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为何最后一败涂地?

宋辽之间的交恶,皆因辽手中握有燕云十六州,而北宋攻克辽朝附属国北汉成为矛盾爆发点。自979年起,两国在边境线上一直摩擦不断,仅979年和980年两年内,双方成规模的战斗就有四起,即高梁河之战、满城之战、雁门之战以及瓦桥关之战。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乾亨四年)辽景宗去世,辽圣宗即位。此时知雄州贺令图及其父岳州刺史怀浦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有奏章(节选):“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非天威兵力决而取之,河东之师几为迁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如此千载难逢之机,宋太宗赵光义自然不会放过,甚至决定要御驾亲征,最后被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至给拦了下来,但是不久李至就因“身体原因”被降为礼部侍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二十一日,下诏北伐契丹,目的就是夺取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

据《宋史》载,宋军部署如下:“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副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副之,以其众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

实际上,在赵光义眼中,宋军的东路军不仅仅是为攻取幽州,还负担吸引和牵制辽军的任务。他料定辽军不敢两线作战,肯定会利用自己的骑兵优势先袭击华北平原上的东路军,这样一来,西路军即可放心攻城略地,最后三路军在幽州城下会师,再合兵攻取幽州。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宋太宗云)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三路大军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各种攻城器械都已准备就绪,比太宗首次“乘胜取燕蓟”还要壮观。

说实在的,就是以现在的战略眼光来看,此计划也堪称“完美”。果不其然,三月初,北伐一开始,北宋各路大军频频报捷:曹彬一路攻克固安南城,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克辽朝寰州。很快,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指挥的宋军又在新城大败辽军。

而辽朝方面,在接到北宋三路大军进犯的奏报后,紧急征调各部族士兵,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驰援幽州;又派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领大军进关。萧太后和圣宗也御驾亲征,坐镇驼罗口(河北琢县东北),指挥各路辽军在琢州一带抵抗宋军。曹彬攻占琢州时,为保幽州安全,萧太后和辽圣宗随即调回东征女真的兵马;又下诏派林牙勤德驻守平州的海岸,以防北宋水师从海道偷袭。直至三月十九日,辽朝才任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较为山西兵马都统,出兵救援节节败退的中、西辽军,但是此时辽城池接连失守。可见,辽朝采取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战术为:以幽州防御重点,集结优势兵力与北宋军队在该地区周围进行决战。

从侧面也反映出赵光义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据《辽史》载:“壬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仍报平州节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马乏则括民马;铠甲阙,则取于显州之甲坊。”

但坏就坏在辽国老谋深算的守将耶律休哥身上,此人接到进军命令后,并没有急于出兵北上驰援,只派了多支小股骑兵,绕到固安一带,专门袭击北宋后勤粮车,且昼夜不息。据《资治通鉴长编》载:“而彬等亦连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势大振。每捷奏至,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

果然,北宋东路军攻占琢州,与耶律休哥相持十多天后,后勤补给的缺陷暴露出来,“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

其实,雄州到涿州的路程没多远,尽管有几道小河或沼泽,但并无高山大水,只要在几个险处设兵布防,还是可以保障粮道畅通的。加上当地百姓都为汉人,非常盼望汉军打回来。只要发动一些大户,粮食还是可以筹到一些的。只是主帅曹彬并没有这样做,见丢失了几车粮食,就沉不住气了,放弃不易取得的成果,丢掉涿州坚城撤回雄州筹粮。

赵光义得知此事后,顿足叹息。据《资治通鉴长编》载,得知曹彬退兵的宋太宗赵光义大惊失色道:“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何失策之甚也。”

此外,辽朝还获悉北宋水师无从海道进攻之意,仅作为宋东路军后勤运输的工具,于是随即调回防守平州辽军。

三月下旬,曹彬指挥宋军东路军从琢州撤退,按照原计划应于四月初抵达雄州。期间,为避免新城的米信指挥的宋军成为孤军从而遭到辽兵围歼,曹彬还派一支军队前去接应。由于驰援及时,使得垂死挣扎的米信侥幸取胜,得以安全撤回雄州。原本“惊慌失措”赵光义此时也理解了曹彬,就派人告知他:养精蓄锐,重整旗鼓,等到西路军攻克全部山后之地,再让三路军会师幽州。

此时的中、西两路大军,却捷报频频。西路军的潘美和杨业,进军神速,陆续攻取寰、朔、云、应等州;中路军的田重进,与辽军苦战,连下飞狐、灵邱、蔚州,生擒辽军救援部队将领大鹏翼,两路宋军“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赵光义高兴之余,还下诏提出了奖励方案,据《宋史》载:“募民有能纠合应援王师者,资以粮食,假以兵甲;禽敌中酋豪者,随职名高下补署;获生口者人赏钱五千,得首级三千;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后,愿在军者优与存录,愿归农者给复三年。”

