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当一位法国神父踏上中国上海的土地时，他还不知道，24年后，会有30万中国人的命运与自己紧密相连。
这位神父叫饶家驹，在1937年战火波及上海之时，凭一己之力集聚各方力量在上海南市区成立难民区，挽救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的生命，成为战时平民保护的典范。但这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却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位老朋友。
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法国神父来上海：意料之外
饶家驹原名罗贝尔·夏尔·埃米尔·雅基诺·贝桑热，1868年出生在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桑特镇。
1894年，16岁时的饶家驹加入耶稣会，这是法国当时的主流教会之一。但当时天主教和共和党的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在反教权运动中，耶稣会甚至被逐出法国。
年轻时的饶家驹
二者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饶家驹的职业生涯选择。法国耶稣会没了，饶家驹要想成为神父，就必须得自己寻找其他的培训途径。为了完成成为神父的修炼，饶家驹花费了19年，辗转英国、比利时等国家，牢牢掌握了英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还获得了丰富而直接的牧灵经验。
随着一系列精神、宗教、知识历练的结束，发“末愿”的时刻到来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发誓献身并服务于耶稣会。
耶稣会会徽
你对这个图形的直观感受是？
饶家驹于1913年行了“末愿”，并在同年得知自己的第一个传教工作地点是中国上海。当时的他并不想去上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希望留下来帮助法国重建和加强天主教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迈的母亲重病缠身，自己实在不方便离开。
耶稣会有着很强的传教传统
向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派出了大量传教士
（比如去印度和去中国的）
在写给会长的亲笔信中他说明了不想去中国的这些原因，但同时也声明自己既然献身耶稣会的事业，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任务，他都会尽力去完成。
在饶家驹之前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活动历史
但其传教结果能保持下来的要大打折扣
最终，他还是听从组织安排，于1913年乘上了前往上海的船只。
安全区的建立
到了上海后，饶家驹凭借优秀的英文水平被耶稣会大学——震旦大学聘用，教授英语和自然科学；又于1914年担任了虹口教区的神父，服务当地的中国人和侨居的葡萄牙人。但不幸的是，他在一次科学实验事故中失掉了自己的一条手臂，因此常被称作“独臂神父”。
空空的袖管
独臂神父在他的学生和郊区民众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他个子高，相貌英俊，体格由于经常锻炼非常健壮，朋友口中的他“爽朗自信”、 “乐于助人”，常身穿一袭黑色长袍，胸前别一枚红十字徽章，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
可爱的一位
当时的上海，多数商业区和外国居民区都在公共租界和相邻的法租界。两个外国租界都朝向外滩，北接闸北，南靠南市，是上海最发达的地区。饶家驹所在的教区位于公共租界的东北部，平时，饶家驹穿梭于教会和学校之间，生活简单但丰富，直到进入20年代。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不断扩张下才有这样的规模
万国商团其实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此后的几年，少校也没闲着。1931年，参与了大洪水的营救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担任了华洋义赈会会长，在前线从事救援工作；1934年成为圣皮埃尔教区神父，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访伤者……成为了上海知名的公益人士。
饶家驹与救济中心的孩子
然而真正感动大多数人的，是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所作所为。
1937年8月13日，受日军攻击的上海满目疮痍，侵略者就在这一片黑暗中继续烧杀掠抢。淞沪会战后，成千上万人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
从繁荣富庶
到一片废墟
在南市区尚未沦为战场时，已经有众多中国难民向法租界寻求避难。他们挤在租界大铁门前，试图闯进租界。据估计，至少有25万难民没有任何保护，等待救助，若是无人照看而日军无差别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军队在最初的战斗中没能将日本武装力量清除
以至于海上援军在登陆后得到接应
从南北两面向上海核心区挤压
租界区挡在中间
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和可能性
