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下了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由于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即除了国都北京外，还有一个留都南京，其行政机构设置和北京一样，也设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当京师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做了两百多年“备胎”的留都南京便立刻开始运转，并组建了新的朝廷，历史上将这个由明朝残余势力组建的政权称为南明。
南明成立之初，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除了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外，南明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其中光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一部，就拥兵八十万之众。“江北四镇”中，每镇都有数十万的兵力。此外，在福建、湖广等地的明军数量也相当可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的新政权，结果却不堪一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清军就轻松攻下了南京。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跟南明建立之初的一件大事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关键的一步走错，才导致了后面步步出错。这件大事就是南明在拥立新君问题上的争执。
中国有句老话叫“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南明朝廷建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明朝宗室中的诸藩王里面选出一位来做皇帝。从血缘亲疏方面来看，福王朱由崧（万历皇帝之孙、崇祯皇帝堂兄）显然是第一人选。可是，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当年在“国本之争”问题上曾和“东林党”大臣们结下了私怨。东林党人害怕福王登基后会找他们翻旧账，于是就主张国家在非常时期，应该拥立更为贤明的潞王朱常淓（隆庆皇帝之孙，万历皇帝之侄）为帝。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大部分朝臣的反对，甚至有小部分东林党大臣也认为拥立福王才是名正言顺之举。
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最有话语权（南京兵部尚书为留都百官之首）。但身为东林人士的史可法虽然也想拥立潞王，可又担心这样做会造成内部分裂。经过再三权衡，史可法和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达成协定，既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是拥立桂王朱常灜（万历皇帝第七子）为帝。这一折中方案虽然让大家都不太满意，但还算可以接受。
可是，史可法万万没想到，在他和马士英达成协定后，事态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是福王朱由崧的支持者，当他得知朝廷中的大臣们想拥立桂王为帝时，立即决定先发制人。福王和卢九德主动联系据守江北的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让他们以武力支持福王登基。三位总兵都想得到“定策之功”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立即应予。马士英回到凤阳总督行辕后，得知自己手下的这三位总兵都已投向了福王，为了自己也能成为“定策元勋”，他也顾不上当初的承诺了，抓住时机向福王表示了忠心。而在南京这边，蒙在鼓里的史可法还写信给马士英，痛斥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个不可立的理由。结果这封信后来成了史可法捏在马士英手里的最大把柄。
此外，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支持拥立潞王。可当他看到形势转变的后，为了能在“定策之功”上分一杯羹，也立即改变立场。这样一来，作为南京门户的江北四镇全部支持福王登基，定策之事就不存在什么悬念了。朝廷中的东林党人在既成事实面前无可奈何，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紫禁城武英殿，以弘光为年号，因此后人称其为弘光皇帝。
朱由崧虽然继承了大统，但朝廷中拥立新君造成的影响却还只是刚刚开始。马士英因“定策之功”进入中枢，成为内阁首辅。史可法则被调出南京，督师江北，失去了在朝廷上的话语权。此后一年时间里，弘光朝一直处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与东林党人的内斗之中，军国大事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庸至极，整日躲在后宫中享乐，不闻政事，更是加速了弘光朝的糜烂。
不过，比朝廷中内斗更严重的是，江北四镇总兵有了“定策之功”后，权势得到极大提升。从前江北四镇一直受文官节制，但自从弘光皇帝登基后，四镇总兵自恃“天子乃我辈所立”，开始变得骄横跋扈，拥兵自重，进而挟制朝廷。史可法虽名义上是督师，但却无法调动四镇的兵马，只能无奈地在江北四镇为争夺地盘相互火拼的时候，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因此，弘光朝廷虽然表面上拥有百万雄兵，可事实却完全对军队失去了控制。
1645年，清军南下，南明百万大军纷纷投降，弘光政权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抵抗就被击溃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定策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误。如果当时大臣们能放弃纷争，上下一心，那么无论是拥立哪位藩王，都不至于让军队失去控制。皇帝本人再怎么不济，以南明所拥有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真是一步走错，步步出错。
参考文献：姜曰广《过江七事》、李清《三垣笔记》、谈迁《国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