此时,撤回雄州的东路军,经过长距离来回的运动战后,原应即使进行休整,但是军中诸将听说潘美、田重进等部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所攻取,亦意欲争功,据《宋史》载:“时彬部下诸将,闻美及重进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彬不得已,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

主帅曹彬一时也没了主意,左右为难,最后只好听从诸将之意,违背了宋太宗的命令,“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当时,在涿州东五十里驻扎的辽朝萧太后、韩德让、辽圣宗等人,获悉宋军来袭后,就派耶律休哥轻装上阵,阻击宋军。

当时曹彬的东路军一边急行军一边迎战,用了四天的艰难跋涉和攻城,才重新占有涿州,再进入涿州,辽人早已坚壁清野,人、粮皆空。宋军自带的口粮吃的吃扔的扔,第一天吃饭就成了问题,而后边的粮道已被全部切断,宋军更是陷入困境。“时方炎暑,军士疾乏,所赉粮不继。”得城不能坚守,不得不又弃城而退。

而此时聚集在驼罗口的辽军以逸待劳,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亲自带领下直接杀向宋军。

撤退就撤退吧,曹彬又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有效组织撤退。当时东路军冒雨仓皇撤退,还不如说是逃跑,队伍极其混乱,狼奔兔脱。

辽军大将耶律休哥见有机可乘,立即率军追杀,期间不断有辽军精兵增援。五月三日,耶律休哥追至岐沟关(河北琢县西南) , 与宋曹彬、米信两军发生激战,大败宋军,被 “追 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徐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沙河为之不流”。

得知东路军的溃败,中路军的田重进不得不下令撤退至定州防守;而西路军的潘美、杨业此时也是孤掌难鸣,赵光义只好下诏他们率军内迁并护送云、应、寰、朔四州吏民。

同年七月,获知辽军攻陷寰州,杨业建议,据《宋史》载:“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主帅潘美没有吭声,但监军王侁有异议:“领数万精兵,而怯懦如此!”认为宋军应趁机急行军至雁门北川,“鼓行而往马邑。”得到宋将刘文裕等人附和。

杨业力争:“这样做绝对不行,一定会打败仗!”

王侁冷笑:“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宋史》)”

杨业性直气刚,闻言嗔目大怒:“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宋史》)”于是,杨业率兵从大石路直趋朔州。

临行,杨业向主师潘美泣诉:“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杨业伸手,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宋史》)”潘美觉得杨业很有道理,立即指挥诸将在谷口设伏。

耶律斜轸获知后,连忙派副将于路边埋伏精兵,他本人假装要与杨业接战,两军刚交锋就假装打不过掉马头就跑。已置生死于度外的杨业追上去。果然,辽军伏兵四起将宋军围住,最后大败,退至狼牙村。

话说陈家谷口方面,王侁左等右等也不见杨业身影,认为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引兵离谷口”。潘美见王侁走了,也率军沿灰河往西南行进。不久,听闻杨业军败,潘美为保存实力,马上挥兵后撤,陈家谷口没有一个宋军。最终杨业遭擒殉国。

至此,雍熙北伐失败了。

后世历史学家在整理雍熙北伐失败的原因时,一共提出了几种答案。

第一,北伐时机并不成熟。宋太宗没能准确把握当时军事的现状,无论是分兵进攻的大战略,还是从各地征调精锐组织联军的军事部署,实际上都隐藏失败的危机。据《资治通鉴长编》载,吕中将此视为第一原因:“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埃时,一也。”加上当时赵光义对武将十分猜忌,使大将们避功避权,畏首畏尾,如此在关键时刻自然是顾虑太多,很难集中全力去拼杀。

第二,对辽朝国内政治局势及士气的判断失误。雍熙元年知雄州贺令图上表:“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赵光义看了之后,“始有意北伐”。实际上,贺令图的情报并不准确。要知道当时辽圣宗虽年幼,但其母萧太后却是老谋深算的政治老手,至雍熙三年,萧太后得到了耶律休哥等重臣的拥戴,权力更加巩固了。加上贺令图等人看到韩德让和萧太后的特殊关系,就想当然认为“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实际上以契丹风俗而看萧韩两人的关系没什么不妥。

第三,宋太宗“用人不当”。据《资治通鉴长编》载,赵光义在亲自写给赵普的诏书中,总结了失败的原因,说:“联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龄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侯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稗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联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轴重,往复劳弊,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经这一战,北宋再无力北伐,此后几十年都无人再谈收复幽云十六州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