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流域的文明更替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考古成果早就已经证实，西安半坡文化和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分别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并驾齐驱的古文明，它们产生的时间都是距今6000多年前，应该会同时发展处辉煌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
但中华文化的源流其实是开启于黄河流域，中国的经济中心长期以来也在黄河流域。我国此后几千年间群雄争霸、王朝更迭，争夺的中心区域始终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从半坡文化这朵文明小花逐步发展成代表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长江流域却沦落为中原文化的跟班和附属品。
但到唐代中期以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黄河文明却趋于衰落，长江流域的文明趁势而起，尤其在经济领域，长江流域此后一直领先于黄河流域。元明清三朝，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一直都在北方，但南方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动摇。
长江流域为何一开始就落后于黄河流域，而为什么又后来居上、稳占上风呢？
气候地理决定文明进程
多年来的专家研究成果表明，古代文明的变迁深受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如今的黄河区域气候干燥、干旱少雨，沙尘暴肆虐，但几千年前，北方的气候却普遍温暖湿润，而且没有生态恶化的环境问题，正是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黄河流域的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相比之下，南方则是炎热潮湿，远没有北方气候宜人。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湖北境内竟有成群的大象出没，足以见得当时长江流域的气候是多么的炎热了，就跟现在的东南亚差不多。湿热高温也是瘴疠瘟疫的高发区，在当时科学技术和医术都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战胜这类疫病，对它们一直畏如蛇蝎。因此古代的长江以南常常是官员被贬流放之地，二十四史之一的《梁书》就记载了一位官员宁可降职也不去南方任太守的事例。
除却南北方气候差异外，还有不可改变的地形差异。据统计，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山地面积约占44.5%，高原约占20%，盆地约占13.5%，而地势相对平缓且利于人类生存的丘陵和平原只各占11%，所以它的宜耕土地数量远远小于以平原为主的黄河流域。
南北方的农作物品种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南方的主粮是水稻，北方的主粮是粟和小麦，水稻不像粟和小麦那样易于种植，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开垦适宜的农田，积水时需要开沟放排，干旱时要引灌；而且水稻在栽培技术方面技艺复杂，要求较高，直接撒子播种非常影响水稻的产量。所以水稻的种植规模长时间内得不到扩大，稻谷的收获量不足以让南方果腹。
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南方百姓都是“以渔猎山伐为业”，农耕只能算作一种辅助生存方式。食物来源的不稳定和数量的有限，直接导致了南方人口稀少。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虽对南方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却一直苦于人口不足，兵源和劳动力都相当匮乏。当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东吴被西晋灭亡时，人口也不过才230万而已，还不如北方一郡的人口数量。人口在古代社会一直都是最重要的财富和生产力，在一切生产、生活都需要人力手工完成的时代，地广人稀就意味着一切发展后劲不足。
北方战乱，经济南移
南北方的发展速度就像是龟兔赛跑一样，兔子虽然开始领先可惜不专心，总是跑跑停停，乌龟虽是开始落后了但是胜在持之以恒，坚持就是胜利，南北方的发展也是如此。北方占据了地理便利，在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方面一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政治、文化、商业等方面也一直处于统领地位。不过，就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样，富足的地方是非多，富庶的中原一直是更北方的游牧部族和内部割据势力的争夺对象，逐鹿中原一直困扰着北方百姓。
多年的战乱促使北方人口向南迁移，而他们在南方不只是避难的“移民”，同时也担任了开发者的角色，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开发者。人口的涌入催生开垦荒田和改良种植环境、改善种植工具和技术，到了宋朝，借助以往朝代累积的水利工程、土壤改良和先进农具的运用，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水平就冠绝全国了。
于是，历经了南北朝八王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和北宋末金国灭宋等重大战乱之后，中国农业的重心在南宋时期就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当时南宋民间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天下。充足的粮食供应也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保障，南宋时期的1159年，南方人口为1684万，到1179年，人口达2950多万，在短短20年内，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三。
人力和粮食充裕了，各项其他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如丝织业，北宋南迁之时，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织锦院、文绣院等作坊的工匠把技艺带到南方，并和当地情况结合，衍生出更加高级的纺织技术，苏杭两地的丝织业和刺绣技艺一直全国领先；印刷业和酿酒业也因为技术的滋润，蓬勃发展起来。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文化中心南移
经济发展起来了，文化必然也紧随其后。文人墨客对南方认识的改观从唐朝就开始了，唐朝诗歌中多次出现对南方景色的描写和感叹，其中流露出强烈的欣赏态度，白居易的《忆江南》第一句就是“江南好”，唐末诗人韦蟾更是把江南作为美好的代名词，以“塞北江南”来夸赞贺兰山的美好。
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南方在文化教育上长期落后。而从宋朝开始，江南地区就开始重视教育了，读书习俗蔚然成风，以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各大书院林立其中。根据《全宋词》著录一千多位作家其中籍贯可考者693人，出身南方者占60%以上，其中浙江一省就独占了25%；南方士人在官僚集团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北宋名臣中如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都是南方才子，到了明初南方士人占据了绝对优势。
经济发达了，文化先进了，初时阻碍发展的地理条件反而成了促进发展的优势条件了。山坡被开发成梯田或者种植其他作物，纵横的河道织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网，安全便捷的水路成就了南北沟通、货物外运的最佳途径。
历史证明，人才的流动和技术的交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的优势不过是一时之便。世界早期文明都是起源于河流两岸肥沃的平原地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我国的黄河流域，可是现如今最发达的地区却都不是这些地区，开放、兼容并蓄和不断汲取新营养才能在时代的大潮中激流勇进而不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