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党争。在这一点上，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
宋朝：“废法不废人”
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国力消耗严重；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此时，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图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图2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
图3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与名俱灭”
有明一代，“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因其为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封功臣时其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图4 胡惟庸（？—1380年）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还没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由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是，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万历二朝，“党争”正式登场。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仇鸾。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但都未能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图5 严嵩（1480年－1567年）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顺从万历的想法，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上书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20余年之久。
明熹宗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称之为“阉党”。因魏忠贤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覆灭。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图6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并不会被施以刑罚。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远离朝政。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四万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图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到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自此，“金榜题名”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这个区域：如历任首辅的严嵩（江西新余人）、徐阶（今上海松江人）、张居正（湖北荆州人），其中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更是集中于苏锡常地区。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文：爱影
参考文献：《明史》《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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