凭借杰出的外交和组织才能，他召集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官和军方人物在一起开会，经过三个昼夜紧张激烈的谈判，双方终于就建立难民区达成一致：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作为难民避难所，日军不得对此区发动进攻。
法文地图中的难民区
深色部分
这块以饶家驹命名的安全区，南部以方浜路为界，贯穿了上海老城厢；北部以民国路为界，它过去是上海的旧城墙；东部和西部的边界则是法租界的界限。但除了方浜路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其余地方未设路障。
难民区地图
终于，在饶家驹和支持者的努力下，难民区建立，在此后几年成为数十万中国人的容身之所。
关于划定难民区的布告
安全区：地狱中的天堂
饶家驹安全区在整个1938年，为30多万难民提供了救济，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规模如此之大，安全区的管理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方便管理，安全区设有难民委员会，在职能上类似于市政局。委员会把安全区分为九个分区，每个区的区长由难民选出来的中国人担任，管理区下11个细分的部。区长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负责区内难民的登记、住宿、卫生、教育、医疗等等。
南市监督委员会
饶家驹为委员长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难民寻求庇护时，首先要接受检查，确保未携带枪械等违禁物品，接着要进行登记并获得一个印有个人信息的徽章，方便分配住处以及日后的物资。
收集前来避难的难民还只是第一步，真正麻烦且琐碎的是保证安全区内难民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
首先是刚需的饮食方面。开始时食物短缺，西方组织负责食物供应，每位难民每天的口粮也就是两个馒头和两块大饼干。随着组织运作的逐渐正规化，每个区都开始设立大米分发中心和食堂。难民领取大米需要凭票券，每人每日6盎司，儿童5盎司。在阴冷的冬天，送饭车还会把饭送到安全区内最困难的地方，通常是因生病等因素无法移动的难民屋中。
难民排队取饭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在想办法让难民“吃饱”的同时，难民区也在设法让他们“穿暖”，当然，这里的饱、暖，都是相对而言的。
1937-38的那个冬天，上海格外湿冷，无疑给难民区平安过冬增添了额外负担。饶家驹和他的团队从香港收来71袋捐献的衣物，并对衣服进行分类、挑选、清洗、发放，暂时解决了难民区的保暖问题。之后，从海内外收到的捐献衣物越来越多，“难民穿什么”的问题也勉强解决。
除吃、穿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难民区内设立的教育机构。
这块地区放在现在的上海是繁荣的市中心
放在当时则完全依靠外部支援
（难民区大致范围）
安全区管理部门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让难民的生活紧张充实才能保持区内的稳定。饶家驹也强调，难民需要学习一定的技能，方便日后离开难民区后找到工作。因此，难民区不仅为儿童办了学校，还为成年人开设了诸如编筐、做鞋、裁缝等手工课。
课堂除了学习，也是难民交往的场所。难民中有年轻的中共党员，对他们而言，难民营为物色、发展新成员提供了良机。据统计，在难民最后遣返之时，饶家驹安排了88个难民在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为日后的敌后抗战保留了火种。
此外，为了保证难民区的卫生，中国佛教红十字会承担起了收集、搬运尸体等很多工作，安全区也成立了各种小队来打扫卫生，给难民进行卫生培训。在医疗方面，中华医学会在安全区设立了综合医院和妇产科医院为难民提供救助；而天主教会组织、修女会和慈善团体在医疗护理、药品配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陪同国际友人参观难民区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饶家驹几乎每一天都会到安全区巡视，确保一切正常，也会领着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人参观安全区，以让安全区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想必在向观众展示安全区的众多成就时，这位独臂神父的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吧。
1940年，上海时局渐稳，难民大多数回了家乡，饶家驹也在阔别家乡27年后于6月回到了法国。南市难民区被《日内瓦协定》以“饶家驹安全区”为概念记录下来，成为他人道主义成就的文字裱框。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但做过如此重大工作的他却并不为人所知，相当一部分历史学者不知道他，多数中国人民不知道他，连后来的耶稣会也没提起过他。
饶家驹墓地纪念碑
而当我们这些中华儿女想起那段血火纷飞的岁月，感恩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时，也不应忘记这位来自法国的老朋友。
参考文献：
［1］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史话黄浦：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DB/OL].https://www.ccphistory.org.cn/node2/shds/n58/u1ai27023.html
END
作者：酸奶没泡沫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酸奶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