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
从建国到现在的二百余年里，美国似乎一直是个幸运的国家，几乎没怎么付出代价就一帆风顺地成为了世界霸主，并在最近三十年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因此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想法：美国是天选之人的国家，受到上帝的保佑，其发展壮大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是被特别眷顾的。换言之，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例外，不能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套在美国身上，即“美国例外论”。
当然，真正的“美国例外论”比这个含义要丰富得多，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早在英国人刚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就在公开演讲中对民众说：“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美国“山巅之城”的外号就由此而来，那个时候美国还远未出现，而温斯罗普本人也只是在英国南安普顿面对前去北美的殖民者发表演讲的。
而在美国独立后的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温斯罗普的讲话发表二百多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期间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他在波士顿询问过的美国人也称，“我们的历史没有先例” 。
站在温斯罗普的角度，他只是引用了圣经中的语句，告诫前往殖民地的清教徒要恪守与上帝的契约，为教会做出榜样，并得到上帝的帮助，与一百多年后美国的独立实在没什么关系。
而站在托克维尔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新生政体。要知道。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全世界主要国家里通过革命建立、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只有美国——就连爆发了大革命的法国，封建王朝也复辟了。他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正好是和他立足本国国情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相对应的。
说句题外话，前段时间疯传的“乾隆和华盛顿死在同一年”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那一年象征腐朽势力的教皇庇护六世也才去世，号称皿煮白左界扛把子的瑞典则有一位国王出生。年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当时全世界主要国家无一例外是君主专制（如果忽略掉那些由王公、领主、酋长等统治的国家的话），只有美国是个例外。
英国的议会制也不是历史课本上“光荣革命”后“嗖”地一下出现的，而是在19世纪逐渐博弈形成的。就连刚爆发了大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也在那年底发动政变，成了事实上的独裁者。
其实结合一下温斯罗普和托克维尔的看法，“美国例外论”最主要的两点就已经出现了：一是宗教上的虔诚，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受上帝保佑的；二是美国制度上享受了启蒙运动的成果，使这片土地是自由且民主的——很眼熟吧，在《风雨无阻创造美国美好生活》里我们提到过，宗教信仰和启蒙思想的结合，就是美国的“公民宗教”。
高举照亮黑夜的熊熊灯火
美国是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吸纳了大量来自旧大陆的移民。美国虽然宗教氛围浓厚，但宗教信仰自由。整个十九世纪，相比于充斥着战乱纷争、独裁统治、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欧洲，美国确实没经历太多战乱，也更为自由，自然资源也更丰富，这就吸引了大量移民来到美国。
美国的不少有识之士，比如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认为，接受来自旧世界的饱受苦难的移民，是美国的义务，也是美国被上帝选中的标志：“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
这种思想早在美国独立前就有所体现，托马斯·潘恩曾在《常识》里写道：“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庇护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逃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兽的虐待。”
所以从移民检查站望得到的自由女神像，其基石上的铭文在十九世纪是符合事实的：
“把你的疲乏困倦交给我，
把你的贫穷疾苦交给我，
那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缩身躯，
那彼岸无情遗弃的悲惨魂魄。
不论是无家可归，
不论是饱受颠簸，
全都给我！
在这通向自由的金门之前，
我高举照亮黑夜的熊熊灯火。”
美国在1836-1914年间接纳了三千多万欧洲移民，无论他们是因大饥荒逃难的爱尔兰人、躲避普鲁士政权的德意志人、中东欧不满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统治的人还是受到排犹风潮影响的犹太人。二战期间，一大批来自欧洲的科学家移民美国，让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巨大飞跃，并从此领先世界。
对于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他们眼中的“美国例外论”主要体现在美国自由的风气能够包容他们，接纳他们。美国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经济也能够提供给他们机会，挣得富足体面的生活，免于贫困的折磨。
知名美籍犹太裔电台脱口秀主持人丹尼斯·普拉格就提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犹太人在美国的融入情况比在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好——在英国、法国甚至巴西，当地犹太人都会被当成是犹太人，而在美国，美籍犹太人和其他族裔一样被当成是美国人。
他还举例说，哪怕在德国的第三代土耳其人都还会被当成是土耳其人（参考《德国出局，土耳其人请背锅》），然而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锡克教徒的女儿尼基·黑利就可以做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华盛顿犹太政策中心的通讯顾问埃里克·罗泽曼则把“美国例外论”概括为三点：西方民主、自由的存续和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强大吸引力以及持续进步发展以保证前两点。对于移民来说，宗教色彩已经无关紧要，他们热爱的美国是自由、民主、平等、融合以及持续繁荣进步。
暴君很快就会消失
“美国例外论”中，“西方民主、自由的存续和传播”则和美国的外交有关了。
假如爆发独立战争、建立共和国的美国在欧洲的话，怕是早就被镇压下去了——就连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也先被拿破仑篡权，后又被波旁王朝复辟终结。只有美国为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由此观察民主制度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
结果显而易见。19世纪欧洲战乱频发，饥荒也是常事，很多国家在独裁君主的统治之下充满了民族压迫和政治迫害，反而是美国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干扰，民众的自由也有保障，经济持续繁荣，数以千万计的欧洲人用脚投票移民美国。
1847年，曾任美国财长的艾伯特·加勒廷写道：“你们的使命是成为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其他不太蒙眷顾的国家的典范，坚持最高级的政治道德原则，将所有的才能应用于逐步改善自己的制度和社会国家，并通过你们的榜样，发挥对人类最有利的道德影响力。”
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比较弱小，想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也就只能通过“以身作则”的办法了。
但美国也有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以输出其价值观的例子，而且随着美国实力越来越强大，这一面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美国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国会和行政部门就谴责过别国对人权的侵害，比如谴责沙俄、东欧和地中海中部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等。
