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别人称赞你表现很出色时，你一般都会很客气地回答：“不敢当，哪里哪里。”而在别的文化中，人们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就简单地说声“谢谢”，符合其直率的习惯；韩国人的回答则露出些许不自信：“是真的吗？”而富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一定会说“请多多指教。”
由此看来，小到个人的言谈，大到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语言无不反映了说话者的思维方式。目前，全世界共有7000多种语言，每种语言的形成环境都各有特点，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人们思维特性。因此，不论你到哪一个国家，有时候你只要听一下这里的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你就可以大致了解这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状态和思维方式。
语言影响人的时空观
在澳大利亚一个偏远的土著部落，当地的土语中不用“左”、“右”表述方向。他们不论谈论什么都会以绝对方向（东南西北）来表达位置关系。例如，他们会说：“茶杯放在桌子的西南角”，或“你东边的肩上有一片树叶”。研究发现，依靠绝对方向表述空间位置关系的人在辨别方向方面表现得更加优异。他们即使在陌生的地方也能轻而易举地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
同样，对空间的理解差异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时间的认识。科学家向这个部落的人展示了几组表现时间发展的照片，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或一根正在被吃掉的香蕉。然后要求他们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把这些已经搅乱的图片排列好。科学家发现这个部落的人会把照片按照时间顺序从东往西排列。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坐北朝南的，那么他们的排序将是从左往右；如果是坐南朝北，排序又将是从右往左；而坐西朝东时，排序则变成冲着自己。这样看来，他们不仅能辨别出自己面对的方向，而且还利用这一空间方位建立了对时间的表征。
语言影响人的逻辑判断
英语通常以施动者为主语描述事件，如“约翰打碎了花瓶”，哪怕约翰是无心为之。而讲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人则更可能会说“花瓶碎了”。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会对说话人如何理解事件的因果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凯特琳·弗塞做过一项研究。她让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看几段录像，录像里有两个人故意或无意地打碎鸡蛋。随后弗塞测试他们是否记得录像中是谁把鸡蛋打碎了。结果表明，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很好地记住了故意打碎鸡蛋的人（因为这两种语言对这类事件的表述中也会提及施动者），但是，对于无意打碎鸡蛋的人的记忆，他们的表现不如讲英语的人。由于他们在说话时不会提到无意识的施动者，所以他们的大脑也不会对这些施动者留下记忆，这说明，语言的表达方式影响了人们的记忆和逻辑判断。
另一项研究是让两组实验者观看一段杰克扯掉珍妮衣服的录像，然后分别对两组人员读一份书面报告，其中一篇的表述是“杰克扯掉了珍妮的衣服”，另一篇是“珍妮的衣服被扯掉了”，两篇报告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尽管每个人都观看了相同的录像，但读到“杰克扯掉了珍妮的衣服”报告的人，更多地去责怪杰克，认为应该对杰克进行处罚的人比另一组多了53%。
语言影响人的文化取向
社会学家对几名移居美国的日本妇女做过一个实验。他给每个人一幅画，画上近景是一个夹着书的女孩子，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耕地，旁边有一位妇女靠在树旁。这位社会学家要求她们分别用日语和英语来描述这幅画。结果，用日语时，典型的描述为：“这个姑娘要上大学了，她心里十分矛盾。因为母亲常年有病，父亲为了给她攒学费而辛苦劳作。”而用英语时，典型的描述则是：“这位姑娘是一位学社会学的大学生，她正在观察农民如何劳动，深为农民的艰苦生活所感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使用不同的语言时，人们就会受到这种语言本身文化背景的制约，说出的话不知不觉与那种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致。
语言影响人体感官
受生活环境影响，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汇多达上千个，他们对雪的辨认也比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更为高明。
说俄语的人对颜色非常敏感，他们可以辨别出鸡蛋白、象牙白、奶油白以及骨白色。而对于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某个岛屿上的土著人，绿色和蓝色使用的是同一个单词，实验结果证明当地人对蓝色和绿色的区分能力明显弱于“正常人”。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分别用各种形容词来描述他们对钥匙的感觉。多数德国人选择的词是：坚硬的，有力的，强悍的等。而多数西班牙人选择的词是：小的，闪烁的，可爱的等。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词汇有阴性和阳性之分。名词“钥匙”在德语中属于阳性，而在西班牙语中则属于阴性。
究竟谁说了算，语言还是思维？
既然使用不同的语言会导致人们的思维变得很不一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语言塑造了思维，还是思维决定了语言？
关于这个问题，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上世纪30年代末，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简而言之，就是语言决定思维。很多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一项研究比较了英国孩子和非洲纳米比亚辛巴部落的孩子对颜色的识别能力。英国的孩子通常可以学到11种基本颜色，而纳米比亚辛巴部落的孩子只知道5种颜色，他们将红色、橙色和粉红色统称为“serand”色。研究者如果给辛巴部落的孩子们看粉红色和红色的卡片，他们会说这两个卡片的颜色是一样的，都是“serand”色。随后，研究者教会了辛巴部落的孩子区分粉红和红色的词汇，他们就可以自己区分这两种颜色了。由此可见，识别颜色的能力与语言中是否有这种颜色的概念关系极大。
然而，法兰西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对蒙杜卢库土著部落的研究结果却向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了挑战。研究者发现，在蒙杜卢库人的语言里，没有与长方形、平行线等几何学相对应的词汇，但他们部落里的许多画作却阐释了相当多的几何美学。在测试蒙杜卢库人对点、线、平行线、长方形、对称等概念理解的实验中，他们都能顺利完成试题。这个结果证明，尽管蒙杜卢库人的语言中没有几何学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具备几何学的基本常识，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们对这一能力的运用也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
由此看来，语言和思维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也许语言和思维本身就是一体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