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唯一一个会对同类进行大屠杀的物种: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在中国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30万。
犹太人大屠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清洗，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
人类史上还有很多的惨绝人寰的人类大屠杀，仅仅是去搜查这些图片资料，所对我的冲击就已经使我难以继续下去，所以就没有再一一列出。
但，人类之间为什么会有大屠杀行为？
如果我们单纯地以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畜生不如这样的词汇来评价那些进行屠杀的人，单纯地表达内心中的愤怒感，那么，我们就无法去理解南京大屠杀、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犹太人大屠杀的真正的原因，无法理解人性。
所以，本文尝试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大屠杀行为。
一：两个于“大屠杀”相关的实验研究
“米尔格伦实验”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Milgram)为了测试人在权威者命令下，会不会做出违法良心的行为，设计了下面这个实验：
被试担任“老师”，实验人员假冒“学生”在“老师”看不到的另一个房间接受测试，“老师”问“学生”问题，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问题。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只是“学生”在假叫，假扮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当电击达到300 V时“学生”拒绝回答问题，超过330 V“学生”静默，不出声。猜猜，结果会是怎样的？
结果是“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在作为权威人物的实验主试的要求下（虽然被试被告诉可以随时离开实验），但是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就是说参与实验的被试有百分之65的人服从了“命令”去电击“学生”，甚至是释放了十分高压的450伏特电流。
“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为了验证情境是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他和他的同事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将24名心智正常的学生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组，12个人充当狱警的角色，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实验时每组只有9人，3人后备。“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囚犯分别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穿囚服（像连衣裙一样的罩衫），右脚戴脚镣。”
实验只进行了5天，那些学生被试和主持实验的教授都“入戏”了——充当警察的学生开始真正虐待充当囚犯的学生，而充当囚犯的学生也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囚犯，主持实验的教授都把自己当成了典狱长。
这两个实验说明了什么？人类大屠杀可能只需要两个因素——服从和情境
1.服从权威与命令
权威人物，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服从的对象，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或者在一种传统的宗教国家、地区，从大到皇帝、国王、教皇、将军、高官….小到一个乡里的村长，教师里的老师，或者家里的长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让处于低一层的人难以反抗，因为人类社会中的等级支配有着更早的起源，不仅仅是人类，大部分物种为了避免成为“无头苍蝇”都会从他们的种群中选出并服从一个“领导”来让种群的生存行为变得更加有效率和秩序，所以在一个种群中服从权威有一种很深层次的社会动力。
一位心理学领域的顶尖人物让你去电一下人，让你扮演“狱警”去欺负一下扮演“囚犯”的学生，即使你知道伤害他人是不对的，但是在实验中，心理学领域的教授就是权威，他的要求几乎可以等于无形的命令，在这么权威的人面前你不想成为一位“坏学生”，你也可能会这样想：反正是权威人物要求，他这么做有她的理由，而且有什么事权威人物去承担。所以即使伤害他人并不好受，你还是会去听从了权威的“命令”。
日本人从小就被接受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对自己的天皇、国家十分的崇拜，所以当时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的一句命令——“杀掉全部俘虏!”使当时日本士兵十分“忠诚”地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纳粹士兵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级一级地服从希特勒的命令造成的；卢旺达总统罹难期间，国家弥漫着冲突、动荡的气息，当时的广播、电视、邻里之间在散播这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鄙视、愤怒，政治语言的抨击变成人身伤害，接着伤害就变成了屠杀，各种邻里的小屠杀中逐渐形成政权（领导）并把地区的屠杀变成国家大屠杀，最后使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
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初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设计了这个“米尔格伦实验”（“权力服从研究”）就是为了测试“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从下面这个因服从命令而造成大屠杀（美莱村屠杀）例子找到：
“在一个名叫美莱村（越南广义省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美军士兵有组织地处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美国军方报告称，死亡168人，其中20%是越南平民。越南官方报告称，全村900名平民中568人遇害)，其间还对遇害者施以强奸、断肢等暴行。”（西摩·赫什《罪案现场》）
而造成这个暴行的就是一句来自于美国的威廉姆·凯利中尉的命令：“动手吧，我想叫他们死”，刚开始其他士兵是有所顾忌的，但是在威廉姆·凯利中尉的再次命令和带头射击下——“我们都是在执行命令”，其实在威廉姆·凯利也不过是接受了上一级的命令罢了。
这就是羊群效应的恐怖一面，一只羊不知道被什么追赶着跑向悬崖，接着那只带头的羊的奔跑引发了其他羊的惊慌，也跟着跑向悬崖，跑向死亡。
仇恨、鄙视、愤怒、恐惧、压力…在人群中就像一种传染病（从众与服从），瞬间传播开来，平时温顺的平民也会变成残忍的暴徒，为什么？这是大屠杀的第二个原因——情境。
2.情境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被试是如何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法自拔的？如何能去虐待别人和忍受被虐待？
——在这5天中，充当囚犯的学生一直被当做真正的囚犯对待，充当狱警的学生也一直按照真正的狱警职责去行事，他们都只是在营造的监狱氛围下一步一步地去适应了各自的角色，然后理所当然地做出他们的角色所应该做的行为——为了让囚犯服从，狱警“适当”的虐待行为是被允许的；因为是“囚犯”，所以“我”不能反抗。
