼。
苏轼两度赴杭。
第一次是1071年-1074年。在与王安石变法的矛盾中，35岁的苏轼感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主动申请外派，到杭州任通判。
第二次是1089年-1091年，为避元佑党争，52岁的苏轼又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相当于市长）。
在杭州，他的文学作品喷薄而出：史籍留存苏轼在杭州的诗词共有474首。这种爱杭州的程度，大概只有白居易可以媲美。有学者统计，作诗39年的苏轼，平均年产量60首，在杭州期间，几乎每年产百首。在杭州的寺庙中穿行，偶尔会遇到苏轼写的各种碑文。
跟着苏轼游杭州，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官员苏轼的办公路线;一条是士大夫苏轼的日常生活路线。
宋朝人费衮在《梁溪漫志》中曾这样记载苏轼在杭某一天的光景：“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以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倘佯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诉，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而归，夹道纵观太守。”
遥想当年，50多岁的苏市长出钱塘门，和一两个老部下在涌金门泛舟西湖，抵达普安院吃饭，然后在灵隐寺、天竺寺一带游历。从涌金门到灵隐寺，距离八公里多，坐船走路，古时估计也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晌午，在山野寺庙徜徉后，苏市长在灵隐旁边的冷泉亭办公，旁边溪水淙淙，市长谈笑风生中就把案子一一给办了。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移动办公，成为苏轼的标配。
他写诗赞冷泉，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600日，两年光阴，可见其爱之深。
夕阳西下，市长和同事们一起吃晚饭，乘马而归。
这是一位士大夫的一天，有工作有生活，有山野、有禅寺。
作为政治人物的苏东坡，在杭州走的是另一条路线。
走到惠民路，他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遗迹还在。
苏轼好医术收奇方。杭州城闹瘟疫，他曾献出自己的秘方，自费采购药材，在街头支大锅，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
跑到钱王祠，有苏轼为钱王撰写的《表忠观碑记》，后人可见他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方才是英雄。
再到昭庆寺里街22号望湖楼，那曾是苏轼以文会友的社交场所，和官员饮酒、大醉、听雨、和诗。
令人感触最深的，还是苏堤，这是苏轼在杭州最可见的踪迹。
苏堤南面一角，有一座苏东坡纪念馆，人不多，拐进去，可以看到建造苏堤的一些史料。
纪念馆内，节选了苏东坡写给朝廷的奏童《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他向皇帝上呈西湖的五条重要性：放生祈福、百姓饮水、灌溉良田、足水助航、酿酒课税。
申请拨款，拟方案和执行，挖淤泥、筑苏堤、造桥，一位实干家的辛劳，只有真正做过大工程的人才知道。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做官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站上苏堤望白堤，唐宋两代文豪的利民工程，仿佛一位唐朝诗人对话一位宋朝诗人，两位勤政的中年男人，因为一座湖，勾连起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情怀。
跟着苏轼游杭州，欣赏的不仅是杭州的风光美景，更动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烟火气、旷达的文人形象。
按林语堂的说法，苏轼身上有种浓浓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更为动人。
他懂吃，爱喝酒，一个东坡肉菜谱即闻名遐迩;他爱玩，朋友遍天下，不管达官贵人还是乞丐小贩，都可以平等地聊天。
而这个世俗的、可亲近的苏轼，在杭州处处可见。
相传宋朝杭州城以凤凰山为内城，苏公馆就在凤凰山上，南面钱塘江，北瞰西湖。
西湖边上有条东坡路，据说也是因为苏东坡常常经过，在路边讨口茶喝，坐下来闲聊而得名。有一次，苏东坡大肚袒露躺在一张竹椅上安睡，吓跑了一个小和尚。
杭州寺庙多，山多，苏轼自己说：“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灵隐、天竺一带，是苏轼畅游的山野之地，参天大树、清幽寂静、四下无人、泉水淙淙，这种自然、辽阔落到士大夫心里，舒心、惬意。
苏轼在这里有一个杭州政治圈外的社交圈子——僧人朋友圈。这个朋友圈，是为官之外的苏轼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禅佛是士大夫苏轼内在精神的重要部分。在杭州，他有一好友——辩才法师。辩才法师是一代高僧，后人尊奉为“龙井茶鼻祖”。辩才归隐西湖龙井一带，苏轼常过来拜访。本来，辩才不堪访客叨扰，规定“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然而，和好友苏轼相谈甚欢，忘了规矩，送苏轼过了虎溪。
两位好友一赠一答，提笔写诗，写下了一段感人的友谊之歌。官员不见了，高僧不见了，两个真性情的好友跃然纸上。纯粹的精神友谊，心灵的应和之作，如今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杭期间，苏轼曾写下“僧圆泽传”，描写了唐朝僧人圆泽和李源两个男人三世友谊不改的感人传说。今天，到灵隐寺天竺法镜寺不起眼的小路上，游客们还可以见到三生石，上面镌刻了苏轼写的“僧圆泽传”。
跟着苏轼游杭州，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官员苏轼的办公路线;一条是士大夫苏轼的日常生活路线。
作者：曾进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