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了多种报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这些报刊为阵地，不仅倡导变法，还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将妇女解放和拯救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女性人格解放的主张。除此之外，维新报刊还积极吸纳女新闻工作者，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活动舞台。
那么，在中国新闻史上，谁是首位女新闻工作者呢?
她就是康同薇，字文，号薇君，生于1878年12月，其父即为开近代先风之气的康有为。这位康家的新一代女性，自幼不缠足，不穿耳眼，还是不缠足运动的先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常拿她做例子，说明天足的好处，缠足的危害，推动不缠足运动向全国发展。
这与其父康有为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作为维新派的灵魂人物，康有为不仅批判了当时女性被奴役的状况，还在此基础上构想了未来世界里理想女性人格。他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进行批判，认为此观念容易造成女子自身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也认同不如男子，且遭受迫害还不知其害；他对当时社会制度上的“崇男抑女”进行批判，认为这将造成女子在政治、文化、婚姻制度上的一系列不平等，女性一旦失去经济独立，不得不依附男权社会；他对当时社会风俗对女子的歧视进行批判，认为这将会造成缠足以及其他一些风俗得以广泛流行并流传，严重损害女性的身体和精神。为此，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里对这些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认为这些压抑、剥夺女性自由的罪行，造成了妇女“为奴”、“为囚”、“为玩”的悲惨状况，是歧视女性“人格”的表现。此外，他在书中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认为男女同为天民，无论是在聪明才智上还是性情德义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女子因有独立权，并且一切与男子无异。他向往建立一个“男女平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的大同社会。可以说，康有为在大同社会中对女性的构想，算得上是维新派在女性人格方面的最高境界了。
在父亲的影响与有意培养下，康同薇自幼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如自强之道、救国之法、变革之事、她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年纪虽小，却成了父亲得力的助手，以及事业上的积极追随者。其次，渊源家学，加上天赋与后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皆有较深的造诣，难怪连康有为也说她“薇时年十五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遂能编书也。”
后来，康有为支持她阅读更多的经书和作文，并学习《时务报》的时文。康同薇从大量知识里，眼界极大扩充了，充分认识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带来的压抑，以及兴女学对于女性解放的重大意义。
康同薇曾花十几年的时间帮助康有为考证《春秋》，重新解释孔子改制思想，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春秋》思想功不可没。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里，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而康有为对今文经学派最信服，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的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要完成这项任务除了要有渊博的学识、极大的耐心，还要要梳理繁重的文字工作，除了女儿康同薇，没有别人。
此外，她还依据二十四史，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其父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正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康同薇除了接受了西式教育，还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使她能以女性身份从容参与当时社会上的变革。在变法之前，一个女子抛头露面去报馆工作，还将文章公诸于世仍是闻所未闻的。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封建女性里，“女子唯酒食是议”，女子不需要有才能，依附丈夫即可，即使有才，按传统，女性诗文在亲朋之间传阅才是风雅的事情，才是“正道”。
因此，许多深居闺阁的女性，脱离社会，受教育权也被剥夺，严遵“三从四德”，自身深受压迫却不自知，这种境况更悲惨。
1897年2月22日，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的《知新报》，正式在澳门创办。康有为打破传统，亲自聘请自己的女儿康同薇为该报的记者，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的第一位女新闻记者。
《知新报》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的重要阵地。为了让人们了解外国世界，报刊还开辟了“中外近事”等板块，介绍西学，恰好康同薇掌握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在康同薇十三岁那年，康有为勉励她学习日语，后为康有为编撰的《日本变政考》翻译了大量日文资料，康有为记载到，“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
很快，在《知新报》上就出现了署名康同薇的论文，如《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与对女学的精辟论述。
在该报第52期《女学利弊说》里，康同薇以“形质不同，而为人道则一”开篇，认为男女之间并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区别仅为自然身体结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她以国外女学为例，来说明兴女学与国家兴盛衰弱之间的紧密关系：美国女学兴盛则国家空前强盛，印度等国则因女学之衰致使国力不强。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女学的情况，“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其女学之制，约分十三科……其所以异于男学者，不过数事。盖德足以自辅，才足以自养……既无坐食蠢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还指出，国家要强盛必须要有人才，而人才则得益于女学的发展。在她严重，“女子无才便是德”、“唯酒食是议”等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对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压抑，致使女性愚昧无知，不让女性学习先进知识而渴望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就如“止沸而加薪，南辕北辙矣”，所以“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为使女性有助于维新变法，康同薇将弃裹足与兴女学结合起来，表示广大妇女要真正放弃缠足，“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最后，他希望，“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
她还参与了梁启超等人主办的第一所中国自办女子学堂，可以说在近代教育史上起到先导作用。康同薇参与新闻工作，不仅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还影响了当时一部分女性。
1898年7月，在上海，康同薇和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人共同创办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女学报》，宗旨即为：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该报为旬刊，每月三期，每期为一单张四版，在报纸每期第一页上都印有“CHINESE GIRL’S PROGRESS”（中国女孩的进化）的字样；内容多与妇女解放有关，设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板块，每期都有附图，且以白话文为主，开创了普通话办报的新风，致使“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
康同薇是该报的主笔之一，另外还有二十几位主笔，全为女性。不仅如此，为了彰显女性的重要性，主笔之名都刊在报头左侧显著位置。
《女学报》是上海桂墅里女学会的会刊，也是桂墅里女学堂的校刊。于是，有人将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桩事喻为一株果树：女学会为根本，女学堂为果子，《女学报》为叶与花。
实际上，加入按照现代新闻学的标准来衡量，康同薇也算不上中国首位女新闻工作者，因为她没有采访报道过任何一桩新闻，但她作为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仍不失其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