美国第一次尝试领导世界秩序，是在一战后，美国介入世界大战，总统威尔逊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尽管巴黎和会上美国被英法排挤，但“民族自决”成了构建战后秩序的原则之一。
二战之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大增，就更加积极地推行美国价值观了。在《特朗普×普京=商业互吹+背后捅刀？》里我们就提到过，美苏在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宣言》，美国要求苏联同意保障人权，致力于人员、思想、信息、文化方面的自由流动和相互交流。这一要求看上去似乎很是务虚，但福特总统后来说：“这项宣言重申我们的人道行为标准，它们过去是，也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希望之灯塔。”
冷战之后，美国在全世界以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采取种种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就更明显了。在伊拉克战争前，小布什总统就在敦促萨达姆离开伊拉克、否则将会侵略伊拉克的演讲中说道：“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履行其责任，因此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暴君很快就会消失，你们解放的日子已经临近。”
这甚至不以总统的更替为转移，要知道小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就指责克林顿政府采用太多“目的不明确的军事部署以及目标不清晰的军事行动”。可能在他眼中，911事件后对伊拉克动武算是目标清晰的军事行动吧。
真香。
持续扩张
“美国例外论”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受到过挑战。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1893年提出了一种对“美国例外论”的解释，他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中指出，在美国大片新开发的土地上，开拓者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一起驯服一片凶悍的荒野，这是民主的大熔炉，“摆脱过去束缚的大门”。这种说法与历史学家大卫·波特提到丰富的资源使美国免于物质稀缺、路易斯·哈茨提到的封建束缚的缺席使美国人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都有暗合之处。
然而到了19世纪末，美国西进运动告一段落。似乎保证美国独一无二的西部边疆已经不再具有让美国例外的魔力了。
就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段时间，不少生于美国的民众面临新移民的竞争，他们为谋生不得不迁居大城市或西部的新农场。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变得憎恨移民，他们也对银行、铁路、矿主、大公司和金融精英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们认为这些都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
这些听上去有些像如今的故事，只是要把当时的欧洲移民换成现在的拉丁美洲移民，当年的标准石油公司、摩根大通等换成今天的Facebook和华尔街精英等。
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在当时的发达工业国里，情况也是相当好的。
就以当时经济势头最好的两个国家对比，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已经有6800万人口，领土面积却只有54万平方公里。而美国坐拥9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尚且不到一亿。
更何况德国位于欧洲大陆，与两大强邻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差。反观美国，远离欧洲事务纷争，几乎看不到战争威胁。再加上德国保守专制的政治氛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二十年里每年有十万左右德国人移民美国（特朗普的爷爷就是在这段时间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也就不奇怪了。
所幸当时美国还没有主导世界秩序，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国力上升空间得以兑现。
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也曾一度面临大萧条，也是幸亏罗斯福总统力推新政，才没有让极左或者极右势力在美国掌权。就连当时美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杰伊·洛夫斯通也相信“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经济发展与欧洲不同，因此在彻底革命之前会有一个中间阶段。这一意见自然不见容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于是斯大林就让他靠边站了。
后来的美国总统也会在讲话中带着“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比如肯尼迪就曾引用过温斯罗普那段“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也提出了美国面临的新挑战，“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20世纪60年代的前沿，未知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界，未实现的希望和威胁的前沿……除了这个边界之外，还有未知的科学和宇宙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无知和偏见问题，未解决的贫困与过剩问题”。
在真实的领土扩张结束后，美国需要在其他领域拓展空间以保持其特殊性。
例外论的退潮
到了今天，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美国在全世界个领域内的扩张，已经有了减缓的趋势。我们在《美国这是要缩了？》里就有过阐述。
而特朗普本人则认为“美国例外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他在当选总统前就曾说过：“我不喜欢这个词。 我会跟你说实话。 人们会说我：‘哦，他不爱国。’（但是）看，如果我是俄罗斯人，或者我是德国人，或者我是一个与我们做生意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这意味着）‘我们很特别，你不是。’”
众多媒体也质疑特朗普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不仅较少地维护美国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以及美国的传统盟友，还经常为他们眼中的“暴君”辩护，甚至展现出与普京等人的惺惺相惜。
在外交事务上他也更多地表现出现实主义而不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并把美国看做与其他国家相似——似乎美国价值观并不特殊。特朗普于2017年接受采访时，主持人提到普京是个“杀手”，特朗普却反驳说，有很多杀手，“你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辜的” ？
在当下的环境下，一些历史学家回溯美国历史，认为美国并不例外，特朗普的当选与如今德国、意大利、英国等的民粹主义组织的胜利一脉相承。在对开放边界，自由贸易和共同市场的强烈反对的推动下，他们分享了一种愤怒的民族主义，对建制派精英的怨恨，以及对想象中的过去的怀念，拒绝文化多元化。
而这一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曾出现过。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还不是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尚不显得明显。如今的美国则独自领导世界秩序快三十年了，也是这段时间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再跳出来搞这套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无论如何，美国针对中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以前，是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对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拉起一票盟友搞“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试图建立排除中国的全球化体系。而现在，特朗普逐步放弃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不仅退出了TPP，还吆喝盟友还钱，亲自下场和中国搞贸易摩擦。
这就注定了，美国例不例外，中国今后都得承受压力。哪怕特朗普如今宣布从叙利亚撤军，逐步从全世界战略收缩，对中国也未必是好消息。“美国例外”变成了“美国优先”，可不意味着特朗普好说话。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