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迅速进入内陆地区，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邓丽君是唯一的。”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感觉是：喜欢，非常喜欢。“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
不止是年轻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并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谓。此后很长时间内，官方对于邓丽君的歌曲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长长的鬓角，裤脚肥大的喇叭裤，手里拿着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三场讲座下来，学生们反响热烈。
当时，邓丽君的音乐磁带难以在内地公开出版发行，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有人回忆称，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
冲不破的网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客居香港的邓丽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员彭燕燕。几次接触后，邓表现出对内地风土人物的浓厚兴趣。随后，官方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级职员牛钊等人与邓丽君开始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新华社方面试探地向她提出赴内地演出的建议。
在商谈赴内地演出的计划时，邓丽君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牛钊后来回忆说：“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可惜的是，当时的邓丽君已经淡出娱乐界，很多事操办起来并不顺利，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演出计划搁浅后，新华社方面又询问邓是否愿意来内地旅游。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和彭燕燕商量了“旅游计划”。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在随后的交往中，邓丽君曾表示：“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时牛钊认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牛钊，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其时牛钊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他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6万元。牛钊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6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牛钊解释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最终，此事也没有了下文。
谈到和邓丽君的那段交往，牛钊在自己的一篇回忆中感慨道：“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十亿个掌声未能响起
1989年初，又一个机会降临在邓丽君身上。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位音乐人、也是内地最早个人组织商业演出的先行者黑子（原名王彦军）在香港找到了邓丽君。据他回忆：“我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以为是钱的事，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1991年，黑子再次来到香港，希望说服邓丽君来内地演出。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内地，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现在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对于最终邓丽君未能来内地，黑子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多年之后，一则台湾的新闻报道似乎揭示了当年邓丽君错失大陆演出的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10日第三版报道：“在5月8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举办邓丽君逝世11周年纪念会暨新书发表会，宋楚瑜在会中首度透露邓丽君无缘赴大陆演唱的内情。宋楚瑜表示，当时他担任‘新闻局长’，蒋经国有一天相当罕见地在‘总统府’召见他，希望他劝阻邓丽君‘登陆’。据称当时大陆已向邓丽君提出邀请，并且承诺在四川举办数十万人规模的演唱会。经过沟通后，邓丽君决定放弃邀请，这一次的放弃使得邓丽君终生没有到大陆去。”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登陆内地，所带给人们的冲击并不是旋律的革新或者柔婉的演绎，它更多是填补一种心灵的渴望，并为日后的个性解放提供土壤。金兆钧对于邓丽君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影响给予了一个启蒙者才相配的评价：“应该承认的是，大批流行歌曲的进入，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自由情感表达的一种需要，而且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流行音乐人，在这一点上，邓丽君功不可没。”
（作者：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