而且主持实验的权威教授为了实验的效果也在默许“狱警”对“囚犯”进行一些非人性的行为，为了保持这个实验情景，自己也成为了“合格的典狱长”，在巨大的情境压力下，他们都被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从而做出一些非人性和不符合自己本性的行为，所以直到一些学生出现心理出现崩溃，实验才被叫停。
这个实验是充满争议的，同时也是不符合伦理的，甚至被说成是造假的，但是这个实验依然可以简单地为“情境可以塑造一个恶魔”这个观点提供了理论和实验验证的基础。
放到大屠杀上，大屠杀的情景就是暴徒对被屠杀者的仇恨、鄙视、愤怒，暴徒会去贬低受害人，把他们贬低到畜生不如的程度（去个性化），然后屠杀就变得十分“合理”“心安理得”地进行，大屠杀期间日本人会把中国人称为“支那猪”（去个性化），德国民众的“排犹情结”（去个性化），胡图族把图西族成为肮脏的“蟑螂”（去个性化）——一群人带着仇恨、鄙视、偏见、愤怒的情绪去毁灭另一群人——“人类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把屠杀他人不当一回事”。
仇恨、鄙视、愤怒在人群结合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像丧尸一样，被仇恨、鄙视和愤怒感染的人会变成丧尸（心理传染病），然后不顾一切地扑向其他人，很难说得清那种感觉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这就像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很鄙视、仇恨一个人的时候，即使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思想——“原谅”“宽恕”，也很难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
更不用说在一群人当中，受群体的释放效应的影响，人群中仇恨、鄙视、愤怒可以把你平时的不满莫名其妙地释放出来，因为你在人群中你的担忧已经被减轻了很多（去个体化，人群中失去自我的现象），大屠杀就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看到、闻到血腥的恐怖事件，那是一群愤怒、杀红眼的人在实施暴行，那是一群人在释放他们的极端情绪，不是一个人，这种时候，只需要人群中的一句话——“杀死他们”就可能引爆群体中的愤怒情绪，从而引发残暴的群体行为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就是一种散播式的大屠杀行为，因为一些人的煽动和领导，屠杀刚开始是小规模的，但是随着狂热、仇恨的情绪的渲染与传播，部分政府组织、军队、民兵、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不断加入和支持，屠杀行为越传越大，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加入屠杀行为——情景因素成为了主导因素，屠杀变成了一种恐怖的自发行为。
二：性本善？性本恶？
所以那些进行大屠杀的人并非都是是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畜生不如，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跟你我一样的正常人，因为他们在情景因素的压力下服从了命令，或者他们是从小就被植入对其他人、民族、国家的仇恨、鄙视、愤怒，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是非对错颠倒的教育，（例如IS组织就是这样去教育小孩子，把他们变成无所畏惧的人肉炸弹的），在对另一个种群充满仇恨和偏见的氛围下，或者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极端环境，就能把屠杀变成“心安理得”的“正义行为”。
因为人的行为具有可塑性，“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下，善良的人也会堕落”。即使是希特勒这样的人也是一步一步被自己和环境塑造成这么邪恶的人的，人的本性不是恶，人不会天生恶，只不过是被诱发和逐渐形成了恶，这并不是在给罪恶开脱，也不是在为了给人类屠杀行为辩护，而是让大家了解大屠杀的产生因素，从而制止这种事件的再次发生以及仇恨、偏见的蔓延。
但如果非要涉及人性的话，人性中的确是存在一些天生的暴力冲动，尤其是男性，在进化过程中，资源是短缺的，在那个时候，生存就需要学会与他人竞争，而力量就代表了和支配一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让我们拥有了毁灭竞争对手的原始冲动，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战争就是一种更加有“理由”地进行相互屠杀行为。这种毁灭冲动可以指向于伤害他人的行为，但是并不是一定就会指向伤害他人的行为，这依然取决于个人和情境因素。
三：被渲染的仇恨
想想一些被诱发的“恶”的人，在日本大地震时你可以看到网上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在叫好的，网上有那么一部分人对日本怀有强烈的仇恨、鄙视、愤怒，不把日本人当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抗日战争，但是却有这么强烈的仇恨感，很多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非理性地仇视着日本，或者因为某些事件，就叫嚣着要战争，然而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例如，下面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但是被仇恨、偏见、愤怒的感染下他们却可以做出过激行为：
长沙反日打砸抢事件（2012年10月12日）
西安日系车主被反日游行者用钢锁砸穿颅骨（2012年9月21日）
在过去发生的大屠杀事件中，所有原因只是促成因素，命令不会杀人，情景也不会进行屠杀，执行屠杀命令的和被情景“感染”都是活生生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会造成屠杀行为。
四：铭记历史，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但，不要忘记了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也有尽心尽力救犹太人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辛德勒（《辛德勒的名单》），也有舍己救人的、胡图族的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卢旺达饭店》），也有部分人在仇恨、偏见、服从压力和血腥的背景下能保留他们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情境并不能决定一切，自己才是决定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人性非本善，也非本恶，但即使有环境的影响，人依然可以选择去追求真善美，而且也应该去追求人类光明的一面”。
所以，每年的12月13日被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些惨痛的事件，为了我们去阻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为了让我们去祭奠死难者，让我们更好地珍惜现在的生活，保护我们身边的人，但不是用来让我们记恨日本人的，如果记住了仇恨，则只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只会引发不好的结果，这正如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所说：“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铭记历史，决不让悲剧重演；哀悼亡者，愿逝者安息。
