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因编辑正在引起一场新的医学革命，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一出，便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和反对之声充斥于媒体之中。
基因编辑引发的质疑
首先，基因编辑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可能会给全人类带来不可逆的灾难。这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来源于“脱靶”。这是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前还不完善，有可能会剪掉正常的基因，从而导致试验对象身上产生不可逆的基因变化，产生不可预测的人体变异，并且变异会通过遗传进入到人类的基因库之中，污染人类基因库。所以基因编辑技术也被称为“基因魔剪”，它可以造福人类，但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目前科学界的做法都是拿动植物做实验，编辑完了进行跟踪和检测，如果发现编辑的时候剪错了，那么就把实验对象处理掉再重新来过。但如果试验的对象是人，难道你剪错了就能把这条人命扼杀然后重头再来吗？这不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
其次，很多专家对这次临床试验表示了质疑：CCR5是否是一个最佳的基因编辑靶点以及有无必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其实，人的一个基因可能同时影响多个性状，编辑一个基因，可能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已知或未知的风险。比如人体内某个能抵抗疟疾的基因，却同时会增加镰形细胞贫血症的患病风险；某个能保护人体免受伤寒的突变基因，却同时又会增加遗传病囊肿性纤维化的发病概率。
也就是说，对人体内的某一个基因进行编辑，的确可能得到某种好处，但也有可能搞出新的已知的或未知的问题。已经有研究者提出，此次编辑的CCR5基因，虽然能加强人体对艾滋病毒的抗性，但由于该基因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功能相关，所以进行编辑可能会加重人体在遭受感染后的炎症症状。当然，还可能会出现更多无法预料的情况。有学者认为，敲出CCR5会让她们更容易遭受西尼罗河等病毒的侵袭。
再者，由于艾滋病毒具有高变性，病毒还有其他的受体可以使用，敲除CCR5基因，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况且，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成功率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根本无需对CCR5进行编辑。
所以在此之前，基因编辑技术即便要用于人体，也只能用来修改免疫细胞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而绝对不能修改生殖细胞。因为只修改免疫细胞，即便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只会由患者自己承担，而不会遗传给子孙后代。这是基因编辑技术最后的一道防线。
贺建奎团队的这一实验将两个婴儿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 HIV 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该项目的实施无疑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潘多拉的盒子也许就此打开。
人类竞争演变为受精卵的竞争
潘多拉的盒子源于希腊神话，是宙斯给潘多拉的神秘盒子。宙斯禁止潘多拉打开它，但是潘多拉不敌好奇心的诱惑，还是偷偷地把盒子打开了，盒子里面装着许多不幸的事物——疾病、祸害等一一跑了出来。潘多拉把盒子打开后，原本没有任何灾害动乱的宁静世界开始动荡不安起来；慌乱中，潘多拉赶紧盖住盒子，结果盒内只剩希望没飞出去。因此，人类便不断地受苦受难、遭遇种种挫折和折磨。
基因编辑婴儿远远不止导致个体风险那么简单，这个魔盒一旦被打开，人们就可以以各种理由对任何人进行任何可以想象的编辑。许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担忧，如果允许“编辑”人类胚胎，届时就不再是疾病基因被改造，婴儿的其他基因，如控制智力、外型等其他身体性能的基因，也将被随意修改。人们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技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想要的孩子。原本由父母诞生而来的生命，将变成人为改造的生命。
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多重的。首先，生命本身的选择权被无视。在胚胎上进行基因改造试验，获得的是父母的许可、相关机构的许可，而被改造的却是婴儿本身，以至该婴儿下一代的生命。而这样的改造，并未得到本人的允许。如果试验大面积展开，意味着未出生的人类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造，自己无法控制；而出现任何后果，却需自己承担。
其次，人类的基因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可怕的是，人类的竞争将会演变成人类受精卵之间基因编辑的竞争。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同“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念，但这其实是建立在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和遗传的随机性上的。你的孩子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但他有可能非常自律或者善于沟通协调，他也有可能在文学、艺术、体育等某个领域有一技之长。每个人（或者他的子孙后代）都有可能通过在单一领域取得成就，然后打破阶层的束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如果基因编辑技术能够“设计”出在智力、体力、文学、艺术、体育、寿命上全方位超越普通人类的超级人类，那么“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支撑人类文明的信条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富人和权贵阶层可以利用权力和财富垄断这种技术，让他们的子子辈辈都能获得基因上的优势，从而让整个家族牢牢盘踞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而大多数没钱改造基因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将永远被超级人类踩在脚下，永远都没有翻盘的可能。人类社会也将因此而划分成改造过基因的上等人，和没钱改造基因的下等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一些人无法抵挡巨大诱惑，设法通过基因工程改进人类的生理特征，创造无所不能的超级人类。一旦这样的超人出现，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自然人将无法在各个领域参与竞争。理论上说，自然人将逐渐走向灭绝，或者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而且，人类会展开“自我设计”的竞争，设法以更快的速度改进基因。长此以往，基因编辑技术就像是人种战争中的核武器，它的巨大威力和产生的不可控后果，将使人类前途莫测。
每一次发展都与争议同行
CRISPR 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由日本大阪大学研究院石野良纯首次发现，而 CRISPR 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已经成为一项相对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并且已被实际应用于动植物基因编辑中。这一项技术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可能被用于治疗人类基因疾病，但随着技术操作范围（由体细胞转向胚胎细胞）的扩大，相关的伦理争议也开始凸显。
2015年3月，5位学者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联名发表文章《不要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呼吁科研工作者谨慎使用基因编辑工具编辑生殖细胞基因组。然而，一个月后，我国中山大学黄军发表文章，报告了其已使用CRISPR技术编辑86个无活性人类胚胎，以期修改能够导致地中海贫血的HBB基因。
虽然实验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由于伦理问题，该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议。很多人担心，如果CRISPR被用于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组来预防遗传病，那么该技术将难以避免的被应用于修改非医学相关的基因问题。尽管如此，黄军还是被《自然》杂志评选为当年的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由于该文章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同年美国、英国和中国在华盛顿联合组织了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对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安全问题、伦理问题和政府监管进行了讨论。但是直到今天，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没有一个妥善的结果。
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人类首个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历史伦理最终会站在哪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